關于原審法院“整體回避”（實際應為“不適宜審理”）的問題，此前很少會有碰到。但是面對某一具體個案，一審經過審委會的討論決定，后二審上訴后被發回重審，那原來的一審法院還能繼續審理該案嗎？要回答這個問題，并沒有表面看起來那么容易。

文 | 朋禮松 律師

最近因為考慮一個在辦案件發回重審后的回避問題，聯想到一個實務中的特定情況：一審案件經審委會討論決定，在二審上訴發回重審后，該原一審法院還能繼續審理該案么？

經初步研究，我發現答案應該是否定的。這里，本文盡量梳理清楚，一審法院不能審理的原因到底為何以及這個原因站不站得住腳。咱直接開解···

原一審法院是否需要回避，先搞清楚哪些人員需要回避···

嚴格來說，我國刑訴法所規定的回避，并不包括法院回避。所以，本文所謂的法院回避，其核心要義在于該法院的法官等人員回避，進而導致該法院不能繼續審理所涉案件。

對于發回重審的案件，刑訴法規定的也很明確，要求另行組成合議庭。簡單來說就是要「全部換人」。那好，既然原一審案件經過審委會的討論決定，那簡單來理解，就是原審委會的委員也不得作為合議庭成員。

那審委會的委員都是咋構成的呢？

按照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健全完善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工作機制的意見》（法發〔2019〕20號）（以下簡稱《意見》）第 5條之規定，“ 各級人民法院設審判委員會。審判委員會由院長、副院長和若干資深法官組成，成員應當為單數。 ”

所以，審委會委員中至少有院長、副院長，還有一些資深法官（大多數時候包括法院業務庭的正/副庭長）。那院長、副院長、資深法官都回避了，那該法院還有無其他專業的資深法官來審理案件，這也得打個問號。

再者，如果此前該案審判庭的正/副庭長均作為審委會委員直接參與了討論并作出決定（即使沒有直接參與，也應當列席了），那發回重審后，重新組成并接手案件的業務庭法官，還能不能頂住各院內領導的壓力，對案件作出公正評判，這又得打個問號了。

那就由此引申出第二個問題，審委會參與討論決定的案件，有何確切的實質影響，這也直接決定了原一審法院還能不能繼續審理。

審委會的決定，到底有何實質影響及作用···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制度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實施意見》）第三條之規定，“ 審判委員會是人民法院的最高審判組織，在總結審判經驗，審理疑難、復雜、重大案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

審委會作為法院的最高審判組織，通俗點來理解，就是它針對個案所作出的決定，在該法院具有最高權威，即 其 討論案件或者事項的決定，合議庭、獨任法官或者相關部門應當執行。

那么，對于發回重審后的案件，直白點說，至少說明原審判決存在一些問題。既然如此，那原一審法院若是繼續重新審理該案，幾乎不可能做到不受此前審委會所作決定的無形制約/干預，進而也就直接影響了案件的公正審理。

所以，毫不夸張地說，基于現階段的司法現狀，從最大化減少不公正處理的因素干擾，原審法院的所有法官都需自行回避。

然而，仍是基于現階段的司法現狀，事實卻并非如此！

在具體事項上，存在無法規避的矛盾，且會直接損害當事人的訴訟權利。

如前所述，案件一審經過審委會討論決定，該法院院長作為審委會委員也參與了，那發回重審后該院長就得回避。此時，若當事人及辯護人提出對重組的審判人員提出回避，那該審判人員是否回避，又要由院長決定。院長自己都回避了，還怎么來決定審判人員要不要回避呢？讓一個已經回避的院長來決定另外一些審判人員要不要回避，多矛盾吶，這是其一。

其二，當事人將喪失案件經由審委會討論決定的機會，甚至是直接被認定為無罪的機會。前述《意見》和《實施意見》中均明確，對于重大、疑難、復雜案件，法律適用存在爭議案件， 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或者免于刑事處罰 等諸多特殊案件，都存在經由審委會討論決定的必要。 其中，對于“ 擬宣告被告人無罪的案件 ”，則是「應當」提交審委會討論決定。

要知道，對于案件提交審委會討論決定的程序，要么是院長批準，要么是院長直接提請。那咱們前面提到的矛盾難題又出現了——院長大人都已經回避了，咋還能再來操心這個事兒呢！

假設院長在原一審“鬼使神差”沒有參與審委會的討論決定，也沒有在重審中回避，那是不是還有機會？

再看，按照 《意見》第16條之規定，“ 審判委員會召開全體會議和專業委員會會議，應當有其組成人員的過半數出席。 ” 換句話說，如果重審案件屬于「應當」提請審委會討論決定的類型，那刨除之前因自動回避的過半數人員，剩下的組成人員都已經湊不齊半數了，那此時的審委會也就名存實亡了，何談啟動？更遑論能給當事人無罪呢？

所以，回答本文的問題，在案件一審經審委會討論決定的情況下，二審發回原審法院重審是不恰當的。

@刑辯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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