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之策，可抵百萬雄兵！”

這是康熙帝對大清開國謀臣范文程的一句評語，大有將之與漢初張良、明初劉伯溫相提并論的意思。

張良、劉伯溫，千古聞名，范文程少有人知，不是因為他名不副實，而是他身為漢人卻投靠滿清，有“漢奸”嫌疑，為傳統宗法社會所不齒。

但是，也有人不認同“范文程是漢奸”的說法，理由有二：一、滿清只是邊疆少數民族，但不是異族；二、范文程雖是漢人，但細看身世經歷，他從未入過明朝官場，自始至終沒有侍奉過二主。

立場不同，角度不同，歷史人物充滿爭議，實屬正常。

既然如此，探討這個人物，咱們不妨擱置爭議，只論史實，來看看這位被康熙盛贊的謀臣，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萬歷二十五年（1597年），范文程出生在祖籍沈陽的一戶仕官家庭。曾祖父范銳，曾出仕為明嘉靖朝的兵部尚書；祖范沈，曾官至沈陽衛指揮同知。小時候，范文程聰穎好學，悟性高，遇事極機敏。其父范楠因為沒能讀書入仕，時常以“望子成龍”的口吻夸他，此子類賢不類父，將來必定金榜題名，光耀門楣。

若是太平盛世，換在安穩之地，范楠的夙愿也許不難實現。

怎奈，當時的遼東地界，因努爾哈赤的崛起而動蕩不安。萬歷四十三年，范文程與伯兄同進沈陽縣學秀才，次年回撫順奔喪。正是這一年，努爾哈赤宣布與明朝決裂，建立“大金”政權，遼東因而成了烽火連天、兵荒馬亂的戰場。

天命三年（1618年），努爾哈赤率虎狼之兵攻克撫順，大肆擄掠，而后將所擄人畜三十萬分別賞賜有功將士，降民編為一千戶。范文程身在撫順，自然難以逃脫，他先是被綁入降民之列，差點被殺，后來僥幸被編入滿洲八旗鑲紅旗下為奴。

按說，作為大明的子民，遭此劫難，應該痛恨滿人才對，但范文程卻因為努爾哈赤的一個舉動，而有了一些“感激涕零”的情感。

據史書記載，多年后，有一次，范文程回撫順葬親，去墓地的路上，他指著一處地方對好友孝廉講說，這就是我差點被“殺”的地方。當時十七個人皆被綁，行將施刑時，太祖忽然問，“你們識字乎？”眾人答，“是生員。”太祖聽了很高興，最后將十七個讀書人都留了下來。

另有諸多文獻記載，努爾哈赤在大開殺戒時注意到范文程，是因為他相貌不凡，有偉岸之姿。后經詢問，得知他是范仲淹的后代，努爾哈赤便對身邊貝勒說，“此名臣子孫也，其善遇之。”

這兩種說法，雖然情節有別，但都突出了一點，范文程歸清，是仕子遇仁主，其間沒有什么背叛，只有順應天下大勢。

說到順應天下大勢，禮親王昭梿將范文程描繪的更具豪情，他略去范文程被擄這一節，宣稱他是大丈夫識時務，“仗劍謁軍門”，主動投奔了努爾哈赤。

這幾種說法，范文程因相貌不凡僥幸活命，恐怕更接近歷史的真實。要知道，努爾哈赤在強勢崛起之時，有極其野蠻的一面，他極度厭惡明朝的讀書人，認為“種種可惡，皆在此輩”，恨不得將這些人斬盡殺絕，所以范文程因識字而活命，可能性微乎其微。

這一點也決定了在努爾哈赤時代，范文程不可能受到重用。事實上也是如此，僥幸活命之后，范文程沒有擺脫歧視與凌辱，在壓抑郁悶中，他整整苦熬了九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努爾哈赤死后，皇太極站在其父的肩膀上，帝王格局要高得多。登基即位后的第八天，皇太極便讓所轄漢民“分屯別居，編為民戶，選漢官為清正者統之”，如此一來，百分之四十的漢民奴隸恢復了民戶的地位。不僅如此，皇太極還與時俱進，摒棄了其父對漢族知識分子的野蠻與偏見，多次選拔和薦舉漢族和蒙古族官員加以“量才錄用”。這一系列的舉動，贏得了不少漢族和蒙古族有識之士的支持，他們甘愿“實心齊力報答皇恩”。

這其中，范文程就是典型一員。

天聰三年（1629年），皇太極設立文館，要求文館“以歷代帝王得失為鑒，并以記躬之得失”，這是“知興衰，明得失”的又一雄主舉措。為了盡快為文館招攬人才，同年八月，皇太極頒布一道上諭：“自古國家文武并用，以武力戡禍亂，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興文治，于生員中考取其藝文通明者，優獎之，以昭作人之典。諸貝勒以下滿、漢、蒙古家，所有生員俱令考試。于九月初一日命諸臣公同考校。各家主毋得阻擾。有考中者，仍以別丁賞之。”

參加這次考試的生員一共300多名，最后錄取200名，范文程以卓越文才，名列前茅。

在創業集團，敲門成功之后，有大才，能獻破局之策者，往往很容易出頭。進入文館之后，范文程心智極明，他不僅體察到皇太極的困境，而且胸中已有解困之策。

自努爾哈赤在寧遠被袁崇煥挫敗郁死之后，皇太極在寧遠、錦州一線與袁崇煥多次較量，但如遭遇克星一般，近乎每一次都以損兵折將而告終。

此時的范文程只三十歲出頭，作為謀臣，他起點甚高，上來便將袁崇煥剖析透了，所出計謀也是令人側目。

范文程對皇太極說，袁崇煥此人，不僅敢戰、敢守、敢拼、敢勝，而且具有謹慎清醒的頭腦。他知自身優勢，亦知自身弱點，若硬攻強取，恐怕難以奏效。汗王應該清楚，眼下袁崇煥拋出“和議”，實為拖延時間，以便補充兵力，鞏固城池，進一步理順與部將的關系。我若硬對，看似上策，實則失智。

皇太極問，何為上策？

范文程說，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以“和議”對“和議”。

皇太極又問，怎講？

范文程說，我以“和議”迎之，流言即出，猜疑即起。造此局面，猶如繩索套入袁崇煥脖頸，只要稍加手段，施以離間之計，繩索必緊，袁崇煥必死。

皇太極聽罷，深以為然。

刀落到地上，撿起才是兇器。

陰謀正相反，落地才算本事。

范文程絕非“紙上談兵”之輩，陰謀和盤托出之后，緊接著，他又彎腰撿刀，向皇太極進獻了落地之策。

范文程建議，汗王應搶在袁崇煥之前進兵。具體而言，可借道蒙古，繞過錦州、寧遠，攻打北京，使袁崇煥被動回師北京，造成其引八旗軍入關的假象。如此行事，再尋機施以離間計，崇禎驚懼之下，猜忌加重，必殺袁崇煥。

皇太極依計行事，于天聰三年十月，發兵大舉向北京進犯。進兵途中，八旗軍俘獲兩個明朝太監。范文程當即利用這兩個太監，設計了針對袁崇煥的離間計。

計謀定下，皇太極密令副將高鴻中、鮑承先等坐在離兩個太監很近的地方，隨意閑聊。高鴻中對鮑承先說，此次進兵，是汗王設下的計策。漢王與袁崇煥早有密約，圖明之事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

聊完，兩人故意制造機會，讓一個姓楊的太監趁機逃走。楊太監逃回北京，立即將聽到的機密稟告崇禎。當時，朝中已有一些人在猜忌攻擊袁崇煥，說他引狼入室，目的是脅迫朝廷答應他提出的與后金和議的主張，好與后金訂下城下之盟。

崇禎本就是猜忌之主，經此離間，火上澆油，他頓失理智，一憤怒，一顫抖，袁崇煥隨即被押入大獄，第二年遭凌遲處死。

自效命皇太極以來，范文程對自己似有定位，他志在力挽狂瀾，不愿有文人之弱，只能做幕后謀臣。正因為如此，在這一場攻伐陰謀中，除了計除袁崇煥，他還有策馬陣前，立于城頭，屢建奇功的時候。

史書記載，進兵的路上，范文程策馬向前，先后招撫了潘家口、馬欄峪、山屯營、馬欄關、大安口五城的官兵。明朝派兵圍攻大安口時，他又親率槍炮手，殺敵甚眾。

在八旗軍連克遵化、永平、灤州之后，范文程又奉旨同參將英俄爾岱、游擊李思忠率備御八員、兵八百人，留守遵化，以策應皇太極進攻北京。雖然明軍對遵化攻之甚銳，但范文程勇毅非常，最終“突圍力戰，拔之，不失一人。”

經過此一場攻伐陰謀，皇太極意識到范文程是第一流且能上陣廝殺的謀臣，但鑒于他是漢人，第一次策勛時，皇太極給的不多，只授了一個游擊世職。

這是一種帝王術。

雄主用非常之人常常如此，可以聽信，可以賦權，但頭銜從不輕易給予。這樣做有兩個好處，一是可以進一步激發利用，二是便于駕馭掌控。

皇太極的眼光無錯，他所看中的范文程，格局一旦被打開，的確潛能巨大。縱觀上下五千年，第一流的開國謀臣，往往都是如此，善使陰謀詭計，不算大智，大本事。

能攻心、誅心，于混亂復雜中看定天下大勢者，才是。

范文程計除袁崇煥之后，最先凸顯出來的就是他的大局觀以及“攻心”之術。

天聰五年八月，皇太極統軍進攻明朝的大凌河城，城中的蒙古降兵有五百多人暗中叛逃，皇太極盛怒之下，要將這些降兵全部抓來殺掉。范文程從容進說，提醒皇太極，仁厚比殺戮更具威力。當戰斗進行異常激烈時，范文程提出愿單槍匹馬前往城中勸降。皇太極擔憂他的安危，起初并不同意，但范文程說，誠可服人，大勢更可服人。

果然，范文程單騎進城后，不戰而屈人之兵，很快便收繳了城中刀槍。

天聰六年四月，皇太極率師遠征蒙古察哈爾，林丹汗聞悉率部民逃走。八旗軍追擊到歸化城后，見到人去樓空的景象，皇太極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困境。

這時候，站出來為皇太極解困的又是范文程。

范文程上奏說，入則利在深入，當乘明朝不備，以議和做幌子，直抵北京，然后毀山海關水門而歸。

透過這道被《清太宗實錄》全文載錄的奏折，可見范文程的腹黑與奸詐，亦可知君子是做不了謀臣的。

皇太極依計行事，一方面致書明朝大同等地方官員，要求議和，并以十日為限；同時縱兵宣府等地，沿途進行搶擄。此前，八旗兵雖然歷經幾十日的長途跋涉，早已疲憊不堪，但經范文程此番刺激，不僅士氣大振，而且回師收獲巨豐。

天聰七年，八旗漢軍建立，范文程被眾議推舉為固山額真，然而皇太極卻說：“范章京才誠勝此，然固山一軍職耳，朕方資為心膂（脊骨），其別議之。”

此話意味著皇太極事實上已將范文程視為肱股之臣。

天聰九年，皇太極宣布廢除“女真”稱號，定族名為“滿洲”。第二年五月，又改“大金”為“大清”，正式建立清朝，登基稱帝。

皇太極稱帝后，對朝中文武機構進行了擴充，把原來的文館擴編為內三院，即國史館、內秘書院、內弘文院，各設大學士一人主持。范文程被任命為內秘書院大學士，官爵晉升為二等甲喇章京。

內秘書院大學士雖不在議政大臣之列，但范文程實際上扮演的卻是當朝大軍師的角色。史書記載，“文程所領，皆樞秘事”，每議大政，皇太極必問：“范章京知否？”或者“何不與范章京議之？”在范文程有病時，庶務未決者，總要等范章京病愈再裁決。撫諭各國敕書，皆范文程來寫，最初，皇太極還要審閱，后來就不再看了，還說不會有謬處。范文程在朝中的顯赫地位，朝鮮人也有記載：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朝鮮國王李倧詢問從沈陽回國的信使，清廷“諸將用事者誰乎？”信使舉出的頭一名就是范文程。

皇太極從即位之日起，到崇德六年，雖曾三次率軍突入關內，卻總因拿不下山海關與錦州而難以實現宏愿。

此時，鎮守山海關與錦州一線的是新任薊遼總督洪承疇。

此人是大才，極難對付。

崇德六年，皇太極揮兵圍攻錦州，欲引洪承疇前來一決雌雄。洪承疇應戰之初，頗為持重，他率吳三桂等八位總兵，共計十三萬大軍馳援而來，大軍云集寧遠，他沒有冒然前行，而是分兵向杏山、松山緩緩推進。

面對洪承疇的步步為營，穩中求勝，皇太極頗為無奈。誰知，就在這關鍵時刻，明朝新上臺的兵部尚書陳新甲卻以持久廢糧為由，派員臨陣監軍督戰。洪承疇經不起催促，輕易將糧草留在寧遠、杏山和塔山外的筆架崗，而后僅率六萬兵馬冒然先行，令其余兵馬隨后趕上。

洪承疇抵達松山、杏山一帶后，將騎兵駐扎在松山東、南、西三面，將步兵布防在離錦州僅六七里地的孔峰崗。

皇太極、范文程這一對君臣，陣前眼光甚毒，看準洪承疇的破綻之后，皇太極親率大軍從盛京趕來，直插在松山、杏山之間，此舉不僅截斷了明軍之間的聯系，而且斷絕了洪承疇的退路。面對來勢洶洶的清軍，洪承疇意識到了兇險，正想應對補救，皇太極已派兵奪取了塔山的糧草。

如此，洪承疇陷入了絕境。

隨后明軍固守松山，就像垂死掙扎，洪承疇沒能逃過劫難，最終因城破被俘。

清廷后來編貳臣傳，洪承疇位列第一，在清人眼中，他也是可恥的第一漢奸。然而，在被俘之初，洪承疇并非一副貳臣的嘴臉，有史料講，對面滿人，他曾破口大罵，并將脖頸置于滿人的屠刀之下，誓要去做一心求死的忠烈。

這樣的一個洪承疇，滿人想征服，其實是無從下手的。

但漢人范文程一出馬，僅一個回合的攻心，洪承疇的心理盔甲頃刻間被徹底卸下了，不僅如此，他還在范文程面前露出了“惜命”的破綻。

范文程見洪承疇，究竟是如何攻心的，史書上沒有記載，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范文程必定耍了推己及人的高情商手腕，不僅摸到了洪承疇的軟肋，而且有效地敲打了他的軟肋。

史書記載，兩人談話時，范文程注意到一個細節，房梁上偶爾掉下一撮塵土，落在了洪承疇的衣服上，洪承疇“本能”地用手將灰塵拂去了。

這樣的一個范文程，簡直可怕，一枚針落在海底，恐怕也難逃他的“法眼”。

因為不僅看透了洪承疇，而且軟化了其心理，接下來，在范文程的指點下，皇太極拾階而上上演了脫下自己的貂皮裘袍，親手為洪承疇披上的關懷好戲。

有人說，天底下第一等厲害的人，不是頂天立地的豪杰，而是能讓這等豪杰跪下的人。

細品范文程，尤其在降服洪承疇一節上，便有這樣的意味。

降服洪承疇后，范文程還有一幕讓人不得不提。據說，當聽說洪承疇被拿下后，他對皇太極說了這么一句話——從此以后，崇禎再無法相信臣子；臣子再不會忠誠。

聯系到明亡時崇禎的悲慘下場，這話即便冷卻五百年，依舊散發著殺人誅心的殘酷味道。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皇太極猝然病逝，滿洲皇族內部隨之爆發了一場爭奪帝位的斗爭。對范文程而言，這亦是一場嚴峻的考驗。

果然，當各方妥協，福臨繼位后，兇險隨即向范文程襲來。

先是“阿達禮、碩托”案爆發，范文程所屬的鑲紅旗固山貝子碩托因叛逆罪被誅殺，他被改主撥屬鑲黃旗下；而后，此風波還未平息下來，豫親王多鐸竟強奪了范文程的愛妻。

故主被誅，愛妻被奪，面對這等兇險考驗，范文程選擇了隱忍而不頹廢，弘大而剛毅。

當時的范文程深知一點，若想在順治朝屹立而不倒，他必須呈現更大的價值，建立更大的功勛。

正是在這樣的心境背景之下，范文程拿出了他作為大清開國謀臣的巔峰之作——《入關論》。

順治元年三月，清軍欲再度伐明，但對出征目的不甚明了。當時，范文程并不十分清楚北京的情況，但他自信已看清了天下大勢。他上書輔政王濟爾哈朗和攝政王多爾袞，一方面敦促清軍盡早入關，一方面對天下大勢做了精深分析。

范文程指出，明國四面受敵，國家陷于混亂，這是上天眷佑大清；目前的形勢，猶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大清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頭爭奪；當下正是攝政王建功立業的大好機會，失此機會，必貽悔于將來；進取之日，請出賢士以安撫民眾，一定要嚴敕六軍，秋毫無犯；如此，中原官兵盼得雄主，自然會近悅遠來，向風歸順。

《入關論》是大清文獻中第二篇全文載錄的范文程奏章，雖然不足五百字，卻被視為清王朝最重要的文獻之一。它不僅改變了大清發動戰爭的性質，而且在大明將亡未亡的關鍵時刻，提前一步明確了戰爭的目的，這不僅贏得了戰機，也贏得了出師之名。

康熙年間的內閣學士韓芙在評論范文程的《入關論》時說：“佐命興朝，首倡入關廓開大計，所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者。厥后皆如公策，而我國之大業以成，萬世之丕基以定。”

更有人說，范文程《入關論》高過諸葛亮的《隆中對》。

順治元年四月初九，攝政王多爾袞采納范文程《入關論》，率十萬大軍出發攻明。四月十四日，明將吳三桂忽然派人前來求兵。多爾袞見吳三桂不敵李自成，產生畏懼心理。猶豫時刻，多爾袞想到范文程，急忙派人將尚在病中的范文程接到帳中。

此前，李自成滅明，已被范文程預見。眼下，李自成勢盛，范文程依舊沒被假象迷惑。

他果斷地向多爾袞進言，李自成必敗，清軍必勝！

范文程此言，堅定了多爾袞進兵的決心。四月二十二日，兩軍大戰于山海關石河西，李自成大敗而走，清軍獲得大勝，并乘勢追擊。

范文程隨多爾袞入關進京之后，將《入關論》中“誅心”的精髓發揮到了淋漓盡致的程度。他親自起草檄文，忽悠大明百姓，將清軍進京標榜成“復君父仇”。此外，他還利用崇禎的亡魂，煞有介事地為大明亡國之君搞起了發喪厚葬之事。

此舉，劉邦亦用過。

而范文程在大清開國之時，確似張良輩，有將天下人心玩于鼓掌的城府。

《史記·陳丞相世家》記有大漢開國謀臣、大陰謀家陳平的一段話：“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

陳平這段話揭示了歷代陰謀家難以示人的憂懼心理，他們擔心陰謀搞多了，傷天害理，將來必定難得善終，逃不過斷子絕孫的惡咒。

說范文程了不得，還有一點即在此，他以全身而退的大智慧，打破了陰謀家的宿命。

范文程歷經四朝，尤其是從皇太極到多爾袞再到順治，他所處的環境，其實極為動蕩兇險，稍有不慎，便可能粉身碎骨。

置身其中，范文程將全身而退的大智慧濃縮成了兩點，很值得后世借鑒。

一，從不居功自傲。

史書記載，范文程一生，所進奏章，數量驚人，尤其是皇太極當政時期，眾多重要奏章多出自其手，但是，他卻焚毀了所有底稿。

二，君子不黨。

攝政王多爾袞自進京之后，多有咄咄逼人之勢。范文程雖襄助其逐鹿中原，卻始終與多爾袞保持著微妙的距離。

這一點，順治看的很清楚，亦很感念。

史書記載，順治五年，多爾袞大權獨攬，曾命范文程等人刪改《太祖實錄》。范文程深知此事關系重大，一旦朝局有變，恐有殺身之禍，遂以養病為由，閉門不出。

果然，多爾袞死后，曾為之刪改《清太祖實錄》的剛林等人被處死。

順治為此評價說：“文程在盛京時不附貝勒，后亦不附睿親王，眾所周知。”

歷經三朝變換，在大風大浪中能將船行得如此之穩，這就是大不易。

順治十一年，范文程因年老多病，多次上疏乞休，順治最終同意。

之后，范文程又悠然地活了十一年，直到康熙五年，以七十高齡善終，且兒孫眾多，家門興盛。

對于自己的一生，范文程晚年常說一句話：“我大明骨，大清肉耳。”

這話語中，有慚愧嗎？

不曉得。

不過，坦然確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