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在《花剌子模信使問題》中講了一個寓言。

這個故事頗為生僻，不見諸任何正史，王小波說是野史記載，我估計是他杜撰的，因此我稱之為寓言。寓言基本上都是虛構的，但預設的情景與故事，一般都具有教育意義，頗含深意。

這個故事說的是，中亞古國花剌子模有一古怪的風俗，凡是給君王帶來好消息的信使，就會得到提升，給君王帶來壞消息的人則會被送去喂老虎。于是長久下去，國王就只能從信使這兒聽到好消息，其結果可想而知。1231年，蒙古大軍西征，花剌子模滅亡。不知道當時的國王，是不是聽到的都是好消息。

為什么會想到這個寓言，是因為這兩天，出了個張繼科的狗血事件。這位世界乒乓球運動的天王巨星，前兩年在一次賭博中欠下巨資寫下高利貸借條，而當債主持借條上門時，明明有錢償還的他，卻一邊高消費買幾百萬的豪車，一邊把時任女朋友J姓明星的私下視頻發(fā)給債主抵債。債主轉身找J明星要錢，J明星當時就報警了，債主被判入獄7年。

整個事件，核心事實完全建立在張繼科本人之上，行為之無恥卑劣，令人發(fā)指。然而，當社會輿論幾乎眾口一詞同聲譴責的時候，卻有另外的聲音跳出來指責涉事記者，認為他暗算了J姓女明星，屬于居心叵測，一時間成了眾矢之的。

這在輿論學上有說頭，是典型的混淆視聽模糊焦點。一件影響重大的新聞事件，不去聚焦核心事實，反而將矛盾對準記者，并引發(fā)一干人等附和，能夠有效降低對新聞當事人的關注度。具體來說，我不知道是誰從中操作，更不知道是誰獲益，但顯然有人操縱。

不過，這個說法是經不起推敲的。從事實邏輯來看，時間線不支持這種說法。并不是當事記者李微敖率先挑起話題，是有網絡傳言已經在傳播張繼科的狗血事件，張繼科團隊不僅沒有承認，而且以強硬姿態(tài)要對幾個傳言網友訴至司法，試圖堵上別人的嘴。李微敖看不下去，才站出來說自己手里有證據，從第三方的角度證實了傳言，最終引爆輿論。如果不是李微敖仗義執(zhí)言，以張繼科團隊的能耐，這事很有可能就會被消失在茫茫網絡之間。

記者是社會的報信人，他所關注的是公共利益，只要事涉公共，就有應該公開。即使事實令人不快或者讓人感到不舒服，事實就是事實，只要與公共利益相關，就應該被公開。這時候，我們應該關注的是事實本身，到底是否真實，只要是真實存在的，記者就應該免責。這應該成為新聞工作的信條，但在現實生活中，卻屢屢被各種立場所左右，以至于我們經常看到的是被扭曲的事實。

那么這件事到底是不是公共事件。兩位當事人張繼科和J姓女明星都是公眾人物，責權相等，是現代社會基本原則。他們既然享受到了公眾人物帶來的好處，就應該承擔隨之而來的責任，那就是被公眾所關注。尤其是張繼科，是由海量公共資源積聚，堆肥培育而成的體育明星，既享受了舉國體制的便利，又獲得了市場的青睞，兩頭吃，兩頭的好處都占盡。自然而然，社會公眾對他有更高的道德要求。

商家在他身上的巨額投資，看中的就是他的市場價值，而他的市場價值，也是建立在完美人設的道德基礎之上的，如果行為道德上確實有虧，隱瞞不報就屬于商業(yè)欺詐行為。除了商業(yè)信譽問題，還有司法問題。J姓女星當是如日中天，各種好萊塢大片帶飛，原本是一對神仙眷侶，卻慘遭張繼科將私拍視頻轉讓他人，繼而被敲詐勒索。嚴格來說，不僅僅是渣的問題，而且已經涉嫌敲詐勒索的主謀。但張繼科僅僅是做了個證，便全身而退，也需要追問一下司法公正問題。而司法公正，恰恰是一切公共利益的基礎。

所以，無論從哪種意義上講，張繼科案都涉及到公共利益，記者將其披露具有充分合理的正當性。“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這個社會利益多元，立場多樣，每個人都有自己喜歡的和不喜歡的事情，如果按照自己是否喜歡來要求記者，久而久之，社會只能充滿各種各樣圓滑的、正確的、八面玲瓏的好消息。這并不是信息時代應該有的樣子。我們在ChatGPT的差距已經說明了一切，單一的信息只能是冗余信息，不能帶來文明的增長，所以，我們不能把記者變成花剌子模信使。只要事實為真，就沒有什么可指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