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西城

七十年代，我從日本游學歸來，進入文字界，出版了文集《梅櫻集》和翻譯作《換妻》。

《換妻》和《梅櫻集》：作者沈西城的早期作品

寫作至今，到底寫了多少部書？從沒統計過，約略一數，沒一百，也有八十吧！跟卓然有成的大家相比，自是微不足道，可也不在少數矣。若問我有喜歡的嗎？個人喜好，還是傾向早期和最近期的兩個階段。近期的，就不打算說了，時間相隔短，沒什么懷舊的價值，倒是早年的，有兩本常存心中，很值得拿出來略談一下。

我正式進入文字界，應在我打日本游學歸來，大約是一九七五年。我有興趣學日語，卻不大喜歡做向導、開日本料理館，因此所學日語用不到日常工作上去。父親的朋友，住在我家對面麗都大廈的于先生，偽滿洲時期，在滿洲大學讀日語，到了香港，一直在日本住友株式會社工作，部長級別，差一腳，就入董事局，在社內有點實權。父親托他替我覓一份差事，由于我英語不俗，入了外貿部，只干了兩個月，就開小差。我不習慣日本人那種上對下的刻板性規條和紀律，沒辦法坐牢那張椅子。父親倒沒什么，母親可生大氣了，罵我不懂好人心。

投閑置散好枯燥，想到求學時期投過稿，遂重操故業，寫些文章投去報館、雜志。雖云園地公開，那是騙人的鬼話，篇幅逼仄，名家一擠，我們這班小不拉子，只好靠邊站，還哪有吃飯的份兒，我尚算幸運，十投二中，稿費拿來當零用錢花還可以，可那時我已結婚生女，一家三口的日子，全靠我一個人扛，母親當有補貼，總不能厚著臉長做寄生蟲吧！那時我正為《中文星報》寫免費影評（酬勞是免費觀影），主編李文耀為我搭橋鋪路，介紹我去找《明報月刊》編輯黃俊東（克亮），請他代想辦法。克亮兄大我十三年，肖狗，很同情我的遭遇，知道我懂日文，就叫我從日本雜志里面翻一些關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文字，經他手轉交總編輯胡菊人。菊人兄長我十二年，同肖豬，熱愛年輕人，就采用了我的稿。從七五年起，到菊人離任，我一直有為《明月》供稿，題材廣衍，文化、歷史、游記、經濟……數不清。

某夕，克亮和黃孟甫（波文書局老板）跟我茶聚，閑談中，提到我的文章，克亮建議我把文章結集成書，孟甫轟然叫好。于是克亮題書名，張同老哥繪封面，孟甫出資，弄成了一本《梅櫻集》，序云——“‘梅櫻’二字，何所云乎哉？蓋以此直指中日事也。鄙人讀書，殊嗜雜覽，遇可誦者，即細誦之，誦畢，興猶未闌，輒筆之于破紙，窮年累月，積壓漸多，稍事編集，匯成一書，即衍為拙集曰‘梅櫻’。”末耑“丙辰春記記于迎海樓”，當為一九七六年，內中有幾篇文章，殊可一讀，如〈日本人談郁達夫〉、〈郁達夫早年的生活〉、〈日本人看周作人〉、〈魯迅與內山完造》、〈中國的一九三零年代與魯迅〉、〈魯迅與山上正義〉、〈內山書店的今昔〉，都是很好的中、日文化史實。出版后，因毛頭小子無聲名，銷路不暢，我也意興闌珊。年前，有友人復刻出版，反應稍佳，得以流傳。

《梅櫻集》后，不旋踵又出版了《換妻》，是性質完全不同的日本短篇推理小說集。無懼虧本風險的投資者是《明報》字房領班陳東，他是我們“吉祥”下午茶小聚成員（其他成員有克亮、哈公、王司馬、麥中成和我）。怕他賠本，陳東擺擺手：“怕什么，我出書，執字、排版不計錢，紙張有報館紙頭紙尾，印刷嘛，就交由我老友的永齡印務。”一切從廉，封了蝕本門。老朋友水禾田設計的松本清張肖像封面，為書添色；許公許（哈公）復題書名，錦上添花。

我在這本書的扉頁上寫道——“收錄在這里的九篇短篇推理小說，是我在這兩三年里，偶爾乘暇翻譯，刊登在報章、雜志里頭的習作。這九篇習作中，《睡新娘》、《背后的影子》、《徐娘的襪》、《中禪寺湖情死事件》與《紅蜘蛛》等，都曾經在《明報》副刊上連載過，而所采取的譯筆，也是以直譯為主。本來《情婦》也在《明報》上發表，不過因為是意譯，所以不歸在上一個系列里面了。另外《L夫人的畫像》、《換妻》與《挾帶私逃》，則分別發表于《星島晚報》、《星島日報》和《幸福家庭》里，所采取的全是意譯，而且為要照顧篇幅，還做出了若干程度的刪節。這九篇譯筆不一，內容各異，而作家也包括了有松本清張、橫溝正史、三好徹、森村誡一、戶板康二與佐野洋，在翻譯上，這些作品都不能算得上成熟，敢以此匯成一個集子，除了含有以資紀念的性質外，朋友的鼓勵，是一個最重要的理由。譯者七八年七月二十五日記”。

以日子推算，我譯寫這些小說時，才廿八歲，青春年少，英姿勃發；如今，華發滋生，舉腳如鉛，一步一驚心，而吉祥之友亦僅剩克亮與我二人，各隔一方，難以見晤，寧不涕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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