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以前，還沒有“疆域”這個概念，華夏大地上的不同政權之間是以所能控制的附屬城邑、據點作為勢力分界的。直到戰國以后，隨著諸侯國的征戰擴張，所控制區域才從過去的“點”擴散為“面”，產生了疆域。

夏朝雖然是我國史書記載當中的第一個廣域王權政治實體，但它所能控制的區域十分有限。不僅如此，史書關于夏朝“疆域”的記載也存在著不少的錯漏和相互抵牾。

比如《竹書紀年》說夏朝統治的中心主要在豫東和魯西一帶；《戰國策》則說“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廬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認為夏朝的中心在豫西的伊洛平原。《左傳》則認為“夏墟”在晉南。

考古學家徐旭生先生在梳理了所有關于夏朝疆域的記載后，認為有兩個地方可能是夏朝的中樞：一個是河南中西部崇山周邊地區，特別是登封、禹州一帶；另一個是山西南部的汾河下游地區。

此后，我國的考古工作者分別在徐旭生劃定的兩處地方發現了一支全新的考古學文化：二里頭文化二里頭類型和二里頭文化東下馮類型。

從空間角度來看，二里頭文化的分布區域集中在豫西和晉南，而影響范圍卻囊括了整個河南，并延伸到了陜西東部、冀南、魯西以及長江流域一帶，并且這種文化影響是單向的。而地處伊洛河故道北沿的300萬平方米區域恰恰是二里頭文化的中心居邑，意味著這里是當時的政治、文化中心，跟史書記載的夏朝疆域及王都所在地斟鄩吻合。

從時間角度來看，二里頭文化的典型器物與已知的二里崗早商文化典型器物存在明顯差異，兩種文化不存在直接的繼承關系，經碳十四測定和樹輪校正，二里頭文化絕對年代在公元前1750年至前1520年，超出了早商文化的上限。

所以，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最終給出結論性意見：二里頭就是夏朝中晚期都城所在地，同時指出“以王城崗遺址二、三期為代表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遺存，應是考古學上探索早期夏文化的主要對象。”

換言之，從國家層面來講，夏朝的疆域被認為是在以河南為中心的中原地區，對于中原以外的地區，夏朝的存在僅局限于文化的交流與互動上。

但是，夏王朝的締造者—大禹的歸葬地，卻超出了夏朝所能控制的實際區域。

《墨子·節葬下》和《竹書紀年》都說禹死在了會稽。司馬遷在實地“上會稽，探禹穴”實地考證之后，也鄭重地把以下內容記錄在了《史記》當中：“十年，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封于會稽，以奉守禹之祀。”

直到今天，在浙江省紹興市的會稽山北麓還存有“大禹陵”。如果大禹是夏朝的締造者，那么他死后，為什么會被葬在距河南一千多公里之外的浙江呢？

史書給我們的脈絡是這樣的：大禹平定洪水，劃定九州，會盟涂山，鑄造九鼎，最終在東巡會稽時意外離世，因而安葬在這里。

這段看似合理的記載，卻存在著多處與考古發現不符的地方。

第一，大禹治水成功后，將全境劃分為九州，按照《禹貢》劃定的九州范圍，當時的會稽屬于揚州，田稅等級為下下，租稅等級為下上，貢納物為銀、銅、美玉、皮革等。

揚州在西周時都仍然沒有納入中原王朝的有效管轄范圍，而直到二里頭文化四期，也就是夏朝統治的末期，江淮一帶才出現二里頭文化的因素。大禹所處的時代，揚州地區的考古學文化還是土生土長的廣富林文化。

有意思的是，梁州的貢納物居然是鐵、熊、羆，鐵器的普及是戰國時代的事，包括蜀地在內的梁州納入中原視野，也同樣發生在秦并巴蜀之后。

所以，所謂的九州范圍，其實是戰國時代“世界觀”的產物，大禹時代的疆域遠不及此，大概率是戰國人依據當下的疆域認知而進行的追溯。

第二，二里頭文化被譽為“中國青銅時代的徽標”，出土了我國目前最早的青銅鼎。但同時，二里頭文化又被判定為夏朝中晚期的文化遺存，這也就意味著，大禹所在的早期夏文化時代，生產生活工具依然是木質、石質和骨質，不僅不可能鑄造九鼎，甚至連開展黃河干流治理這樣的大規模水利工程都是難以想象的。

事實上，王用九鼎是周禮的規定，同樣，“九”字來象征君王，也是周人的思想。《周禮》將天下劃分為九服“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作為不同等級諸侯朝貢的依據。

所以，既然大禹時代還不具有對會稽的管轄權，那么大禹橫跨多個考古學文化區域跑到一個不屬于自己轄地的地方巡視，還最終葬在了這里，就顯得十分突兀了。

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日本學者較早關注到這個奇怪現象，東京大學教授平勢隆郎認為“由于戰國時代各種政治局勢的需要，夏王朝的一些傳說很可能是臨時創建而被加以利用的”，他舉了幾個例子，戰國時代魏國自認為是正統王權，所以魏國編撰的《竹書紀年》就宣揚大禹的夏朝在魏地，而韓國則宣稱夏王朝的傳承之地在韓境，魏韓都極力主張自己才是夏王朝的領土和王權的正統繼承者。

而地處東方的齊國為了與宿敵魏國對抗，也動員學者編撰了《春秋公羊傳》，稱齊地為“中國”，認為自己是商王朝的正統繼承人（齊國吞并了殷商后裔宋國），主張與“夏”對抗。

史書中對于大禹都城的記載分別有晉陽、平陽、安邑等地，而這三處地方恰好分別是趙、韓、魏三國的故都，這恐怕不能用巧合來解釋了，而只能認為這樣的記載的確摻雜了戰國時人的政治目的，都希望將大禹和夏朝的中心與自己建立某種關聯。

另一位日本學者，京都大學教授岡村秀典也認為，目前已知的跟大禹直接有關的出土文物，都沒有提到大禹是夏朝的始祖。

比如在甘肅禮縣出土的秦公簋銘文寫道“不顯朕皇且，受天命鼏宅禹跡，十又二公，在帝之坯”。這段話的意思是“皇祖”秦襄公受天命在“禹跡”之地安居，經歷了十二代君主。

秦襄公受封諸侯之時，犬戎剛剛滅亡了西周，占據了岐山以西的地方，秦人為了表示自己是不同于戎狄的華夏正統的一員，所以強調自己所在的地方（甘肅禮縣）是大禹之地。

而齊國故城臨淄出土的青銅器叔夷鐘和叔夷镈上，也刻寫著“虩虩成唐，有嚴在帝所，尃受天命，翦伐夏祀。敗厥靈師，伊小臣惟輔，咸有九州，處禹之堵”。

叔夷是商朝后裔，他在銘文中夸贊了先祖的功績，受天命消滅了夏朝，得到了九州，立國在大禹的土地上。

這篇銘文中的禹同樣沒有被記載為夏朝的創始者，反而像秦公簋中的“禹”用法一樣，把禹當成了佐證自己所居土地是正統的象征。

如果我們梳理史書對“禹跡”的范圍的記載會發現，西周時，禹跡還只是在關中一帶，到春秋時禹跡擴展到了甘肅和山東，到戰國時，禹跡的范圍已經囊括了戰國七雄所處的九州范圍。

到漢代時，禹跡的范圍進一步擴大，戰國以前的文獻只說禹在會稽會盟，但漢代以后，禹的出生地從他父親鯀所在的崇山編排到了四川，歸葬地跑到了浙江。

史書《史記》《越絕書》《吳越春秋》都直接記載越王勾踐是先禹之苗裔，就連匈奴人也成了“夏后氏之苗裔”。《水經·廬江水》說大禹治水到達了江西廬山，并刻石全紀功。

中國社會科學院杜金鵬教授認為“大禹之時尚屬龍山文化時代，那時在黃河、長江流域分布著若干個各具特色的考古學文化，有的相互間差異甚大，說明當時遠未形成大一統的社會實體，故禹跡遍九州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

也就是說，大禹的史實的確有真實的歷史背景來源，但經過了戰國時人帶有政治目的的擴充，就變得相互抵牾。

那么接下來我們再來回答另一個問題：大禹究竟是不是如日本學者所說的那樣，并非是夏朝始祖呢？

單就考古出土文物來看，的確沒有直接的證據將大禹和夏朝建立直接關聯。但如果我們考察二里頭文化的傳播路徑，會發現一個驚人的巧合：

山西南部的東下馮文化典型器物出現時間晚于二里頭，而晉南素有“夏墟”“大夏”之稱，按照古人“故地稱小，新遷稱大”的命名原則，山西夏墟的由來，是二里頭文化北進的產物。

四川廣漢三星堆出土了陶盉、牙璋等二里頭文化典型器物，直到殷商時期，牙璋都是三星堆人祭祀的重器。從時間序列判斷，三星堆文化晚于二里頭文化，同樣是二里頭文化西進的產物。

此外，安徽江淮發現的二里頭文化典型特征的銅器和陶器，江浙馬橋文化中發現的二里頭文化因素，都是二里頭文化播遷所帶來的。

在早商文化興起之前，二里頭文化對中原周邊地區的擴散路徑，恰恰和聲稱是“禹跡”、“禹后裔”的分布區域是吻合的，由于大禹所處時代為夏前期，而二里頭文化是夏晚期遺存，那么這也就意味著禹的傳說是夏人四散逃亡到各地時所帶去的。

如果大禹不是夏朝的創始者或某位極具影響力的先祖，很難解釋這些受到二里頭文化傳播影響的地區紛紛傳頌大禹的故事。

天文學的測算結果，也坐實了這一點。

據《孝經·鉤命訣》記載：“禹時五星累累如貫珠，炳炳若連璧”，這次五星匯聚的天文現象，經大型計算機測算，公元前1953年2月24日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五星匯聚于15°以內，最小時甚至只有4.351°，且匯聚時間長達24天之久，極易被肉眼觀察到。

行星運行復雜，而五星連珠現象又極為罕見，在計算手段極為有限的夏朝，將這一奇特天象與大禹建國相聯系，恰恰證明了它不可能是古人隨意逆推和造假的。

公元前1953年這個時間節點，不僅與斷代工程專家組判定的夏紀年吻合，也同考古發現的河南龍山文化、新砦文化（數日前第三屆“中國考古·鄭州論壇”專家認為新砦遺址可能為夏代早期都城）的存續時間吻合，印證了大禹生存年代在夏前期且與夏朝存在直接關聯。

日本學者對于中國古代王朝有著特殊的崇敬，特別是對夏史的研究乃至中國文明的起源，做了諸多有益地探索，雖然部分觀點跟國內學者還存在著分歧，但百家爭鳴正是學術所需要的氛圍。在這里特別推薦一本今年剛剛出版的《夏王朝—中國文明的原像》一書，作者是日本京都大學教授岡村秀典，作者以海外異域學者的身份和視角對夏王朝的真實存在和二里頭文明的輝煌成就進行了深入細致研究，是夏文化研究的一部力作，目前價格合適，值得入手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