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奕訢和沙利文的彷徨與吶喊

第一次鴉片戰爭后伴隨著高價戰爭賠款和天量洋貨涌入，百姓深陷于銀貴錢賤和小農經濟破產后大規模失業潮的痛苦之中。

1850年太平天國起義。

1853年太平天國攻破南京呈分鼎之勢。

1855年黃河大決口，山東、河南、安徽受災，捻軍遂趁勢崛起于黃淮之間。

1856年英法開始第二次鴉片戰爭。

1860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火燒圓明園，咸豐帝逃亡承德，滿蒙貴族最后的明珠僧格林沁所率部隊全軍覆沒，并接連簽下喪權辱國的《天津條約》等不平等條約。

此時統治階層的“鬼子六”——奕訢，作為皇親國戚，那叫一個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于是在1860年底頂著北方風雪上交了《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折》，這份奏折基本奠定了隨后三十年滿清的行動方針：

1：外國人雖然可恨，但人家兵強馬壯，所圖的不過是財，索要的土地也基本都是為了經商貿易，還不至滿清于死地，而且一旦條件成熟，也可以部分的為我所用；太平軍和捻軍可就不一樣了，那是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擰一塊了，他們要成勢了，滿清貴族連路燈都沒得掛，直接找棵看得順眼的歪脖子樹吧。

2：外國的槍炮確實好，這個咱們也要學，要把洋槍洋炮掐在手里，等咱們中興了，收不收復國土那不就是一句話的事。洋務要好好辦，洋文要學起來，假洋鬼子也要培養起來。

無獨有偶163年后大洋彼岸一位47歲的“年輕人”復刻了鬼子六奕訢的心路歷程。

沙利文作為生在美利堅，長在星條旗下的“天選之民”，一直致力于將美利堅的燈塔之光撒向全世界。

可這些年美國的政壇都是什么亂七八糟的東西！

先是以前的“人工智能農具”——黑人，現在居然能入主白宮了；

然后一個主持脫口秀的商人代表紅脖子上臺了；

美軍二十年沒打明白的阿富汗，到底還是又讓給了塔利班。“西貢時刻”再次上演，“空中飛人”表演讓軍威大損；

國內的亂黨趁著政權交接居然攻陷了國會山。

現在美國在國外說話越來越不好使了，提起說制裁底下一個又一個大眼瞪小眼誰也不怕了，畢竟有大毛做前車之鑒，美國制裁了一年制裁出了個貿易順差正增長。

想憑借著實力說話也說不出去了，沒人聽了，別說中國人從來就沒聽過，就沙特那種原來的鐵磁盟友都不配合美國了。

美國的國內經濟更是飽嘗苦果，物資不足通脹高企，守法的老百姓生活成本高到難以忍受，不守法的老百姓零元購把企業都逼倒閉了。國家要加息，經濟秩序要恢復正常，可這些沐浴國恩的銀行家們平時賺得盆滿缽滿，一旦到了要他們出點血的地步，一個個梗著脖子就要死給你看。

難不成上帝拋棄我們了，真到了天亡美利堅時候？

不，我絕不承認這樣的命運，只要我沙利文三寸氣尚在，就一定要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于將傾。

于是沙利文爆發出最后的“吶喊”。

臣，沙利文，以帝國四大難和除難四策泣血以告，唯望天下周知，復我美利堅榮光：

帝國國難之一：實業虛弱而霸業不振，舉全美50州之地竟無與中國一戰之力；

帝國國難之二：朝貢體系土崩瓦解；俄毛舉事于前而石油美元潰之于后；

帝國國難之三：金融危機、財政虧空、信用盡失以致加息再無收割之效；

帝國國難之四：富者愈富而貧者愈貧，民主成階層相爭之工具，再難舉賢

臣以四策相對，若能行之，必可掃十數年之頹廢，復大美利堅國昔日之榮。

一策：重拾產業政策，以權力開道盡力讓制造業回流美國；

二策：倚重盟友，平等相待，眾建諸侯以少中國制造業之力；

三策：超越傳統的貿易協定，建立全新的國際經濟伙伴關系；

四策：向新興國家調動數萬億美元，扶持當地的解決方案，但是錢要我們美國出（果實當然也要我們收割）。

二、華盛頓開始拋棄“華盛頓共識”

沙利文這是提出了一個“變法”的方案，這變得是美國的“祖宗之法”。沙利文的表態傳遞的最重要信號就是美國的政治高層正式拋棄了“華盛頓共識”，否認了過往四十年間滿世界念經的“原教旨主義市場經濟原則”。

彼時蘇聯式微，東歐紛紛拔掉社會主義旗幟，尤其是南美地區更是彷徨無靠，華盛頓方面綜合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政府的意見，給廣大的欠發達國家開出了一份普世藥方，并信誓旦旦的保證，若服此藥那是藥到病除、大病去痛、小病去根、無病可強身健體。

華盛頓共識仿十誡體例，煞有介事的分成了十個板塊。

①加強財政紀律，壓縮財政赤字，降低通貨膨脹率，穩定宏觀經濟形勢；

②把政府開支的重點轉向經濟效益高的領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領域（如文教衛生和基礎設施）；

③開展稅制改革，降低邊際稅率，擴大稅基；

④實施利率市場化；

⑤采用一種具有競爭力的匯率制度；

⑥取消任何貿易壁壘，開放市場；

⑦放松對外資的限制；

⑧對國有企業實施私有化；

⑨放松政府的管制；

⑩保護私人財產權。

其實說得是兩個方面：

1、引入資本克制權力，社會活動完全由市場支配，市場聽資本的，資本聽美國的，美國聽金融財閥的，這就是單極世界的樣子——把權力關進籠子，這樣才能把資本放出來。其本質就是由資本接管社會的大小權力，讓整個社會在“利”的驅動下來運轉，由此自然而然地將家國之“義”替換掉。

2、限制主權門戶開放，拆分人權與主權，制造二者對立，為國際干涉內政留一個強大的“后門”。由此開始按照資本尤其是以美國為首的國際金融資本的藍圖進行全球的資源分配。這實際上是美國對全球進行“計劃經濟”的關鍵，因為很多國家的社會組織結構是很松散的，一個謠言、一場暴亂就可改朝換代，所以美國只要削弱了各國的主權，那么自然就掌握了各個國家的“人事權”。

所以“華盛頓共識”其實就是美國讓各個國家把物資分配權和人事任命權交出來，看似是說經濟，其實是說的政治；看似是說的開放競爭，其實說的是金融壟斷。

簡單來說一句話就可以概括：

“一切社會資源收歸國際資本掌控，而國際資本由美國的金融集團掌控”

這樣美國就實現了在單極世界結構下的“世界統治”。

美國這是給世界劃道道，天大地大，我美國的資本最大，上至國策，下至民用，皆自國際市場出，而市場操之于美國之手。此，是為“普世價值觀”也。

只可惜，這個普世的藥方，治病雖然無效，去命倒是一絕。

但是有一個問題，那就是非美國陣營的國家，如果做大了，那美國這個華盛頓共識就成了套在美國頭上的“緊箍咒”了，畢竟面對打不過也競爭不過的國家，華盛頓共識這一套給資本開綠燈的體系就有了一個天大的漏洞，資本沒有祖國，誰能給他們帶來超額利潤他們就向著誰。所以中國的制造業就是這么頂著“崩潰”的謾罵一路發展起來的，畢竟按照華盛頓共識，全世界的生產組織能力都不如中國，生產工作還是中國搞最好，最好生產制造全都由中國搞了那才是效率最高的呢。

這就是美國天天高喊門戶開放，可喊著喊著他們自個都忘了，門戶開放那是強者的專利，美利堅南北戰爭的導火索之一就是北方要提高關稅保護國內工業，你美利堅獨步天下的時候資本自主進出當然沒問題，可是弱勢的時候再跟風開放，那就是自廢武功。

畢竟，“閉關鎖國”才是弱國的“標配”。所以美國自特朗普時期對中國開始 的“貿易戰”，其實就是美國特色的“閉關鎖國”，這是中強美弱的世界形勢下美國衰落的“必經之路”，偶然的背后是必然。

面對美國國內產業空心，高端制造業不占優勢的現狀，沙利文們雖然高喊要重拾“產業政策”的工具，并信誓旦旦的表示，中國在諸多產業具備優勢，不過就是因為政府進行大規模補貼的成果。補貼嘛，不就是錢嘛，我大美利堅的錢總比中國政府多吧。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ntinued to subsidize at a massive scale both traditional industrial sectors, like steel, as well as key industries of the future, like clean energy,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advanced biotechnologies. America didn’t just lose manufacturing—we eroded our competitiveness in critical technologies that would define the future.

翻譯：中華人民共和國繼續對鋼鐵等傳統工業部門以及清潔能源、數字基礎設施和先進生物技術等未來關鍵產業進行大規模補貼。美國不僅失去了制造業，還削弱了我們在決定未來的關鍵技術方面的競爭力。

但中國產業的優勢地位是不是僅因為國家扶持和政府補貼？中國制造業的優勢是不是僅僅依靠低價？

中國之所以能承擔全世界的生產工作，靠的不是人力資源豐富，而是強大的組織力。沒有健全工業體系配套的產業鏈，沒有普惠式教育體系培養出的高質量工程師群體，沒有強大的整體協調機制主動去除過剩產能，沒有強大的財政貨幣體系去逆周期對沖美元潮汐，怎能在諸多先發的強國手里虎口奪食發展起強大的制造業成為“發達國家的粉碎機”。光是定期來一輪的經濟危機，就會要了大多數生產國的老命。而這些在中國都被強大的整體協調機制“協調”了，這才能穩定的發展幾十年，不斷地變弱為強。組織力才是中國成功的關鍵。

美國要想有這種生產組織力，那可不是靠紙鈔就能搞定的，首先得有像毛主席這樣的革命者，其次還得有一次規模龐大的社會主義改造，就光這兩條下來美國還能是美國嗎。可要是沒有這兩條，美國的話事人就還是大企業和大財團，以短期利益，局部利益為導向的國家運行模式就不會變，自然全社會的組織力薄弱，制造業談何振興。

這一點應該說沙利文們的判斷很錯誤。不過不管怎么樣，美國高層一部分人開始統一思想，想要重新通過產業政策撇開市場來扶持國內企業了。

只不過不管他沙利文多么的明日之星，他現在面對的局面比當年的奕訢和李鴻章還要差，滿清之所以喪權辱國還茍延殘喘七十余年，首要原因就是海關開辟了穩定的財源，半殖民半封建的現狀居然讓滿清朝廷的財政收入直線上升，在充裕的財政支持下才讓滿清朝廷這艘千瘡百孔的破船勉強支撐。

增量改革，搞得好了可以你好我好；存量改革，那可是要地動山搖的，沒有武裝力量的支持，沒有強大的政治主體來主導，怎么可能開個研討會就把這金融資本經營了三四十年的江山動搖了？所以沙利文以一個“軍機章京”——拜登助理圈子中輔助者的身份，就想推翻否定原來的統治秩序，這明顯是小馬拉了大車，準備翻車的節奏。

沙利文們，你們有當“戊戌六君子”的覺悟嗎？

（有說法希拉里曾經對外表態，沙利文未來是要競選美國總統的，但是沙利文的基本盤在哪里？是紅脖子還是金融財團，實際上兩頭不占）

三、“義在利先”的經濟模式曙光初現

實際上，資本的力量在全球都是一個收縮狀態，因為無論是資本還是權力，二者其實是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二者既斗爭又依存。在北歐社會，就是權力主導社會資源的分配——“高稅收高福利模式”。這稅收是權力體系征收上來的，這福利還是權力體系分配下去的。北歐社會的人均壽命比美國高了不是一星半點，而且北歐國家普遍沒有所謂產業空心化的問題，就一個小小的瑞典就是工業發達技術先進，有多少國際知名的大型企業都集中在這一個小小的北歐國家：宜家、愛立信、沃爾沃、奧托立夫公司、伊萊克斯等等。但是北歐國家恰恰是由權力來主導的社會資源分配，結果就是避免了昂撒系國家產業空心化和社會財富兩極分化的問題，成功地實現了實業的不斷發展與國民收入的均衡分配。

所以在一個生產力水平先進和物資充沛的社會里面，權力主導社會資源分配的組織體系，會天然傾向于優先發展實體制造業和均衡化分配社會物資這兩個選項。這是因為權力的核心治理目標是“義在利先”。一個權力體系的管理者，如果其自身積累的私利過多，會嚴重影響其權威性。所以我國會大力反腐刮骨療毒，解放軍更是曾經自己提出要讓軍隊不能經商。這就是“公則生明，廉則生威”的道理——在國家層面，“以義相結”的競爭力大于“以利相結”的競爭力。

在現代社會，什么才是最穩定的社會結構呢，那就是“獨立自主制定國策+按勞分配激勵發展+社會平等均衡分配”的模式。

獨立自主，才能在世界經濟周期中做到逆周期，避免被連累的命運；

按勞分配，是制造業的標準配置，這在金融壟斷資本被抑制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實現，而只有發展制造業才能使得生產力不斷提高。

均衡分配，才能讓內需有效地發展起來，一方面在生產力升級的進程中提高社會的穩定度，另一方面增加內循環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反過來支持獨立自主的決策機制。

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點，所以中國的社會就在此世界鼎革之際，體現出了強大的組織生命力。一種“義在利先”，符合上述三個原則，以政府為主要驅動力的新經濟模式就應運而生：

淄博市通過政府強勢介入，搭建平臺降低營商成本，并且讓利本地百姓，杜絕資本攪局漲價，成功的將表面上看起來技術含量并不高的燒烤打造成“城市名片”，吸引了大量的旅游流量，一時成為社會熱點

將簡單的東西做到好，做到物美價廉有吸引力，這靠的是實在；

政府強勢介入，保護本地商戶和外地游客的利益，這叫有為；

能讓游客吃好、喝好、玩好，盡興而來滿載而歸，這叫市場認可。

能夠給地方百姓提供有效的營生，不需要外出奔波勞碌就能憑借勞動賺取收入，這叫功德。

淄博的案例充分證明了，服務型政府是對頭的，是可以深挖地方特色的，地方政府在不依賴地產經濟也無法依賴地產經濟后，是能夠走出一條可持續的具備地方特色的發展之路的。

轉變為服務型思維的政府和手握國有資產的國企，在業務上的革新上未必不能強于只想著短期圈錢的資本。

實際上只要是能夠擺脫地產經濟依賴的地區，都是活力十足。

同樣創造了經濟奇跡的，還有鶴崗。

中國北方尤其是東北對新中國立下汗馬功勞，戰爭年代正是依靠東北席卷天下；抗美援朝戰爭時期也是提供兵員和裝備的主陣地；和平建設時期更是提供石油、鐵礦、林木等天然資源。“寧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正是東三省令人驕傲的集體記憶。

只不過是改開后定位和形勢不一樣，東北的發展遠不如南方快速，更因此蒙受了無數的不白之冤。

以鶴崗為例，作為一個房地產破產的城市，鶴崗一度以“兩萬一套房”紅遍網絡，凡事提起鶴崗絕不是什么好詞。

在經歷房地產崩盤后鶴崗確實出現了陣痛，財政收入一度負增長，財政吃緊到已經無法招收政府基層公務人員。

但沒想到轉機來得這么快，2021-2022兩年間鶴崗財政收入保持兩位數的高增長。

（數據來源：鶴崗市人民政府）

2023年一季度其GDP增速甚至達到一流水平，遠超國家一般增速。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鶴崗市人民政府）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房地產市場的收縮，沒什么大不了的。

因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與日新月異的生產力發展相結合，最終結果就是讓中國全體實現北歐式的社會物質充裕度，這當然也是奧巴馬等盎撒國家最不愿意看到的。

但是這又哪里由得了他們呢？掌握了陰陽辯證的華夏生產文明對于現代社會組織分工的理解是深刻的：

自打人類進入農業社會開始有些積累，資本就出現了；

自打人類開始群居生活，權力就出現了。

資本和權力都是人類社會組織的必然，有壞資本就有好資本，有好權力就有壞權力。

有些事情有些時候資本做起來擅長，有些事情有些時候權力做起來擅長。

只有將二者有效調配才能建立太平盛世，二者只余其一均會泛濫成災。

往往一個時期一個地區會有一種最優解，而這個最優解是實踐出來的。無論是原教旨的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都是大概率不適合于現實的。

所以想進步就要與時俱進、實事求是。

而從“華盛頓共識”的私利至上，到“義在利先”的華夏模式，就是從單極世界到多極世界的必然變化。因為世界的主導權發生了變化，生產力的發展也發生了變化。在大數據、智能化的新時代，統一的社會協調機制能干的事情會大大增加，社會不需要大企業和大財團來支配，按照人類之公義來進行組織要比以一己之私利來驅動的模式更有競爭力。人工智能時代會是比較徹底的“法家時代”，因為機器承擔的工作更重，而機器卻不貪私利，會比較嚴格地按照“規則”進行操作，且天然適合于大規模的高效組織。這時候全球市場的競爭中，國家的組織效率就優于跨國大公司，而以國家為核心競爭單元的世界，自然用不著“華盛頓共識”了。

四、美國的“三座大山”

美國很難像中國一樣，因為美國國內的“三座大山”還沒等到“移山者”：

其官僚資本主義對應的金融資本聯合體，都是靠官商勾結盈利的，將美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實體制造業，全都在美國國內完成了“撲殺”，剩下的基本都驅趕到中國來了。其先搞出次貸危機，后又反復在債務危機中打轉轉，終于敗光祖宗幾輩積累下的信用，給世界去美元化打進了一針強心劑；

其帝國主義對應的軍工復合體，都是靠國家武力強搶為功的，其以武力橫行于世界，肆意破壞美國的地緣政治結構，以致中東離心、俄歐火并石油美元竟一朝作廢；

其封建主義對應的宗教保守勢力，都是以無知愚昧為榮，以先進生產力為敵，其勢力衍生出的紅脖們攻占國會敵視中國，把美國向納粹化的方向越拽越遠。

所以美國現在想要“變法圖強”，沙利文的方案剛剛到達晚清洋務運動的程度，還得是一場嚴重的軍事失敗，才能徹底驚醒美國的“老星條旗”們。美國頭上的這“三座大山”，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移走的，那需要毛澤東，需要共產黨，需要流血犧牲，需要堅決的斗爭。而沙利文等輩固然算是有見識的美國政客，但是他們的改革，做的幅度大了就成了譚嗣同，幅度小了就成了“裱糊匠”李鴻章，前者死在了自家保守勢力手里，后者被外國勢力打回原形。美國作為一個立國200多年的“老帝國”，諸虛百損元氣耗竭，還經不經得起改革之勞苦，值得我們觀察。

總結：

蕭條期是萬物衰毀之時，但也是萬物復蘇之因。全球同此涼熱，這一段時期無論世界的哪個角落的關鍵詞都是：改變。

誰能在肅殺的經濟蕭條期，更好地解決壟斷集團對社會資源的占用問題，誰就能在下一輪的回升期和繁榮期迎來技術革命的大發展。而只有生產力的革新，才是在富國強兵的關鍵。誰能率先迎來新的技術革命，誰就是下一個世界秩序的建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