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曾杰律師，金融犯罪辯護律師，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副主任暨非法集資案件辯護與研究中心主任

導語：

地區負責人是主犯還是從犯，主要看其發揮的作用。

正文：

很多非法集資案件，包括非吸，集資詐騙，傳銷犯罪等等案件，涉案波及范圍往往不是單獨在某一個地區，而是遍布全國，一般是某一個大中型城市是總部，各地存在分公司，這就導致一個結果，各個地區的領導人、負責人，是否就一定構成主犯？

比如有的案件中，公訴人會認為，被告人作為某一個地區的領導人，對于當地的傳銷或者其他非法集資活動作用積極，因此構成主犯。但是，在很多案件中，法官沒有采納這種觀點。

對于此問題，筆者認為，地區負責人是主犯還是從犯，應該從其在分支機構，地區負責的范圍角度考慮其發揮的作用，如果對于犯罪行為的發生起到了主要作用，認定主犯的可能性較大，如果并不能發揮主要作用，則應該認定為從犯。

具體案例為：

（2017）京03刑終397號

基本案情：2014年8月至12月間，“萬洲國際眾籌投資組織”在北京地區以“投資治理亞洲鯉魚”項目為名，宣傳該投資能夠獲得巨額利潤，要求參加者繳納投資費用獲得加入資格，并直接或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返利依據，引誘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加入。

本案的一審法院認定，被告人郝某某、高某某、倪某某在成為涉案的傳銷組織成員后，在該組織在順義區的傳銷活動中起了積極宣傳、培訓作用，應當認定三被告人為傳銷活動的組織、領導者。三名被告人的行為均已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且均屬于情節嚴重，均應予懲處。鑒于三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輔助作用，系從犯，且倪某某具有自首情節、認罪態度較好，故依法對三被告人減輕處罰。分別給予四年到三年并處罰金的刑事處罰。

但是這個案件一審判決后，檢察院抗訴了。

抗訴檢察院認為：

檢察機關的指控事實限定于該傳銷組織在順義區的傳銷活動，三名被告人系傳銷組織在順義區傳銷活動的組織者、領導者，對該傳銷組織在順義區的建立、擴大均起到了主要作用，應認定為主犯，按照所參與和組織的全部犯罪處罰。

面對該抗訴，本案進入了二審，二審法院，沒有支持該抗訴觀點。

二審法院認為：

本案檢察機關指控三被告人均系主犯，一審法院判決認定均系從犯。爭議焦點集中于二點：一是本罪能否區分主從犯：二是指控事實限于傳銷組織在順義一地的事實，能否區分主從犯。

首先，二審法院認為本罪可以區分主從犯，根據兩高一部《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的規定，除了少數頂端發起人、決策、操縱者外，其下各層級的傳銷人員中也會有部分人員，這些人員的地位和作用、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與傳銷組織的發起人、策劃人、控制人差異極大，因此，有必要明確主從犯的劃分，做到罪責刑相適應。

其次，二審法院認為，在評價順義一地的犯罪事實中，應關注涉案傳銷組織活動不限于順義一地，未在案的傳銷組織首要分子應對傳銷組織的全部犯罪事實承擔責任，其中也必然包括順義區的傳銷活動。因此，傳銷組織的首要分子也是本案的共犯。倪某某等人作為該傳銷組織在順義區傳銷活動的組織者、領導者，其地位、作用主要體現于宣傳、培訓等方面，并不能實際控制投資款項，不能實際掌控順義區的傳銷活動。因此，相對于傳銷組織的首要分子而言，所起的是次要作用，可以認定為從犯。

因此，二審法院對于檢察院的抗訴意見，不予采納，依然認定三名被告人為從犯。

總結：在評價某一個地區的犯罪事實中，應關注涉案組織活動不限于某一地，而應當從整個傳銷犯罪行為來看，未在案的組織首要分子應對涉案組織的全部犯罪事實承擔責任，組織的首要分子也是當地案件的共犯，只是被其他地方的辦案機關另案處理了。

單個分支地區的領導人，如果其地位、作用主要體現于宣傳、培訓等方面，如果并不能實際控制投資款項，就不能實際掌控當個地區非法集資活動，因此，相對于組織的首要分子而言，這類地方負責人所起的是次要作用，可以認定為從犯。

但是，是否只要是地區領導人，就一定不是主犯，通通只能一概認定為從犯？從上述案例種可以明確看出，并不一定，還是要依據具體情況而定。如果地區負責人在整個犯罪行為中發揮了主要作用，比如掌控了當地犯罪組織的人事/組織/財務等等權利，而不僅僅是宣傳或者培訓等方面，此時就極可能被認定為主犯。相關法律依據為 2022 年兩高一部《關于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

“上級單位與下屬單位均未被認定為單位犯罪的，一般以上級單位與下屬單位中承擔組織、領導、管理、協調職責的主管人員和發揮主要作用的人員作為主犯，以其他積極參加非法集資犯罪的人員作為從犯，按照自然人共同犯罪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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