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人：李葉

受訪者：張黎 廣東工業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副院長、教授、碩士生導師

張黎，博士，教授，廣東工業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副院長、碩士生導師，廣東省社會科學研究基地“設計科學與藝術研究中心”設計倫理研究所所長；全國優秀樣板黨支部支部書記、廣東省設計學課程思政教學示范團隊負責人。廣東省設計業十大杰出青年（2021）、廣東工業大學引進“青年百人”A類人才；“任鳳凰文庫·設計理論研究系列”與“設計與時代·譯叢”聯合主編、中國人文社科期刊評價委員會設計學分委會專家委員、藝術人類學學會·生活樣式設計專業委員會理事、中國文化產業促進會·文化遺產保護委員會委員、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學院與中國美術學院創新設計學院的校外碩士生導師。

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學一般項目、國家藝術基金青年藝術創作人才資助項目“文藝評論”、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等在內的科研項目6項、西班牙設計史國際科研項目1項；在《The Design Journal》《文藝理論研究》《裝飾》《南京藝術學報（美術與設計）》等期刊發表中英文學術論文60余篇，其中AHCI、CSSCI與北大中文核心期刊收錄論文30篇。出版包括《日常生活與民族主義：民國設計文化小史》（專著）、《性別化的設計批評》（專著）、主編的兩套譯叢已正式出版25本，其中參與翻譯8本，如《思辨一切》（獨譯）、《對抗性設計》（獨譯）、《批判性設計及其語境》（獨譯）、《話語性設計：批判、思辨與另類之物》（獨譯，計劃于2023年出版）。

《設計》：目前的設計教育是否對應對真實世界挑戰的設計核心能力有了明確的認識，并以此為目標來調整教育的內容、培養的方式和支持的體系？我們的課程設置正在做出什么樣的調整，引入了什么新的方法工具，如何設計出新的教學內容？

張黎：在目前的教學工作中，通常會一開始就拋給學生一個關鍵性問題，即所謂“真實的世界”（real world）是什么？現在的學生，可能會有一個誤解或“幻覺”，他們所感知的世界絕大多數時候都來自于手機、電腦和電視等這些媒介當中，真實世界中的大部分對他們來說，是陌生的，甚至是缺失的。比如社會中低階層民眾及其在實際生活面臨的生存難題，他們既關注不到，理解也有相當大的偏差。所以在課堂上，尤其是面向本科生，會引導他們重新建立對真實世界的準確認知，盡可能地關注到不同的人群及其境遇。國內已經有很多院校在這個部分都做得非常出色，比如像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學院的“社會設計在中國”全國公開課，已經成功舉辦了兩期。我常與不同高校的同行們交流，大家有一個共識，即希望引導同學們去介入真實的世界，去接觸苦難的人，去感受困難的事，去體會日常的重量，最后才是反思性實踐（reflective practice），面對真實世界如此龐大的系統性問題，“小小”的設計，可以以及如何做些什么。

上述共識，也讓我意識到了“設計倫理”的重要性。比如，我們會引導學生去重點關注那些在注意力邊緣的“小眾”，如農村老年人、獨居孤寡人群、失智人群、老齡女性、特殊兒童、拾荒者等等，這類群體及其境遇基本被忽略，但他們卻是最需要設計服務的那一群人。為了可以接觸到真實的人群與問題，相關課程也會主動跟學校周邊的社區居委會做一些共建活動，讓同學們和居委會的管理人員、居民（主要是一些老年人、獨居者、低收入人群）等直接溝通，了解他們日常生活中遇到過哪些困境，哪些社區服務讓他們感覺到被忽略等。我們會把這些選題納入課堂進行研討，將這些真實的問題轉化為設計要去解決的課題。有條件的時候，我們還會在結課答辯的時候，邀請到非專業、非校內的老師們來參與評價，這些人通常是這些相關課題的利益相關者，或者我們會讓同學們帶著他們在課程中完成的方案，回到社區跟居民做匯報與交流，以了解問題解決得怎么樣，還可以有哪些優化的空間。

此外，結合著時代背景與灣區產業現實，我們對一些課程內容做了調整，比如重點關注設計與新興技術的關系，尤其是像“NBIC”（匯聚技術）這些具有顛覆性的新興技術。2000年，美國科學院組織了一批著名學者討論人類的未來科學究竟有哪些，他們的結論是“NBIC”（納米-生物-信息-認知）。“納米、生物、信息、認知”這四個領域是世界公認的21世紀最前沿技術，每個領域都蘊藏著巨大潛力，而其中任何幾項技術的兩兩融合、三種會聚或四者集成，都將產生難以估量的效能。在下個世紀，或者在大約五代人的時期之內，一些突破會出現在納米技術（消弭了自然和人造的分子系統之間的界限）、信息科學（導向更加自主的智能的機器）、生物科學和生命科學（通過基因學和蛋白質學來延長人類壽命）、認知和神經科學（破譯人類認知并創造出人工神經網絡）和社會科學（理解文化信息，駕馭集體智商）領域，這些突破被用于加快技術進步的步伐，并可能會再一次改變我們的物種，其深遠的意義可以媲美數十萬代人以前人類首次學會口頭語言知識。因此“NBIC”不僅僅是個新的名詞，更是一種全新的概念和學科。四大技術的融合將締造出全新的研究思路、產業模式、社會文化與設計日常。

實際上，關注技術，也是直面世界的“真實”。因為，今天的新興技術大概率會成為未來的日常技術，盡管目前還是一種“準真實”（Quasi Real），未來會成為真實，甚至“超真實”（Hyper Real，鮑德里亞）。基于上述立場，我在比如“服務產業分析”“設計符號學”等本科生課程中導入了“思辨設計作為方法”的內容，2023年的秋季學期，也會面向全院學生開設《思辨設計導論》的選修課程，并計劃于今年內完成《思辨設計導論》的教材寫作。所謂“思辨設計”（Speculative Design），我理解的定義是，“對尚未大規模商業化的新興技術原型及其未來社會影響進行批判性地推測與視覺敘事”，因為這里有一個很重要的“批判性”立場與態度，所以是“思辨設計”，而不是“推測設計”。由于這些技術還沒真正落地，且具有相當的專業門檻。由于“不了解”，作為這些技術受眾的大多數民眾很少有機會參與到這些技術發展的決策討論與博弈過程中。思辨設計采用設計虛構等方法，以物理道具與場景虛構的方式，視覺地模擬出了技術原型在未來世界可能會產生什么樣的結果，前瞻性地以想象力進行批判性推測，以視覺敘事進行表達，比如用電腦渲染和一些蒙太奇視覺拼接的方式，在某個具體的應用場景中，圍繞著某個核心的“物理道具”（通常是作為日常應用中的技術原型），來講一個故事，以故事情節來幫助大眾理解，這種技術一旦不加批判地、無差別地導入日常生活，會產生哪些（負面的）影響。思辨設計作為方法論的價值，很大程度體現在“邀請公眾參與科技倫理治理”的這種科普價值與社會價值上。最后，在結課環節，也不再是讓學生寫課程論文或者考試等常規方式，尤其在Chat-gpt等AI技術的盛行之后，“逼迫”學生去寫那些“車轱轆話”已經沒什么意義了，我會要求學生以作品構成展覽的方式完成課程考核，一方面可以讓學生直面真實世界對其作品的反饋，另一方面也可以讓公眾參與其中。

在面向研究生的《設計倫理研究》課程，主要也是在新興技術的現實語境中，結合技術哲學、技術倫理學等跨學科內容與研究方法，幫助學生立體地理解當代設計的倫理價值。除了基礎理論知識的講授之外，還會加入很多專題式的內容，如人工智能的設計倫理、思辨設計的想象倫理、對抗性設計的實踐倫理、批判性設計的反思倫理、話語性設計的溝通倫理、物導向設計的物倫理、女性主義設計的關懷倫理等。據多屆修課學生的反饋，經過上述課程內容的學習，很大程度刷新了他們以往對于設計的“刻板印象”，比如“設計一定要解決問題”“設計一定要或只能以用戶/人類為中心”等。上述改變，實際上說明了學生逐漸習得了一種未來設計師所必需的“關鍵”(critical，也可以理解為批判性的）的潛能，即“思辨素養”（Speculative Literacy）。

“思辨素養”大致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能力，想象力（imaginary）、批判力（critical）、關懷力（care）、話語力（discursive）、敘事力（narrative）等。其他的比較好理解，可能大家對“話語力”比較陌生。“話語力”，簡單地理解，就是構建話語的能力。主要來自于“話語性設計”（Discursive Design）這個概念，這個概念則主要來自于2018年由美國學者Bruce M. Tharp與Stephanie M. Tharp出版的《話語性設計：批判、思辨與另類之物》這本書。

實際上，“話語性設計”作為一種新設計范式的底層邏輯并不新，反而算是設計本體論的基本要義之一， 簡單理解就是“通過設計的話語”（Discourse Through Design）。“話語性設計”（Discursive Design）在實用主義的設計態度之外，更加關注設計在智識方面的影響力，以物作為引導提問與開啟對話的媒介，實現傳達觀念、塑造信仰、引起反思等目標。為了應對信息時代帶來的“理性困境”，話語性設計旨在為“無言之民”提供翻譯儀與擴音器，越多人能夠參與到技術應用的議題討論中，就越能保障其技術倫理照顧到大多數人的利益。

如我在“話語如何設計”（2021）的一篇論文里寫道的那樣，在話語性設計師看來，設計之物（Designed Objects）是啟發對話、生產話語的關鍵觸媒。今天的設計，除了使設計師成為更有社會意識的文化使者之外，也有機會作為話語工具幫助消費者轉型為具有批判意識的全球公民。話語將個體鏈接進集體的共同世界，通過物作為語言媒介，將直覺、知覺、反思等抽象無聲的智識活動，整合為可以被聽見、被看見、被意識到、被想起的對象，從而激活公共話語，以構建出那個突出溝通倫理的理想未來。

由于缺乏“話語力”的有意識訓練，我們很多同學就像“水壺里煮餃子”，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也稱為“隱性知識”）似乎永遠在沉睡，自己的所思所想，不能用一種成體系的、邏輯化的方式進行表達，無法顯示出一種“整體性的意義”，這便是話語力缺失的表現。然而面對多變的未來，我們的設計師不僅需要有動腦動手的能力，還需要有動嘴的能力。必須形成強有力的意義建構能力，所說的話才能形成觀點和話語，才有可能系統性地呈現自己設計的價值。除此之外，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目標指向，已經成為學術界積極探討的重大課題。這個話語體系，我覺得，一部分來自學者及其反思，還有一部分應該來自于學生及其實踐。

《設計》：您曾表示，設計是一枚用以考察人類世界何以至此的放大鏡，對于維持當代或所謂現代世界不可持續的結構至關重要。能否從設計倫理的角度進一步進行闡釋？設計倫理在國內的設計教育及實踐中是怎樣的現狀？

張黎：我與李硯祖先生主編的第二套譯叢《設計與時代》系列中有一本書譯自于澳大利亞著名的設計學者Tony Fry的《去未來化：新設計哲學》。在這本書當中，Fry創見性地提出，設計具有一種強烈的“去未來化”（Defuturing）潛能，在設計的共謀之下，生產出了巨大的浪費，最終將導致人類未來的不可持續，從而不再有所謂的未來。這是我上述觀點的智識來源之一。2020年加入廣工時，在學校與學院領導的支持與鼓勵下，在廣東省社會科學研究基地“設計科學與藝術研究中心”的平臺下設立了“設計倫理研究所”并創辦了“設計倫理研究大會”，以及面向設計學專業的研究生開設了“設計倫理研究”的必修課程。除了面向研究生的教育教學會主要聚焦于設計倫理問題，在本科生的教學活動中，也基本實現了以“設計倫理”來落實課程思政的育人目標。突出“設計為人民”的社會價值與現實意義。傳統上對于設計學的基礎知識的架構，一般都會認同設計史是一個基礎的內容，還有一部分叫設計理論，分為硬理論和軟理論，硬的比較偏方法，軟的是關于觀點、思潮、思想的研究，第三部分就是設計批評。這傳統三大架構當中沒有很明確的設計倫理的位置，但在我的理解中，設計倫理是跟設計理論和設計批評靠得最近的，我們既可以把它放到設計理論當中比較偏軟的部分，闡釋設計的意義，研究觀點和思想，也可以把它放到設計批評當中去，也就是用倫理的視角判斷設計的意義和價值。

從蘇格拉底的倫理觀“倫理即美好生活”的要義來看，人類所有的技術選擇都關乎倫理，都是關于如何通過某種技術過上更美好的生活。除此之外，技術不僅關乎目的，也會影響人們的思維方式、行為模式與價值判斷。面對將對人類社會產生顛覆性倫理影響的新興技術，比如基因編輯、生物工程、人工智能等，其倫理影響十分復雜，目前對這類“NBIC會聚技術”可能引發的倫理挑戰暫未形成有效預案，也加劇了技術發展結果的不確定性。正因為如此，新興技術發展與應用的前提與路徑必須得到“倫理先行”的謹慎研判。思辨設計以創新的非現實美學策略，一反主流的技術樂觀主義，對新興技術與未來日常生活的負面影響進行可視化地推測與虛構。

思辨設計以“What-If”（如果……會……）的思想實驗作為開端引發討論并建立對話。設計師利用虛構的手法推測出一個尚未存在的問題空間，“如果……會……”這種假設性提問方式來自于哲學領域的思想實驗，思辨設計采納思想實驗的提問方式，目的是通過虛構出極端的倫理困境，從而放大或突出技術與社會之間的可能張力，尤其是新興技術可能在社會中釋放出的負面影響力。類似的問題有：“如果基因編輯這種技術被全面地商業化，人類社會會發生什么”“如果可以選擇，你會為自己的后代設計哪些特質”“如果生物燃料技術被深度市場化，你會用動物或敵人的血液作為原料為自己生產電能嗎”“如果未來人類需要與動物形成共生關系才能存活下去，你會選擇與哪一種動物共生以何種方式共生從而盡可能維持目前的生活質量”等。這些假設性問題要么涉及的是尚未市場化的技術原型及其社會后果，要么引導人們關注到那些很有可能發生但尚未發生且一旦發生后果不堪設想的問題領域。思辨設計重點考慮的正是一旦這些技術被深度市場化，將會產生哪些嚴重的倫理影響。

以倫理作為目標，設計是我們去實踐并體現倫理的一種方法、一個手段、一個媒介。不是“關于”（about）設計的倫理或“為了”（for）設計的倫理，而是通過（through）做設計去實現善的價值。實踐的路徑有很多，比如納入公眾來參與，使其真實意識到原來設計可以產生這樣一種讓我感受更好的生活方式。這個路徑非常靠近技術倫理學。

其實倫理就是善和正義兩個方面：怎么去實現正義，怎么去完成善？比如說截圖這件事情，它為什么會形成這樣一種結果，其實就是被一開始APP設計的這樣一個邏輯，在這個邏輯當中它其實前置性的已經架設進去，所以我們在研究當代的或者說“另類”（alternative，與傳統不同的）設計倫理時，實際上想回到設計過程當中，也就是在經驗產生的過程當中，去前置性地把一些倫理的東西導入進去。

荷蘭技術哲學家維貝克曾提出一個很重要的概念——道德物化（Materializing Morality）。“道德物化”是現代技術倫理發揮作用的一種新思路，即通過恰當的技術設計，將道德理念“嵌入”技術人工物的功能之中，使技術人工物在使用的過程中對人的決策和行為產生道德意義上的引導和規范作用。最經典的例子就是馬路上的減速帶。

所以，我們會訓練學生識別出看起來很自然的現象和事件中潛藏的倫理偏見，再用來自于技術倫理學的方法對其進行分析和篩選。所以設計倫理課程當中很大的一部分內容是去跟學生補充技術倫理學當中的一些前沿的方法，但是技術倫理的方法比較抽象，所以在設計倫理的轉化和導入過程當中，會有很多具體的專題內容。我們在課程當中也會請一些比較偏技術倫理和從事設計實操的企業導師共同完成教學過程。

由于設計專業同學無論如何也還是要強調動手實操的能力，所以我們很大一部分設計倫理教育的教學改變是在設計過程當中提前植入倫理。實踐倫理學與傳統的理論倫理學的差異，主要體現在“實踐”二字。首先，實踐倫理學以問題為導向而非以原則為軸心。由于新興技術倫理問題的復雜性，實踐倫理學并不照搬既有的倫理學原則，而是在具體的問題情境中，按照動態價值框架去理解并靈活地運用原則。傳統的價值判斷原則及其規范體系，只作為動態價值框架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且隨著技術實踐的展開，結合具體情境對其進行具象的價值評估與理性反思并調整相應決策。與以解決問題為核心任務的傳統設計方法不同，思辨設計充分認識到新興技術及其后果的不確定性，重在提出問題而非解決問題從而引發討論，并以道具和場景來架構出一個不同于現實世界的平行世界，在其中展開相關技術困境的具體討論。實踐倫理不僅導向實踐，且倫理本身也有賴于實踐來實現。結合思辨設計提供的關于未來技術敘事的想象、理解與反思之后，觀眾以其主動選擇的生活方式、行為模式、倫理觀念等去兌現自己的技術決策權和話語權，充分體現了實踐倫理學的作用機制。

思辨設計以物為媒，將技術應用可能的未來后果以虛構化的視覺方式“提前地”呈現出來，將原本以語言為載體進行的思想實驗，轉變為通過視覺化的具象方式進行，從而將局限在專家之間的技術討論話語權擴展到技術的直接受用者——大眾手里。如果按照國內的學科話語來說，思辨設計是將新工科和新文科結合得最好的，或者是對這兩種思維的綜合性要求最高的一種設計類型。

《設計》：在本科教學階段您是如何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方式的？

張黎：如果只是和學生講方法論，可能會很枯燥，所以我會教學生兩個提問的方式：第一個是“為什么不？（why not?）”當你面對一個指令告訴你一定要怎么樣，或者只能怎么樣的時候，一個具有批判性思維能力或者批判性意識的設計師，應該條件反射地提出，“為什么要這樣？”“可不可以不這樣？”第二個是，“還有沒有其他的可能？（what's the alternative?）”還可以提第三個問題，“如果……呢？（What if?）”

我的博士論文是女性主義設計批評，女性主義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就是，判斷一件事情的價值，不能只是跟性別相關，比如你發現，對于某件事情的判斷，如果其他變量保持不變，僅僅只是因為性別不同，結論就不同，那可能就是一種文化的偏見。舉個例子，當你看到男生跳芭蕾舞、當幼師、當護士，就覺得有點兒不對勁，那時你要注意，這便是文化的偏見，誰說男生就不能跳芭蕾舞或從事幼師呢？我會引導學生注意主動克服的文化偏見，通常要追問一句：為什么不行？誰決定的？可不可以不這樣？還可以怎樣？

曾經有一個同學，在講解設計方案時提到用戶群體是女大學生，因此方案用色選的是馬卡龍色系里的暖粉。我就問他，為什么女大學生就要選擇暖粉色，這中間的邏輯是怎么建立的？他說因為看過相關的報道，女生都是很溫柔，粉色是一種溫柔的顏色，因此更適合女生。于是我繼續問他，除了這些報道是否還有其他的佐證來源，你有沒有研究過，粉色是什么時候被“規定”為一種女性的色彩？實際上，在18-19世紀的很多國家，較暗的粉色接近血液的色彩，象征力量與野性，因此更適合男性，所以有很長的一段時間，粉色更多是用來襯托男性的血氣方剛。直到19世紀中葉，隨著男性開始選用暗色與中性色，明亮的粉色逐漸為女性選用，并成為女性色彩。著名作家奧爾柯特（Louisa May Alcott）于1868年創作的《小婦人》（Little Women），里面就寫到為了區別龍鳳胎的性別，給女嬰打上了粉紅色的緞帶，而男嬰則是藍色的。所以，我接著引導學生們，對于一個事情的判斷可以有很多原因，但不要在“因為女性或男性，所以就一定只能怎么樣”的邏輯下進行推導，這是一種非常典型的性別化刻板印象的思維方式。設計總是強調創新，創新的本質是什么，在于創造“差異”、突破“套路”。反刻板印象，是一種很直接，但是也特別具有挑戰性的創新方式。因此，刻板印象，通常已經成為我們的“無意識”思維方式了。

性別，便是一個很多人都受它影響，但對其卻毫無覺知的無意識，所以要對“性別”形成批判性思維其實非常難，但是它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我們可以從性別開始，包括對于女性的體重、外貌，還有化妝裝飾這些東西展開反思性思考與設計。今天的性別文化其實是在變得更加包容，但是它仍然是可以通過設計去倫理性地調整的典型領域。當有一天學生對“假小子”“女強人”“女博士”“男護工”這類帶有性別偏見的詞匯很敏感的時候，就說明學生逐漸建立起了關于性別的批判性思維。

所以，在學生構思設計方案的時候，我通常都會“刻意地”介入一下，多考慮一下這個方案有沒有考慮到一些性別邊緣人群。比如當在面向女性做設計的時候，是否可以多考慮一下這個方案所面向的女性身份是否足夠包容和多元？是中年女性還是少女？對中年女性的界定是否包含著某種無意識的“限定”（歧視）？是否有考慮到少數民族或其他國別的中年女性等人。實際上，上述角度的反思，便是一種批判性設計倫理立場的表達。

《設計》：您博士研究的課題是女性主義設計批評，您認為性別設計思考的方向是針對不同的性別作出特別的關照，還是把性別差異模糊掉？

張黎：這個問題要看設計的出發點是什么。比如對于醫護這個群體，以防護服為例，設計師和醫生群體中男性占多數，設計之初并沒有考慮到女醫護人員的生理需求和身材上的差異，所以你可以看到多數女醫護人員所穿著的防護服都明顯偏大，還有疫情期間很多女醫護人員生理期生活不便，以及要剃頭來保持便利和衛生的現實等。對于這一類產品，設計有明顯的缺失，完全可以針對女性用戶人群有更多針對性地關懷與服務。設計師可以在設計的最開始就拋棄基于自己的理解去定位女性和男性的產品的想法。生理差別需要照顧，但是當沒有必要基于生理差別去做不一樣的意義的闡釋的時候，我們就要去模糊它。比如，在消費主義的邏輯下，很多所謂的“差異”都是“偽差異”，去年某品牌出了一個“女王紅”的口紅色號，次年又出了一個“斬男色”的口紅色號。實際上，這些紅色之間的差異很難通過肉眼識別，但是為了要促進消費，就得再講一個新的故事。面對這些差異，一方面學生作為設計師，要學會其中的設計策略與方法，一方面他們也是消費者，要學會辨別其中的營銷套路。所以我們首先要教學生辨別有哪些差異是真實的、哪些差異是人為的、文化的、建構的。我覺得這是一種批判性思維和洞察能力的基本訓練。

模糊的性別身份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實際上我們對于很多現象的理解和判斷，都是個人化的，是主觀的，也可以說是模糊的，真實世界不存在“非黑即白”的二元論，所謂概念和理論，都受限于我們人類的思維方式。所以模糊可能更多更接近真實，也是混沌理論的關鍵詞之一。在法國著名哲學家西蒙·波伏娃的《模糊性的道德》一書中，她提出了“存在的模糊性”，并闡發了何謂自由哲學；波伏娃主張每個人要承擔自身的存在，爭取自由，讓我們的存在處于向無限性開放的有限性中。所以，“模糊”不是一個貶義詞，而很有可能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更加包容和彈性的“設計策略”，也更有可能具有批判性。

《設計》：您的研究課題對象包含“在技術哲學視域下的設計新思潮”，請介紹一下“后人類時代”，以及在設計學的領域存在哪些后人類的可能。

張黎：這是個去年剛剛結題的項目，在當年的課題指南當中是“藝術設計新思潮”，我個人加上了“技術哲學”。我對“技術哲學”的探究始于2008年在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藝術史論系攻讀博士學位的時候，我的導師李硯祖先生建議我選修了《技術哲學》這門課，他認為，設計在更本質的層面上，也是一種技術，我們現在還沒有很成熟的設計哲學，學設計的人應該去聽聽技術哲學。回溯起來，選修這門課成了改變我學術方向和視野的“決定性瞬間”，它拓展了我對設計的理解，強調思辨性，也喚起了我對哲學的濃厚興趣。我日后的很多研究都在設計哲學的范疇，從不同的角度看到設計的不同層次。與導師一起主編的那套“小黃書”（鳳凰文庫·設計理論研究系列）已經出版了22本，在主編與翻譯的工作中，我逐漸意識到，很多設計思潮與新興實踐似乎體現出了某些共性的東西，尤其是當用技術哲學的視域去看的時候，會理解得更加地透徹與深入。我希望去捕捉當代設計思潮涌動當中某些共通的東西，描摹出當中本質性的、根本性的東西，同時在過程中去判斷未來會往哪個方向發展。所以我選了這個題目來立項。

“后人類”（post-human）這個“post”不是一個時間上的“后”，是一種變化已經發生但還沒有最終定性，還處于持續變化當中，所以出現了很多“后XX”的“過渡性”話語，比如“后現代”“后數字”“后智能”“后消費”“后現象”“后數字”“后美學”“后理論”……我想強調的是，后人類的這個“post”是一種超越與反思，因為在這個強調以人類為中心的價值導向下，過于主張用戶為中心（user centered）、以人為中心（human centered）的設計，實際上也產生了很多“去未來化”的倫理后果，印證了20世紀70年代美國設計學者維克多·帕帕納克曾在《為真實世界而設計》一書中對設計的批評。

當然，絕大多數設計都是要關注人跟機器、跟物之間的適配問題，但是我認為，尤其是到了研究生階段，或是設計產業已經相對發達的時候，我們應該且可以強調設計師的人文關懷。首先應該認識到，人類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地質時代即人類世（Anthropocene）。目前已經有大量證據證明，人類改變了地球的生物物理系統，這種改變不僅包括二氧化碳含量，也包括了氮氣循環、大氣層以及整個地球的氣候。從可持續角度切入的話，人類對環境的破壞，對資源的過度攝取，其罪魁禍首的一個核心的意識形態就是極端地“以人類為（唯一的）中心”。我們已經意識到“人類世”的危機，因而非常強調可持續設計，然而，吊詭的是，現今絕大多數設計都是不可持續的。在設計人文領域開始反思，強調對人類共同體進行關照之時，也希望學生可以額外地、更多地再關注一下，在人類之外，跳出人類的視角，我們還應該去考慮哪些問題。比如除了考慮人類所居住的微觀環境，多考慮一下地球與宇宙；除了考慮人類本身之外，多考慮到其他的物種。現有的多數設計都是僅從人類的維度來切入與輸出的，沒有關注到其他的可能，這些可能既是設計倫理的重要體現，也是設計創新的重要來源。總而言之，我們應該關注“另類”（alternative），時刻保留“另一種可能”和替代選擇。

在“人類世的設計理想與倫理：非人類中心主義與物導向設計”（2021）一文中，我重點論述了“后人類”設計的一些問題。在人與科技的關系當中，“人并不是唯一的能動者”這一觀點，不論是拉圖爾于20世紀80年代確立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NT）及其之后形成的反人類中心主義，還是在后人類主義抑或是人類世的反思中，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認同與呼應。設計師最擅長通過多樣化且富有啟發性的創新方案來回應當前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問題。面對人類世而設計，我們必須重新確認什么是設計的理想，什么是設計的核心價值，并重新認識人與世界、與自然、與物的關系。面對人類世的危機與挑戰，“非/去/后人類”（non/de/post-human）等轉向和“物質轉向”（material turn）一起，共同構成當代哲學思潮的主邏輯之一。近年來，強調物自身存在的思辨實在論（speculative realism）及其分支思想“物導向本體論”（Object-Oriented Ontology，后文簡稱為OOO）便十分契合非人類中心主義的取向。OOO是較為新近的哲學流派，其核心觀點是，物具有自身不以人的經驗為基礎的現實，具有較強的唯物論思想，也因此被視為新唯物主義和物質性轉向（materiality turn）等哲學思潮的一部分。物導向本體論一般被認為是由格拉漢姆·哈曼（Graham Harman）確定的哲學流派，哈曼認為物自有其存在，而這種存在并不依賴于人類的使用關系而被確定或認可。

面對人類世及其后果反思設計的理想與倫理意義，物是值得被關注且極具操作空間的路徑。如前所述，人類世引發的生存危機與新興技術造成的存在危機，共同為物作為非人（non-human）的典型，進入了哲學問題的中心領域。新興技術的井噴及其對日常生活的深度滲透，使物成為新的道德主體與知識來源，以應對“以人為中心”的設計本體論所造成的重大人類世挑戰。我們需要“重新思考人與物質世界關系的新話語”，這被稱為“新物質主義”（new materialism）的思潮[37]首先表現在技術哲學、人類學、文學理論等領域，最近由于AI與物聯網等技術的普及，其在設計領域的影響力才逐漸體現出來。“物導向設計”（object-oriented design）是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一種，指的是以OOO作為觀念基礎，認同物具有超出關系的實在性，并將物上升為異形（alien）主體，推測并思辨出新的人機關系，實現對“人導向設計”（human-oriented design）的補充，從而以后人類的立場對人類世進行反思，對現代性邏輯中的人本主義進行糾正。物導向設計作為“人導向設計”的替代性方案，既是為了對抗人類中心主義的話語霸權，也從以物為主的視角為交互設計提供了更多創新的可能。基于物的不可窮盡性和“謎”性，人機交互的關系及其意義實現，不只倚賴于人的參與，也需要納入物的“具身性”（embodied）。

但是我也一直強調，設計總是為人的，但不一定是直接的，我們可以把其他物種拓展進來，尊重動物和植物的生存狀態，創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系統，讓更多物種更容易共同繁榮，最終受益的還將是人類。我覺得這種可能性便是后人類當中我們很強調的倫理面向。

《設計》：生長于信息時代的學生獲取知識和資料的渠道豐富而蕪雜，在這樣的背景下，高校設計教育應該聚焦在哪里？對教師提出了怎樣的挑戰？您認為學生在學校最重要的是習得哪些知識和能力？

張黎：我曾經在清華美院教了8年的書，壓力確實挺大，基本上每天都在備課，也對什么是“教學相長”體會深刻。以前上課是老師上面講、學生下面記，老師是學生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知識來源，然而，今天的知識，只要動動手指就能輕松在網上找到。時代的挑戰對于老師和學生來說是雙重的。老師教什么、如何教，才能比學生自學的效果更好？2017年，我去愛爾蘭科克大學有一次短暫的訪學，遇到了一位銀發的教授，他給了我很多啟發。老先生上課從來都沒有PPT課件，每次課程都感覺似乎是即興的，但又不是完全隨機的，而且每次課程都感受到學到了很多，不僅內容飽滿，且全程都是互動與思考。雖然沒有PPT的固定內容，但老先生每次都會書寫板書，還會用到很多教具，比如一些模型、海報、貼紙、問卷等。而且每次課前，老師都會提前布置一些閱讀任務，大概是幾篇論文和一些線上資源，在上課時，所有的內容與主題，也都與課前預習的內容相關，作為學生，我都帶著一點點背景知識和一些疑惑去上課，于是在課上會容易進入到互動與提問，以及討論的氛圍中。這些基于核心知識點與主干結構的開發式即興課堂和學習氛圍，讓我深受啟發。在知識極易獲取的當下，如何鑒別、如何深度閱讀與反思、如何基于閱讀進行提問與討論，不斷地去推進對于某個問題的思考，是當下未來高校設計人文教育的重點基礎內容之一。

關于這個話題，我曾在2020年同濟大學舉辦的新興設計實踐（EPC）大會和2023年中央美術學院未來國際教育論壇上分別做過《無知的教師與話語素養：未來設計教育思辨》與《無限的教育：從信任到促動》的分享。我主張好的教育應該是無限的教育，好的老師應該充分信任學生，去觸發學生想要“成為自己”的內生動力，因此老師的主要職責不是講解知識，而應該像蘇格拉底那樣去提問，以問題支持、推動學生進行主動思考，喚起學生創作、發問、試錯的欲望，通過這種方式完成教育的目的。老師的知識體系大概形成于過去20多年的教育與人生經歷，而現在的學生所具備的視野和潛能可能已經遠遠超越了老師，如果老師的理想是把學生培養成“自己”的樣子，那從一開始的定位就錯了。“無知”是避免以老師自己作為邊界，從而限制了學生的發展，“無知”不是傻或無能，是盡量克制自己“有問必答”“好為人師”的沖動。當下老師的第一價值在于提問，就像蘇格拉底那個時代他在做的事情一樣：當學生拋出一個問題的時候，我會通過提問的方式幫助其厘清這個問題。從心理學上分析，你能提出這個問題，其實潛意識里已經具備回答這個問題的能力了。所以教師的作用是通過提問的方式推動學生主動思維的過程，不斷拓展思考的極限。也就是說，老師不要輕易給出答案，因為，其一那個答案本身并沒有什么價值；其二那個答案可能不夠充分，也不是標準的，甚至也不是唯一的；其三直接得到答案會讓學生喪失思考的主動性。相反，教師可以通過提問的方式去幫助學生剖析問題，幫其意識到思維的局限性，讓學生自己去找答案。

老師的第二個價值在于當學生需要在兩難甚至三難的境況中做選擇的時候提供做出不同決策的依據，因為“三條路”你可能都走過，或者看別人走過，你可以將三條路走下去可能會產生的后續影響說給他們聽，但最后的選擇還是要由學生自己做。

老師的第三個重要作用在于喚起學生自我學習、自我精進的動機。學習的能力就像隱藏在每個人身上的馬甲線一樣，把覆蓋在上面的脂肪去除了，它就露出來了。老師的能力就是幫學生把那些阻礙其發現自己興趣的東西清除掉，學生自然就會找到最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或路徑。

《設計》：在國際交流中，有哪些教學科研的方式方法您認為值得學習借鑒？

張黎：在訪學當中我發現外國學校師生之間的關系非常平等，體現在各個方面。首先是平等，教師尊重學生是一個基本素養平衡發展的個體，不會有居高臨下的姿態。如前所述，老師要做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克制自己好為人師的沖動，盡量用提問去拓展思路，把開放性留給學生。國外的課堂很多是研討式的，對老師的要求會更高，其教學目標清晰、細節豐富但不是固化的條目，但不管思路如何拓展都是在主線上下浮動，引導學生說出自己看似瑣碎的想法，再進行指點和生發。第二是信任，這種態度可以融入或轉化為很多方法。我曾經在跟“思辨設計”概念提出者安東尼·鄧恩的訪談中問他，交給學生的第一個任務是什么？鄧恩說，與其說是任務不如說是一種態度的確立：我相信他們可以做到，所以會鼓勵他們一開始看上去很不成熟的思考、研究方案或是計劃。就是不要一開始就用你的經驗去判斷說這個不可能，你做不到。即使真是如此，你也要多給學生一些時間，讓他們去嘗試一下，比如一個禮拜仍無法做出一些可以推進的結果就不要繼續了，并不是完全放任。允許學生去試錯就是一種信任，也是平等態度的延伸。第三是溝通。在愛爾蘭的時候我們老師帶我們到一家書店，讓每個人在半個小時之內選一本想買的書，然后大家就所選的書展開交流。因為半個小時太短，我就走到最近的書架拿了一本叫《Against Anything》（反對任何事情）的書。老師問我為什么選這本書，我說，很多人都覺得我一直是一個很另類的人，搞藝術理論的人覺得我是搞設計的，搞設計的人覺得我是搞設計理論的，搞設計理論的人覺得我是搞工業設計的，所以這本書讓我產生了認同感。老師說，“你這種叫不可被歸類，破邊界而無邊界，我覺得這樣非常酷”。老師對我的真誠肯定，以及開放的溝通方式，讓我十分感動。

他們的這種教學方法通常會把學生帶入一個比較極端的情境，讓學生自己做選擇，去闡釋去表達。這里沒有好壞對錯，只要你能自圓其說。也就是前面說的“思辨素養”很重要，同理，能溝通，注重見面交流是國外教學很重要的方式。 《Against Anything》的序言里有一句話，大意就是“人類所有行為的目的，都與溝通相關。”可以用這句話去闡釋所有的人類動機，因為我們每個人既是一個社會性的動物，同時也是一個孤島。因為不論你怎樣用語言去溝通交流傳遞“我是誰”，實際上別人也沒有辦法走進你的內心，真正理解你的那些體驗。當然，理解你自己也是一個人一生的命題。

我寫過一篇“話語如何設計：另類之物與溝通倫理”，在初稿階段有一個很長的片段專門去談為什么說話這件事情對人非常重要。包括在設計能力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在今天新技術路徑之下被甩出去了，甩出去的結果就是ta不能、沒有機會去討論這件事情，ta不知道怎么去切入這個話題，然后也沒有渠道與資源去進行理解，ta說不出來或者不想說，“無言”是一個人性喪失最顯著性的標志之一，作為人，喪失了說話的能力/權利，是非常糟糕的。所以第一個是平等，第二個是信任，第三個是溝通。

我覺得某門課真正產生了良性價值的重要指標之一，就是你的學生能說且愿意說，可以很系統、很有邏輯性地表達很多跟主題相關的內容，沒有模式沒有套路，但是ta可以不停地交流，其實這也是思維與話語能力的雙重提高。這說明這門課上得好，學生在溝通中表現出來的理解力、想象力是基于其對這個問題的理解與洞察，然后可以用自己的語言有組織性、系統性地表達出來。

《設計》：您希望自己的畢業生未來承擔起怎樣的社會責任，怎樣實踐設計價值？

張黎：學生們一畢業就需要解決生存問題，比如說去一些互聯網大廠夜以繼日地工作，從事一些類似“美工”的工作，去引導大眾消費，每天思考的是怎樣讓用戶對產品“成癮”。但是我希望我的學生在做這種維持生存的基礎工作的時候，心里永遠有一份理想性的認知、倫理性的追求：雖然我現在做不到，但我知道理想的合乎倫理性的設計是有價值的。希望這個信念能夠一直指引著他們。曾經有學生問我：什么樣的學生適合學設計？我說：三觀正。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些攤開來說，核心其實就是倫理，也會具體表現在思辨素養中。

另外，我希望大家可以勇敢去成為一種“另類”的存在，永遠不要急于被歸入主流。當然，在任何一個社會形態或者時代當中去作一個另類或保持一種另類價值，其實就是一個孤勇者。大家之所以喜歡《孤勇者》，是因為很難有人真的成為孤勇者，大家需要“抱團取暖”，需要成為整體的一部分，才能獲得安全感。

雖然每個人都追求特別，但是當真的成為特別的那個人，會非常具有挑戰性。所以對于同學們來講，我的期許是，大家在合乎主流價值規范的同時，能夠永遠保留一份對Alternative的尊重或者包容。“Alternative”意為“另類”，也可以翻譯成一種很邊緣的，沒有辦法被歸類的，或者是被主流價值體系切割出來的“剩余物”（remainder），但它不一定是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