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葉東杭 廣東金橋百信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

陳兆楠 廣東金橋百信律師事務所律師助理

陸梓涵 廣東金橋百信律師事務所律師助理

【摘要】醫生受賄是醫院內個人受賄犯罪中最常見的表現形式之一，而涉及到具體案件的醫生受賄行為應構成受賄罪還是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因行為人本身具有醫務人員和公職人員的雙重身份屬性，謀私行為所處的整體活動也兼具“行醫”和“公務”的雙重屬性，往往難以直接判斷。葉律師及團隊同事通過案例檢索、分析，整理出數個具有典型意義的案件，通過分析醫生是否對最終決定采購藥品（器械）具有處方權、采購權，是否利用從事信息管理的職務便利等方面，探索實務中法院對醫生受賄情節的定性標準。

2023年7月28日，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在北京召開動員會，部署紀檢監察機關配合開展全國醫藥領域腐敗問題集中整治。全國醫藥領域腐敗問題集中整治工作每年都開展，過往的常態是九部委部際聯席會議，而今年卻增加到了十四部委。當下中紀委國家監委亦開始介入醫藥腐敗問題整治工作，這些都顯示著今年的醫藥領域反腐力度相較往年有所不同。

醫生受賄是醫院內個人受賄犯罪中最常見的表現形式之一。實踐中，受賄行為的發生往往基于多種原因，常見如違規開藥后收取醫藥公司返點、參與醫療器械或藥品 采購過程中以權謀私、收受醫院內部謀求人事變遷者賄賂、在醫院建設工程項目中收受賄賂等等。

而醫生受賄最常見的兩個罪名，便是受賄罪與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針對這兩個罪名的適用情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印發《關于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下稱《商業賄賂司法解釋》）已有明確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印發《關于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的通知：

四、 醫療機構中的國家工作人員，在藥品、醫療器械、醫用衛生材料等醫藥產品采購活動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銷售方財物，或者非法收受銷售方財物，為銷售方謀取利益，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的規定，以受賄罪定罪處罰。

醫療機構中的非國家工作人員，有前款行為，數額較大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的規定，以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定罪處罰。

醫療機構中的醫務人員，利用開處方的職務便利，以各種名義非法收受藥品、醫療器械、醫用衛生材料等醫藥產品銷售方財物，為醫藥產品銷售方謀取利益，數額較大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的規定，以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定罪處罰。

然而，由于我國醫療體制的特殊性，使得醫院、科室及科室成員之間的職責和關系往往具有復雜性，并非通過《商業賄賂司法解釋》中的三條規定便可簡單囊括。 譬如，有的案件中，行為人本身具有醫務人員和公職人員的雙重身份屬性，謀私行為所處的整體活動也兼具“行醫”和“公務”的雙重屬性，在這個時候，應當如何準確進行罪名適用，便成了許多涉醫職務犯罪案件審理時，控、辯、審三方所最為關注的問題。

為了更好地幫助大家在涉醫刑事案件中，厘清受賄罪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的界限，葉律師及團隊同事通過案例檢索、分析，整理出四個具有典型意義的案件，與大家交流討論。這些案件在罪名適用爭議上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時也反映了醫療機構日常運作的復雜性，值得更深入的討論與研究。

1.趙鳳琴受賄案

要旨： 當 醫務人員收受“回扣”的行為不是基于醫生技術權利針對病人個人而言的處方行為，而是參與了醫療藥品（器械）的采購行為，并對醫院最終決定采購藥品（器械）具有權威建議權時，應作為事業單位中行使管理職能的公務人員，構成受賄罪。

案號：（2015）璧法刑初字第00343號、（2016）渝01刑終650號

審判法院：重慶市璧 山區人民法院、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案情： 2005年至2013年，被告人趙鳳琴在擔任重慶市璧山區人民醫院眼科主任(原五官科主任)期間，在朱冬、廖在志、湯曉東、傅燕、唐艷等人向重慶市璧山區人民醫院銷售人工晶體過程中，利用職務便利，為朱冬、廖在志、湯曉東 、傅燕、唐艷等人謀取利益，并收受朱冬、廖在志、湯曉東、傅燕、唐艷等人的回扣費共計44．61萬元。2015年6月26日，被告人趙鳳琴退繳贓款35萬元

辯護意見（摘錄）： 被告人趙鳳琴的行為不構成受賄罪而應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①趙鳳琴與醫院是聘用合同關系，眼科不是醫院內設機構而是醫務科下面的業務科室，趙鳳琴作為眼科主任是在醫院院長和醫務科領導下從事醫療教學科研等技術性工作，行使的是科室內部的管理權而不是代表醫院行使組織、領導、監督、管理等公共管理職能；②趙鳳琴作為眼科主任不具有人工晶體采購權，其申請采購是代表眼科向設備科提出，是履行正常的醫院職務行為。在醫院確定采購人工晶體的型號規格和供應商后，眼科主任僅是與供應商聯系人工晶體的數量，也就是說醫院確定采購權在前，使用人工晶體在后，使用人工晶體的行為是醫務人員的處方行為。因此，趙鳳琴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其收受回扣的行為是醫務人員的處方行為，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

法院觀點： 趙鳳琴作為醫院科室主任，在璧山縣人民醫院采購人工晶體過程中，參與詢價、談判、簽訂合同，行使的是管理職能，并非基于醫生技術權利針對病人個人而言的處方行為。其作為事業單位中行使管理職能的公務人員，符合國家工作人員的條件，因此，其收受回扣的行為構成受賄罪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

案件評述：通過該案，我們不難發現，雖然《商業賄賂司法解釋》對醫療機構中國家工作人員和非國家工作人員的受賄情形及適用罪名作出了規定，但醫務人員的處方行為和公務性職務行為有時并非涇渭分明，甚至出現兩種行為糅合并存的情況。

現實中，醫務人員尤其是臨床科室主任一般會依據患者病情，藥品、醫療機械的研發情況等，整合臨床處方需求，統合科室醫生意見，形成用藥申請，而醫務人員的“處方權”往往會左右藥品、醫療機械的采購，加之在一定時期內，個別醫院的藥品采購審批制度有待健全，醫務人員的用藥申請常常對藥品或醫療機械的采購有著支配性影響，直接決定了采購及用藥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醫務人員對藥品采購所提出的“建議”行為，宜適用《商業賄賂司法解釋》第四條第一款之規定。

因此，司法實踐認為，醫務人員利用職務便利提交藥品、醫療機械的采購申請，形成權威型建議使醫院因此采購相關藥品或醫療機械，而醫務人員從中收取回扣的，應當認定為受賄罪。

2.丁利康受賄案

要旨： 國有醫療機構中，從事醫療數據統計、傳輸、維護等信息管理工作的事業編制人員，其統計、傳輸、維護的信息和數據系國有醫療機構對醫療業務進行管理、監督、決策的重要依據，屬于醫保信息，工作內容具有公務性質，該人員系國有事業單位中從事公務的人員，應以國家工作人員論。該類人員利用從事信息管理的職務便利，非法收受醫藥營銷人員財物，向其提供本醫療機構藥品使用情況統計數據等信息，為相關藥品生產、銷售企業以不正當手段銷售藥品提供便利的行為，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款的規定，以受賄罪定罪處罰。

審判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案情：被告人丁利康在擔任上海市嘉定區馬陸鎮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辦公室信息管理員期間，利用負責構建、維護計算機網絡及日常信息統計工作的便利，于2006年至2011年間收受非洛地平片、傷濕止痛膏等醫藥銷售代表許榮給予的好處費27600元，2007年下半年至2011年3、4月間收受浙江海力生制藥公司醫藥銷售代表張漢球給予的好處費18000余元，并向上述醫藥銷售代表提供醫院藥品使用情況；2008年至2010年間，收受電腦設備供應商上海銀兵貿易有限公司負責人吳銀兵給予的價值2000元的禮券、消費卡。

法院觀點：被告人丁利康是國有事業單位上海市嘉定區馬陸鎮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事業編制人員。丁利康作為辦公室信息管理員，工作職責包括監控信息數據庫使用情況、管理用戶權限、協助相關部門進行醫保數據的統計、傳輸等信息管理工作，并對數據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安全性負責。這些信息是國有事業單位醫院對醫療業務進行管理、監督、決策的重要依據。丁利康管理、監控醫院用藥數據等醫保信息，是履行公共事務管理、監督等職責，從事的活動具有公務性質，故其應以國家工作人員論。丁利康身為國有事業單位中從事公務的國家工作人員，利用信息管理的職權，私自向藥商提供數據，收受錢款，符合受賄罪錢權交易的特征，其還利用具有單位電腦采購建議權的職務便利，在計算機網絡日常維護管理工作中，收取電腦設備供應商的禮券、消費卡，相關金額應與前述收取醫藥銷售代表的賄賂款累計，一并以受賄罪論處。

案件評述： 丁利康案是非常典型的醫療機構非醫療工作人員職務犯罪案件，該案所反映了醫療機構中的工作人員在其職務行為過程中以權謀私，應當參照哪些因素進行最后的定性的問題。

丁利康案歷經一審、二審，兩次判決結果截然不同，此中也不難看出，各級法院對于該問題的觀點不盡相同。一審法院，丁利康向醫藥代表提供該院相關藥品使用情況，系利用了不具有職權內容的工作便利，不具有從事公務的性質，對其不應以國家工作人員論，其行為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而二審法院認為，管理、監控醫院用藥數據等醫保信息，是履行公共事務管理、監督等職責，具有公務性質，因此丁利康應以國家工作人員論。 由一審、二審法院論述的思 路來看，本案論證構成受賄罪或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主要還是回歸到對國家工作人員、公務這兩個概念的認識與理解上。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三條規定“ 本法所稱國家工作人員，是指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及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國家工作人員論?！倍±导跋嘟讣漠斒氯?，往往是基于“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而被定性為國家工作人員。然而，對于其具體業務崗位是否具有公務性容易引發較大的分歧，最終可能會導向不同的結果。

譬如，在浙江省嘉興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2008）嘉刑終字第161號王力受賄案中，被告人王力利用擔任海寧市人民醫院信息科工作人員職務上的便利條件，多次向藥品推銷員沈某提供海寧市人民醫院保密的醫生處方用藥的統計信息，最終被認定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該案中，被告人王力與丁利康的崗位職責相近，均與醫院信息系統的維護有關，但根據丁利康案的證據顯示，丁利康的崗位職責還包括監控信息數據庫使用情況，管理用戶權限，協助相關部門進行醫保數據的統計、傳輸等信息管理工作，并對數據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安全性負責，工作職能具有較為顯著的公共屬性；而王力所處的崗位職責更加偏向于維護本單位計算機和網絡系統的正常運行，對于醫院系統中設計的相關數據是否真實、如何運用并不具備監督、慣例、負責的職能，因此，不應當認定為公務行為。

通過對比丁利康案與王力案，不難看出法院在適用罪名時，最為關注的還是當事人所在崗位職責的公共屬性。在此之中，被考量的不僅僅在于工作是否影響醫療機構的運作，還在于所處崗位職能是否涵蓋公共事務管理、監督等職責，以此來判定工作崗位的公務屬性。

3.趙玉娥受賄案

要旨： 當被告人身份具有雙重屬性，工作行為兼具醫療和公共服務時，需具體考量其涉案行為系基于何種身份而履行的職責。以科室主任的身份代表醫院在銷售發票上簽字，實質上系代表醫院與供貨商達成買賣協議，屬于從事公務的行為，應當認定構成受賄罪。

案號： （2015）本刑二終字第00043號

審判法院：遼寧省本溪市中級人民法院

案情： 被告人趙玉娥于2007年至2011年間，在任本溪市中心醫院循環一病房主任期間，在本溪市中心醫院邀請省專家來溪出診期間，利用其對醫療耗材選擇具有建議權的職務便利為北京某甲商貿有限公司向其單位銷售醫用耗材提供幫助，后在辦公室和“天女木蘭飯店”等地，先后非法收受該公司經理朱某某給予的賄賂款共計人民幣14萬元，非法收受該公司業務員李某某給予的賄賂款共計人民幣7萬。此外，被告人 于2011年至2014年間，在任本溪市中心醫院循環一病房主任期間，為北京某乙商貿有限公司、北京某丙科貿有限公司向其單位銷售醫用耗材在使用中提供幫助，后以購房借款、裝修用款、禮尚往來名義在辦公室內、中心醫院健康管理中心樓下，先后三次非法收受上述公司業務員孟某某給予的賄賂款共計人民幣30萬元。

辯護意見（摘錄） ：被告人沒有醫療耗材采購的建議權，其系利用醫生開處方的職務便利收受賄賂，應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

法院觀點：上訴人趙玉娥雖然是手術醫生，但其以科室主任的身份在銷售發票上簽字實質上系其代表本溪市中心醫院與供貨商達成買賣協議，在此環節其已脫離醫生職責，而是履行科室主任的職責，屬從事公務的行為，行賄人亦是基于趙玉娥具有科室主任身份、對采購行賄人的醫療耗材具有建議權而對其行賄，并非基于趙玉娥系手術醫生具有開處方的權利而對其行賄，故上訴人趙玉娥收受賄賂的行為應認定為受賄罪。

案件評析： 本案中，被告人 趙玉娥不僅是醫務人員，同時也是病房主任，其身份具有雙重屬性，這也使得其工作行為兼具醫療和公共服務的特征。

趙玉娥案中最大的爭議在于，其被追訴涉嫌犯罪的身份是手術醫生還是科室主任，該問題同時也反映了案件爭議焦點的核心：行為人收取供應商財物以謀私，是基于醫務人員“開處方”的職務便利，還是基于科室主任影響醫院采購手術藥械的權力？如果二者兼有，那么應當如何進行定性？關于這個問題，實踐中有兩種不同的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類似案件應當基于“存疑有利于被告”和“刑罰謙抑性”原則，作對被告人有利的認定。該觀點支持者認為，現實中，醫療機構內設科室的主管領導，往往也是科室業務的業務骨干，其工作行為必然兼具“行醫”和“公務”的雙重業務屬性，此種情況下，如果因其行為中帶有一定的公務性而認定構成受賄罪，便無法準確評價其“行醫”的屬性，最終使得罪刑不相適應，因此類似案件應當以輕罪定罪處理，認定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

另一種觀點認為：對于兼具“行醫”和“公務”雙重業務屬性的醫療人員收取他人賄賂應如何定性，應更加考量其收取賄賂的基礎是否超出醫療行為的范疇。如果行為、職權明顯超出正常的醫療行為范疇，則應當認定為基于履行公務的職權而受賄，應認定為受賄罪。

我們更認同第二種觀點。首先，“存疑有利于被告”適用于案件事實尚未查清的情形，其目的在于避免冤假錯案，并不適用于法律適用存在爭議的情形，對于法律之疑的解決，應當遵循法律解釋方法、法律解釋規則處理。如果遇到法律爭議，就做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釋，那么將破壞法律的統一性，動搖法治的根基。此外，刑事審判之所以常常主張“體現刑法的謙抑性”是因為刑事法律所面對的社會現實紛繁復雜，而法律規定往往具有滯后性，因此要求司法官在適用刑法時，要考慮到案件背后復雜的成因和社會背景，克制“重刑主義”，不可機械辦案，但“刑法謙抑性”并不是“囫圇吞棗”的借口，更不能作為“不仔細分析案情”行為的擋箭牌。相關案件中之所以存在法律定性上的爭議，是因為醫療機構中科室領導崗位具“行醫”和“公務”的雙重業務屬性，針對行為人收取賄賂的法律定性，應當著重分析其收受賄賂所立足的是行醫職能還是公務職能，而不應草率 根據“存疑有利于被告”、“刑法的謙抑性”而一概從輕認定。

回歸本案當中，在案證據證明案涉醫院手術耗材采購、使用，采用的是先備貨后結算，供應商經過科室主任同意后供貨給醫院進行儲備，并在貨品被使用后經科室主任簽字結算費用的流程。在這種情況下，趙玉娥的簽字行為，本質上是代表醫院與供應商訂立買賣合同，同意向供應商購買相關耗材的行為，這一締結買賣合同關系的行為已經超出了醫生實施手術、開展醫療活動的范疇，屬于從事公務行為，因此應當認定構成受賄罪而非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

4.鄭進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案

要旨：1. 具有較高級別的技術職稱、負有對全組醫療效果負責職責的醫院科室診療組負責人， 在制定本組手術方案時，沒有參與產品價格確定、合同簽訂等采購環節的情況下，根據臨床需要使用耗材品種，不屬行政管理的職權范圍，不宜將在醫院確定的供應商中選擇使用醫療耗材認定為采購權，不構成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2. 若具有多個行為，可以同時適用受賄罪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予以數罪并罰。

案號：（2013）淮法刑初字第0341號

審判法院：淮安市淮安區人民法院

案情（摘要）：被告人鄭進在擔任淮安市楚州醫院骨科主任期間，于2006年2月至20 13年1月，利用職務之便，在醫療耗材購置過程中為他人謀取利益，具體事實如下：

1.2005年年底，王某代理淮安海信商貿公司在淮安市楚州醫院骨科耗材銷售業務后，即找鄭進幫忙多使用其產品，并承諾按使用量的20%給予提成，鄭進答應幫忙。醫院藥材科征求意見時，鄭進表示：王某他們公司銷售的產品不錯，用的還可以。鄭進所負責的診療組手術需使用耗材的時候，大多會選擇通知王某供貨。鄭進或者授權其他人在內固定物品使用清單上簽字確認，藥材科憑內固定物品使用清單按月與王某所代理的淮安海信、上海仁瑞等公司補簽合同，辦理手術耗材的入庫手續。王某每月按清單對使用耗材的總額進行統計，次月按約定標準給付鄭進回扣。

2.2009年南京暢華醫療器械有限公司季某找鄭進，欲將椎體成形手術耗材進入淮安市楚州醫院銷售，請鄭進幫忙。鄭進讓季某先去藥材科聯系，之后該公司的椎體成形系統通過醫院藥材科審核，由骨科直接通知使用。鄭進組手術需要椎體成形系統時就鄭進自己通知季某送貨，使用后憑使用清單由藥材科補辦理入庫手續。季某按鄭進組使用量的20%給鄭進回扣。

3.2009年初，孫某到淮安市楚州醫院骨科找鄭進，希望鄭進能幫忙讓“骨又生”產品進入楚州醫院，并告訴鄭進會“做臨床”的，鄭進同意。孫某找醫生打了申請，鄭進在申請報告上簽字確認。孫某拿著申請報告去找藥材科洽談。藥材科電話征求鄭進意見時，鄭進告訴藥材科：“已經看過說明書了，這個產品（指“骨又生”）還可以，能用?！彼幉目婆c孫某就品種價格協商一致后，由淮安市楚州醫院和孫某所代理的公司到淮安市招標市場簽訂購銷協議，孫某按協議送貨。鄭進等醫生手術時根據需要直接領用。孫某每隔一段時間，找骨科護士等相關人員了解鄭進負責診療組使用“骨又生”的數量，根據使用的數量，給予鄭進回扣。

法院觀點：被告人鄭進作為醫療機構中的國家工作人員，接受孫某請托，推薦使用孫某代理銷售的產品，收受孫某賄賂，為孫某謀取利益，其行為已構成受賄罪。鄭進接受孫某請托，以科室主任的身份，在申請書上簽字建議采購，并在藥材科征求意見時推薦孫某代理的產品，鄭進的行為是從事公務的行為。被告人因此接受供應商回扣，其行為符合受賄罪的構成要件。

鄭進在其本人和本診療組對病患診療過程中，在耗材使用環節，按照處方使用量分階段收取供應商王某、季某的回扣，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公訴機關 該兩起指控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但指控受賄的罪名不當，應予糾正。理由是：1、骨科診療組負責人在制定本組手術方案時，可在醫院確定的供應商中，選擇其中一家提供耗材。骨科診療組負責人在沒有參與產品價格確定、合同簽訂等采購環節的情況下，不宜將在醫院確定的供應商中選擇使用醫療耗材認定為采購權。2、被告人鄭進作為副主任醫師、診療組組長，基于具有較高級別的技術職稱，和對全組醫療效果負責的職責，決定本診療組手術方案并根據臨床需要使用耗材品種，不屬行政管理的職權范圍。3、根據庭審查明的事實，鄭進是在其本人和本診療組對病患診療過程中，在耗材使用環節，按照手術中耗材使用量分階段收取供應商王某、季某財物的，該行為與處方權緊密相連。

被告人鄭進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被告人鄭進犯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五年六個月。

案件評 析：本案審理法院將被告人所實施的多個犯罪行為，分別定性為受賄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準確地反映了各犯罪行為的本質。在此之中值得我們探討的便是對“采購權”和“處方權”的認定應當如何把握。

行為人在制定手術計劃過程中選擇耗材供應商的行為宜認定為“采購權”還是“處方權”，關鍵在于行為人本人對于耗材購買行為是否具有影響力。以上文曾提到的趙玉娥案為例，趙玉娥所在的醫院采用的是先備貨后使用，根據使用情況結算的耗材采購、使用制度，因此趙玉娥作為科室主任，實際上在是否購買某耗材具有一定權力，其在發票上簽字的行為本質上即是代表所在醫院與供應商訂立買賣合同關系，因此應認定其具有“采購權”。而在鄭進案件中，耗材供應商已經由醫院確定，被告人鄭進并未參與產品價格確定、合同簽訂等采購環節，對醫院是否選用某一供應商，以及具體采購耗材品種、數量并無影響力和決定權，因此不應認定為行使”采購權“。

此外，據判決書記載，鄭進在本案中根據手術進度及耗材使用量分階段收取供應商財物，制定手術計劃，確定手術進度和耗材使用的數量本身也是處方權的體現，因此宜認定為醫務人員基于處方權收取賄賂，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

（本文完）

葉東杭

廣東金橋百信律師事務所 合伙人律師

葉東杭律師系廣東金橋百信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金橋百信刑事法律事務部副秘書長，高校法學院證據法學課程校外導師，曾在華南農業大學、廣東技術師范大學、韶關學院、廣州新華學院等多家高校舉辦法律講座。從業期間，葉東杭律師主攻信息網絡犯罪、經濟犯罪、性犯罪辯護，曾在經辦的多個案件中取得不起訴無強制措施釋放（無罪）、緩刑、勝訴、二審改判勝訴等成果及偵查階段取保候審、不批捕取保候審的階段性成果。

陳兆楠

廣東金橋百信律師事務所 律師助理

本科就讀于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曾于某大型地產集團實習，實習期間協助經辦涉案人數逾200人的群體性訴訟案件，后加入葉東杭律師團隊，先后參與經辦多起刑事案件，包括但不限于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案、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案、社交平臺詐騙案、（網絡）開設賭場案、傳播虛假信息尋釁滋事案等。

陸梓涵

廣東金橋百信律師事務所 律師助理

本科就讀于西南政法大學，廣東金橋百信律師事務所申請律師執業實習人員，曾在某沿海地級市中級人民法院刑庭、市第一人民法院立案庭實習， 后加入葉東杭律師團隊，先后參與多宗信息網絡犯罪案件（網絡游戲詐騙案、傳播虛假信息尋釁滋事案等）及暴力犯罪（故意殺人案、強奸案等）的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