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漁同志原任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共黨史專家。曾參加田家英同志主編的《中國現代史》、中宣部政研室歷史組組織的《中國通史》以及《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的編寫；負責《中國共產黨史稿》第一分冊的編寫、統稿和修訂工作；主持編寫了《中共黨史教學提綱》《中共黨史簡編》《林伯渠傳》《林伯渠文集》等著述。中央黨校校史展學術顧問。在《學習時報》發表十余篇研究中央黨校教育史和中央黨校初創、發展史的論文及札記。

　　（文/王漁）1927年中共五大后，由于武漢局勢日益嚴重，已不可能在武昌創辦中共中央黨校，中共中央在整軍經武、準備后事的過程中，曾提出到蘇聯海參崴去辦黨校和軍校。

　　據林伯渠日記記載和國民革命軍第六軍政治部秘書、共產黨員李世章的回憶，當時陳獨秀在林伯渠陪同下，曾同程潛進行過一次密談，建議程潛將第六軍一些中下層的指揮人員送往海參崴進行培訓。程潛因為他的第六軍在南京已被蔣介石搞垮，也正想重建第六軍，對陳獨秀的建議表示完全同意，并當場同林伯渠商量，決定由李世章帶隊去海參崴。

　　關于在海參崴辦黨校之事。鮑羅廷在接到共產國際要中共改組中央領導的指示之后，有一次在中共中央開會時，他曾提議中共中央派陳獨秀、譚平山去莫斯科，與共產國際討論中國革命問題，派瞿秋白、蔡和森去海參崴辦黨校，國內則指定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和周恩來五人組成政治局常委管理和處理國內的工作。

　　但這一到海參崴去辦黨校軍校的計劃同樣無法實現。一是當時客觀的形勢不允許，二是要去辦校的人本人不愿意去或不可能去。例如，蔡和森當時就曾“自請仍留兩湖工作，不愿去海參崴辦黨校”。瞿秋白不久即去九江，國內的工作也不允許他去。而派第六軍人員去海參崴一事，也根本無法成行。

　　1929年在海參崴創辦“蘇兆征中國蘇維埃黨校”，是否與中共在五大后提出的在海參崴創辦黨校的設想有關呢？從現在所知道的情況看，應該是沒有關系。蘇兆征中國蘇維埃黨校是蘇聯共產黨遠東黨組織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創辦的，它主要是為培養蘇聯遠東地區的干部。其所以稱“蘇兆征中國蘇維埃黨校”，可能是因為：一、蘇兆征是中共六大后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是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后共產囯際的執委會委員、共產國際農村工會國際的副委員長。1929年2月他從蘇聯回上海不久就病逝于上海。這里黨校名稱冠以“蘇兆征”主要是為了紀念他。二、這所學校的負責人和教員基本上都是在蘇聯的中國共產黨人，其學員也基本上都是在蘇聯的中國工人或中共黨員，他們多數人雖已加入蘇聯國籍，但他們原先都是中國人。學校教學也基本上都是用漢語。

　　海參崴“蘇兆征中國蘇維埃黨校”，雖然是蘇聯遠東邊疆黨委創辦的，但因有不少著名的中國共產黨人曾在此校工作，它也為中國國內培養了不少干部，對后來中國辦中共黨校和干部學校都有一定影響，因此，在研究中共黨校史時，對它也應該有所記述并作簡要介紹。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在撰寫《林伯渠傳》時，我們傳記組的同志曾訪問過曾在海參崴“蘇兆征中國蘇維埃黨校”任過校長的李一平，他當時在大連工作，已改名為李耀奎；還訪問過曾在這個學校任過教務長的陳大剛，他就讀重慶川東師范，后去蘇聯，回國后在湖北省工作，改名為張錫疇。根據他們提供的情況和林伯渠自傳等其他著作所提供的材料，這個學校的大體情況是這樣的：

　　當時在蘇聯遠東海參崴等地，有十多萬中國工人，十月革命之后，他們很多人都參加了俄國革命，不少人還在這里參加了共青團和共產黨。像后來成為中國著名的工會領導人的劉長勝，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他是山東海陽人，因為舅父在海參崴，他就跑到海參崴來做工，1924年參加共青團，1925年參加革命，1927年參加蘇聯共產黨，不久還當上了海參崴碼頭工會主席。像對他這樣的人，由于語言關系，就需要單獨集中起來加以培訓。這就是創辦“蘇兆征中國蘇維埃黨校”的一個重要背景。

　1929年創辦這所學校還有一個直接的原因，就是在這一年的 7月，東北軍張學良在蔣介石的支持下，奪回中東路，逮捕中東路的蘇聯職員，強制收回東鐵地畝局，發生了中東路事件，并在滿洲里到東邊的綏芬河的中蘇邊界，不斷進行軍事騷擾。11月間，蘇聯紅軍進行反擊，占領扎蘭諾爾等地，中國軍隊全線崩潰，中國軍隊上至司令下至士兵，有萬余人被俘，蘇聯迫切需要有大批人員去作這些俘虜的工作。于是，蘇聯便決定將海參崴黨校的中國部獨立出來，加以擴大，建立了“蘇兆征中國蘇維埃黨校”，以便迅速培養大批能做被俘的中國士兵工作的干部。

　　1932年，蘇聯伯力遠東邊疆共產主義大學的中國部、海參崴遠東邊疆囯際師范大學中國部又相繼合并到這所學校，學校又改名為“蘇聯遠東邊疆中國高級列寧學校”。但人們一般仍稱它為“中國蘇維埃黨校”。

　　海參崴“蘇兆征中國蘇維埃黨校”的領導和教員，基本上都是從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1928年原莫斯科中山大學改名為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調來的。校長、教務長并同時兼教員的李一平、陳大剛，是1929年底1931年初調來的。1931年1月林伯渠、吳玉章又從“勞大”調來當教員。稍后，盛忠亮（后曾任中共上海中央執行局負責人）、楊松（后曾任中共吉東特委書記，東北抗日同盟軍第四軍政委、延安《解放日報》總編輯）也從莫斯科“勞大”調到海參崴作為黨校的教員，或協助黨校工作。1932年3月董必武離開莫斯科回國，途經海參崴時停了三個月，也曾在該校講課和協助工作。此外，原在蘇聯伯力任中文《工人日報》主編的王肖地、在蘇聯遠東某地“勞動班”任教的一位姓趙的都被調來該校工作或任教員。這些人，為了工作方便，參加蘇聯和學校的政治生活，絕大部分都入了蘇聯籍，由聯共（布）候補黨員轉為正式黨員。

　　海參崴“蘇兆征中國蘇維埃黨校”的學生，絕大多數都是在蘇聯中國工人或地方蘇維埃政府中做政治思想工作或教育工作的干部。其所學的課程，除政治理論以外，還有中國革命問題、中共黨史和中國語文，林伯渠當時所教的課程就是中共黨史和中國語文。吳玉章則教中國革命問題等課。由于林伯渠、吳玉章都是1905年就參加了中國革命同盟會，是同孫中山一起鬧革命的。林伯渠還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是中共幾十個最早的黨員之一。吳玉章在中共成立后也很快參加了中共。他們都有近 30年的豐富的革命經歷，在講課中，能結合自己的經歷聯系中國革命的實際，進行生動、深入淺出的講解，即使講語文和文學課，也盡量聯系歷史背景，從政治上加以說明。課后，他們還經常對同學進行個別輔導，甚至到同學們住的房間進行輔導。所以，同學們都非常喜歡聽他們的課，非常敬重他們。

　　當時蘇聯當地干部對中國革命問題很感興趣，但對中國的情況又知道的不多。黨校的學生員工也同樣是如此。為了幫助和加強黨校師生對中國問題的了解和研究，林伯渠、吳玉章、楊松等人還倡議和支持在黨校成立了中國問題研究室。集中當時所能搜集到的有關中國問題的圖書和資料，向中國國內訂購中文報刊，繪制有關中國蘇維埃運動發展的地圖和圖表，供人們閱讀和研究。中國問題研究室，還定期舉行有關中國問題的報告會和座談會，請林伯渠、吳玉章和楊松等人主持或擔當主講人。這個研究室，對于黨校師生了解中國信息和中國革命問題幫助很大。

　　林伯渠、吳玉章不但教書認真負責，誨人不倦，生活作風也非常簡樸，平易近人。他們共住一個房間，相互關心，相互照顧，經常在一起討論時局，研究問題，總結中國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探討中國革命道路。他們每天和學工人員一樣，到普通工人食堂用餐。他們還時常到海參崴工人俱樂部、“中國劇院”參加社會活動，盡量爭取同當地群眾保持聯系，了解當地中國工人中的情況。他們這種不斷追求進步，將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相結合，革命樂觀主義的精神和優良作風，深深地感染了黨校的師生，甚至可以說，他們的身教勝過言教。

　　由于當時蘇聯政府提倡用拉丁化的辦法對少數民族文字進行改革，看到海參崴中國工人學習和掃盲中運用漢字的困難，林伯渠和吳玉章在黨校還進行過漢字拉丁化的工作。他們采用瞿秋白等人的研究成果，制定了中國北方話拉丁化的方案，在黨校中進行試驗和推廣。他們還與蘇聯一些語言學家合作，在海參崴召開過兩次新文字代表大會，征求意見，對他們的方案進行修改。用拉丁化的中文出版報紙和書籍，在學校中進行考試。這不僅推動了當地漢字拉丁化的工作，也為他們后來回到中國后，推行漢字拉丁化和文字改革工作積累了經驗。

　　海參崴中國蘇維埃黨校學生畢業后，多數都去做被俘的中國軍隊士兵的工作，有些則被分配到當地工會和蘇維埃政府工作。中國被俘士兵中許多人后來選擇留在蘇聯，在海參崴、雙城子、西伯利亞等地當林業工人、礦工和碼頭工人，就和這些畢業學生的工作分不開的。

　　這所黨校的多數教職員工，后來都回到中國工作，個別學員也有回國的，它也為中國共產黨培養和鍛煉了干部，對中國共產黨的黨校事業、中國教育事業均有積極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