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蔣蓁,黑龍江省作家協會會員。著有散文集《風情萬種哈爾濱》。
值班大話君:劉芯瑩
哈爾濱的兩個美稱:“東方莫斯科”“東方小巴黎”,享譽中外,聞名遐邇。
同許多慕名而來者一樣,我對這座“洋氣十足”的城市,愛之有加,作為哈爾濱人,還多一層自豪感;遺憾的是,同許多人一樣,對為什么有這樣的名稱,理解上囫圇吞棗,說起來囫圇半片,作為哈爾濱人,心里也常有愧疚感。
從兩本對哈爾濱影響較大的書中,得到一些啟示。一本是“遼左散人”劉靜嚴于民國十八年(1929年)出版的《濱江塵囂錄》(《居游哈爾濱之唯一指南》);一本是原哈爾濱建筑工程學院建筑系主任、建筑研究所環境心理研究室主任常懷生(1929年10月27日—2019年5月7日)教授著于1990年的《哈爾濱建筑藝術》。
用常懷生教授的話概括,“東方莫斯科”是指哈爾濱的城市形象;“東方巴黎”是指哈爾濱的城市建筑。
“東方莫斯科”的來歷
盡人皆知,哈爾濱是用火車“拉”來的城市。沙皇俄國入侵哈爾濱之初,哈爾濱就進入了沙俄的殖民統治時期。1898年,沙俄殖民主義者為擴張其勢力影響和對故土的眷戀之心情,確定仿照俄國古都莫斯科的面貌規劃建設哈爾濱。1899年,在全市最高點——秦家崗(南崗)中心,建成了東正教圣·尼古拉大教堂,從此在哈爾濱確立了“東方莫斯科”的形象。圣·尼古拉大教堂也就成為哈爾濱的地標和“東方莫斯科”的象征,哈爾濱的城市規劃建設從這里開始。有資料介紹,“東方莫斯科”是俄國沙皇親起的名稱。
第一個大型規劃設計作品,是南崗博物館廣場,原稱教堂廣場或喇嘛臺廣場。這里,地處南崗的崗頂,居全市最高點,是典型的俄羅斯莫斯科風格建筑廣場。以圣·尼古拉大教堂為中心,形成靈活、自由、開放的不規則放射形狀的道路;教堂穹頂高聳入云的十字架,成為城市視線的焦點;居高臨下向四面八方傳送的鐘聲,回蕩在靜穆的凌晨和絢爛的黃昏,更增添了教堂的威嚴與肅穆。而建于廣場西北側的黑龍江省博物館,當時的名字為“莫斯科商場”,殖民主義者“反認他鄉為故鄉”,多霸道的名字!這個中東鐵路局商務公司所屬的大型國際商場,主要銷售從俄羅斯和西歐進口的商品,商場附設華俄商品陳列室和負責招商的商務調查局、商務介紹局。估計這個莫斯科商場在“東方莫斯科”稱號的“對外宣傳”方面,會與教堂廣場同樣轟動。
老哈爾濱的城市整體規劃則始于1906年,作為代表沙俄統治的中東鐵路局,在其勢力范圍內進行了較為科學的初期規劃(不包括道外區和太平橋一帶,因其歸屬濱江關道和吉林省濱江廳、濱江縣管轄)。規劃范圍為南崗、馬家溝、香坊、沙曼屯、顧鄉屯和道里等,后來許多區域仍沿襲了原規劃格局進行建設。這些規劃雖沒有博物館廣場那么“莫斯科”,但也有一定程度上的俄羅斯元素。
“東方小巴黎”的來歷
當時的哈爾濱作為一座新興城市,又是快速崛起的城市,交通便利,資源豐富,商貿迅速發展,一躍成為國際通商重鎮。隨著財富的迅速聚集、積累和移民云集,城市建設成為重點投資領域。此時,適逢西方流行折衷主義和后來的新藝術運動建筑思潮,許多歐洲移民建筑師很自然地就把這些風格帶進哈爾濱。在移民隊伍中雖然俄國移民占絕對多數,但是其他國家移民的影響也不可忽視。
哈爾濱是法國之外折衷主義和新藝術運動建筑數量大且集中的城市。由于俄國當時在文化上只處于二流地位,歷史上一直崇拜比較先進的法國文化,從普希金、托爾斯泰、柴可夫斯基這些被俄羅斯民眾稱之為“說法語的家伙”(柴可夫斯基母親就是法國人),可以看出法國文化在俄羅斯的地位。俄國有許多建筑師到法國留學,或者請法國建筑設計師去俄國進行建筑設計,因而俄羅斯建筑一直受到法國文化的深刻影響。在哈爾濱的移民外籍建筑師也莫不如此,況且還有許多外籍建筑師在哈爾濱工作,這就形成了哈爾濱建筑藝術的豐富內容。在同一歷史時期內,拜占庭、哥特、巴洛克、古典主義、古典復興、浪漫主義(哥特復興)、折衷主義、新藝術運動、現代建筑、中國古典、猶太和伊斯蘭等東西方各種建筑藝術流派五花八門地相繼出現在哈爾濱,琳瑯滿目,爭奇斗艷,形成一個同臺競美的興盛局面。
但是,哈爾濱的建筑藝術主流仍是折衷主義和新藝術運動。折衷主義建筑是博取眾家之長匯集于一身而形成的建筑風格。哈爾濱建筑的特征既是折衷主義的,又不千篇一律,而是各具傾向性的特點,構成了豐富而優美的城市風貌。而興起于法國的新藝術運動,幾乎與風行歐洲同步傳入哈爾濱。重要的一點,法國新藝術運動僅時髦了十幾年,就因戰爭而“休止”了“運動”,哈爾濱則將新藝術運動風格“壽命”延續了十幾年。可以說,新藝術運動是法國奏響序曲,并確定主題,演繹了前面“樂章”,哈爾濱則“伴奏”全程,并“獨奏尾聲”,無疑為“東方小巴黎”的稱譽添上濃濃的一筆重彩。沙俄殖民主義者將“東方莫斯科”作為城市的形象目標,將“東方小巴黎”作為建筑的藝術楷模,由此,哈爾濱城市建筑有較高的起點,很快步入了現代城市的行列,一直受到國內外的矚目。
其實,僅憑這些,還未能充分說明哈爾濱“東方莫斯科”“東方小巴黎”的全貌。
“東方莫斯科”不僅僅是建筑和城市規劃,其帶來的“洋風氣”早已彌漫于整座城市。在物質方面,吃的大列巴、紅腸、火腿;喝的啤酒、格瓦斯等;抽的老巴奪香煙,穿的裘皮、布拉吉、長筒靴等;文化方面的“半俄式語言”、各種物品的俄語稱謂,度量單位的俄式標準和用語等;古典音樂會、音樂學校、俄式教育體系等;娛樂方面的松花江泛舟,太陽島野游、野浴、野餐。凡此種種,有些影響至今。
而巴黎的華麗服飾裝扮、音樂欣賞愛好、跳舞風氣、奢靡生活之風,直接或由俄羅斯人的“轉手輸入”,也為這座城市增添了許多歐洲風味。
其實,老哈爾濱還曾用過一個名字“東方圣彼得堡”。“遼左散人”劉靜嚴在《濱江塵囂錄》中寫道:“地當國際要沖,所謂東方圣彼得堡之哈爾濱是也。”王丕承在該書序中也說過:“哈爾濱當歐亞交通之孔道,為東北唯一之名都,在先有東方圣彼得堡之稱,最近又有小巴黎之譽,烏可不有著書,以記其繁盛之跡乎。”看來,“東方圣彼得堡”這個稱謂早于“東方小巴黎”,更早于“東方莫斯科”,理由大概是來哈爾濱的許多富豪、猶太商人、文化藝術界的名人,甚至教會人員,多來自崇尚巴黎的圣彼得堡,也有的輾轉巴黎又來到哈爾濱,帶來了他們的商業文化思維和奢華生活方式。只是不知什么原因這個稱謂“落選”。想想也是,也不能把人家兩座最像樣城市的名字都拿過來吧?不過,說明還是經過一番或一段時間比較、篩選的,最終“花落”“東方莫斯科”。
注:本文原載于2023年8月29日《哈爾濱日報 太陽島》;照片拍攝:劉芯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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