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賈康先生在線上研討會上的發言（2023,10,26）。

就今天的主題，在聽了大家很有內容、給我很多啟發的發言之后，我想簡要談一下自己四個層面的基本認識。

第一個層面， 在考慮中國產業技術突破，聯系世界新格局的認識框架上，實事求是客觀地講，需要承認中國的實際位置，就產業技術水平而言落在制造業的前沿技術水平判斷上，現在是還在追趕世界上的第二陣營，這是幾年以前工信部任職的苗圩部長依據一系列指標給出的基本判斷。我覺得我們如今已經看到了一些點狀的突破，即在若干的點上進入第一陣營了，但是從面上來看，仍然可以說，實事求是講話，苗部長的判斷對于我們來說仍有清醒認識實際狀態的依據作用。至于說到我們點狀的突破，我注意到有現在大家看到的5G，但人家還有6G研發--是努力居于前列的再高一級概念；我們的高鐵，確實在整裝項目的國際競爭力上是走上前沿了，但是里邊也有被人家卡脖子的部件，行業人士對此也有評價。盾構機，確實沖到前面了；新能源汽車現在也成為亮點；超高壓輸電，過去就說已經走在世界前列--這些應該乘勢繼續發展。

第二個層面，突出的矛盾是什么？產業技術方面對我國最有威脅性的問題，就是中美關系劇變之后，整個國際合作競爭中間，我們被卡脖子之處:高端芯片，高端軟件，航空發動機，等等。這些卡脖子的問題，實際上像孔丹同志所說過的，是事關生死的問題。怎么突破卡脖子問題，這是必須解決的頭等大事。戰略思維上，只能是以追趕-趕超戰略來應對，無法用比較優勢戰略去分析認識了。

第三個層面的基本認識，是關于我國的基礎科研。這方面跟產業技術突破的聯系，國際上都看重，但卻是有不確定性的，又是別無選擇地必須下大氣力的。我們現在基礎科研這方面硬件的支持越來越好，原創的成果還仍然非常少，現在聽到的一些在量子技術方面的基礎科研進展鋪墊，和真正用于通訊和計算機，是不是還有漫長的過程？而且我聽到科學界內也有一些激烈爭議。怎樣把原創這個層面上的力量蓄積起來，也是挑戰性的問題。這其實是要破解錢學森之問，李約瑟之迷，這也是系統工程性質的問題了。

最后一個層面，我們怎么辦？我個人愿特別強調的建議是，第一，我們對卡脖子問題，必須是堅定不移在高端以新型舉國體制突破，只有這華山一條路了，出什么樣的天價也買不到手的核心技術，怎么辦呢？只有走兩彈一星的道路攻關，但是必須注意，這種舉國體制又必須是新型的，比如芯片的突破成功，可不是搞出一些樣品就解決問題的，是要對接世界市場競爭，接受全球市場檢驗，最后你沒有被甩出世界市場，而且能占據世界市場上超過某個臨界點的一定的份額，這才叫攻關成功。第二，卡脖子高端以下的其余部分，我覺得還是要堅持高水平的開放--二十大報告所說的制度型的高水平開放，來與催化和倒逼改革合在一起，于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做雙循環來追求進步和升級。雙循環當然覆蓋不了前面說的解決卡脖子的問題，但是能覆蓋更多的中高端及以下的所有科技成果交流與市場化運用。凡我們能夠在推進雙循環中解決的，一定要抓住不放。在這并行的兩個過程中追求升級發展，中國的"世界工廠"，要在追趕中，將上述兩方面要領相互結合呼應，從中國制造，升級為中國創造、中國智能制造。這條路肯定還是坎坷的，但是已越來越有積極的跡象，而且應該進一步樹立我們的戰略耐心、戰略信心和更好地組織我們的科研工作方案，以及通過政產學研金的結合來尋求產業技術突破的機制。

這些就是我四個層面基本看法，請各位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賈 康 簡 介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肅、廣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專家、顧問或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安徽大學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1995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品質層次學術交流帶頭人。多次受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第二屆理事會期間任首席經濟學家），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寫出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模型與實踐路徑》、《供給側改革主線上的未來財稅》、《財政學通論》等多部專著。2021年與劉薇合作《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一書又獲評“2021年度中國好書”。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余萬篇文獻的大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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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學問的甘苦，如魚在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但關于做學問的“指導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懷：寫出一些論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爭取為人類的思想認識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虛榮浮華都是過眼煙云，而真正的學術和真知灼見，才能垂諸久遠。

—— 賈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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