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賈康先生在上海高級金融研究院“博士堂”的講座（2023.10）。

謝謝王歡老師，嚴弘院長，也向在座的各位博士堂的校友問個好！很榮幸有今天這樣一個交流機會。剛才嚴院長給我的介紹過獎了，雖然我做了幾十年的研究，還是感覺“學然后知不足”，但自己愿意以研討者的定位，比較直率地和各位來做討論、互動。自己先匯報一下約定的課題——有關新形勢下財政政策加力提效的重點和難點方面的基本看法。討論單元里邊，將歡迎各位提出批評指正的意見和提出你們最關心的問題。下面我先把自己的認識匯報出來。

我先從宏觀經濟運行的大背景說起。曲線圖上可以最簡潔的GDP年度增速指標的量化表現著千年之交后、特別是2010年中央提出穩中求進之后，國民經濟運行的態勢。各位都知道，“不能以GDP論英雄”，但是一個經濟體自己和自己比、自己和別人比，現在還找不到比GDP更好的主要代表性指標。我們是要注意這個增速，在反映經濟運行中間要素投入的增量、形成的增量所托起來的經濟景氣水平和經濟繁榮程度的同時，還要知道這個指標并不能直觀地反映經濟效益的變化、經濟結構的變化，所以要用更多的指標一起來做綜合的分析判斷。

保持這個認識的同時，回到具體的運行態勢來說，還是要抓住這個最簡潔的指標，我們就可以了解動態、趨勢方面的基本特征了。如果從曲線上來看，2010年，中國成功地抵御了世界金融危機之后，又站在了“兩位數增長”的一個高速增長的狀態上，這和前面改革開放、解放生產力以后，走了30年到這個時候的年均9.8%，四舍五入是兩位數這樣一個經濟增長的運行特征，是一脈相承的，特別是和小平南巡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模式，走到這個時候，1992年到2010年間，年均增長速度超過10%高度吻合。但是就在這一年，在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決策層提出的，是一個帶有哲理意味的，“穩中求進”的指導方針，之后就年年講，季季講，時時講，一直講到現在。

今年兩會上，新任李強總理又特別強調了，先講三個穩：第一穩增長，就是看我們這個增速指標表現的態勢，這內含著我們確定“新的兩步走”現代化推進為最重要的中心工作、關系所有中華民族社會成員根本利益戰略目標實現所關聯的“保證速度”問題。中央從來沒有直接把這個問題說破，但是學者們根據領導層指導精神、根據中央規劃文件等等，完全可以理解什么叫中高速？什么叫十四五和2035遠景目標規劃里內含的所需要的“經濟運行維護在合理區間”的量化內容。我后邊還會專門匯報這個事情。

李強總理強調的第一個穩增長是事關大局的——當然我們也同時注意到，這個增長必須是高質量的。第二是穩就業，這關系到整個社會和諧穩定的最基本的支撐，老百姓要有工作可做，才有穩定的收入、可預期的美好生活的前景。“就業優先”，就聯系到中央現在三令五申的“兩個毫不動搖”，因為經驗數據這幾年來已經反復說明，現在每年城鎮新增就業崗位必須超過1100萬，才能夠談到基本的和諧穩定、而新增的就業，在原來形成的就業80%以上都由民營企業提供的情況下，最新的研究成果是，100%以上新增就業都來自于民營企業。怎么還會100%“以上”？因為國有經濟提供的就業，總的盤子跟著資本集中度提高，實際上是萎縮的。要靠民營企業提供的就業沖抵了國有企業提供就業的萎縮部分以后，再支持1100萬以上的城鎮新興就業實現。當然穩就業的后面、大家可以理解，為什么中央前一段時間面對著民營企業信心不振預期不好，專門推出了最高等級的“31條”。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壯大，“壯大”寫入大標題，是第一次，不僅要發展，還要壯大，而且跟著有一系列的措施，包括組建專門機構，包括總理座談會講完成整改，包括后面我們看到的各個部門、各級政府支持民營企業的種種安排。

第三是穩物價，實話實說這一段運行下來，看來這個事情壓力不大，因為我們還在經濟低迷狀態上。這個要求它體現的是領導層對于民眾感受的關切，對老百姓過日子非常敏感的物價問題要按住。后面的穩投資，穩外資，穩外貿，其實還有穩預期等等，也一樣都不能少的。這個穩中求進，后來中央文件表述是“經濟工作的總基調”。邏輯上講，“穩”對應的是“不穩”，不穩的態勢是什么？不是往上過熱，是往下低迷，這就是基本面上對我們的挑戰性問題。曲線上看得很清楚，總體來說是在一路走低。中央當年提出這個指導方針，注意到的是黃金發展期特征雖然還在，矛盾凸顯期特征起來了。對這種矛盾，文件后來有很多的表述，我覺得最簡單的概括是兩個視角：一個物質生活視角，一個人際關系視角。

物的角度來看，當時已經動不動有霧霾這種嚴重的空氣污染打擊大半個中國，而且已經造成國際的不良影響了。大氣污染的后面，普遍發生的還有土壤的污染、水流的污染、食品安全問題。這個食品安全問題說起來有客觀的原因，涉及農藥、化肥、有害物質，還有主觀的原因，蘇丹紅，三聚氰氨等等，交織在一起。中國的家長們越來越多地擔心，孩子還能不能健康成長？沒有這個矛盾問題的化解，就談不上現代化戰略目標實現中的可持續了。

人際關系視角上，問題也非常鮮明。當時學者們越來越多在抨擊收入分配懸殊，甚至直稱兩極分化，說到收入分配，雖然看指標上，人均收入是節節上升的，但是老百姓的獲得感、幸福感顯然沒有同步上升。對收入分配似乎人人都覺得有問題，都覺得有怨氣要表達，都覺得存在不公，早年所說的不正之風，已經演變成普遍高發的腐敗。這么多年下來，“蒼蠅、老虎一起打”，還不能說我們已解決了這個問題，什么時候走到真正制度性防腐的境界，還顯然任重道遠。具體想一想，除了一些社會上特別矚目的“老虎”之外，“蒼蠅”是到哪一個程度呢？孫立平教授說，中國的社會有一種潰敗特征，其實在現實生活中，不說醫生、教師崗位上的問題，草根層面上稍微有一點實權的環節，也都非常容易體現出來不正當的、我們可以稱之為腐敗傾向的行為模式。很多停車場如果是人工收停車費，現場管理者環節上，會千方百計不給你撕發票，一般人也不會在意，但你拿不到這個票據，實際上給他一個什么空間呢？他可能在這里邊中飽私囊，無非就是這樣的事。全社會的風氣如果按照這樣子演變下去，也沒有什么現代化前景可言了。這兩個視角上的“矛盾累積疊加”，這是中央注重的必須化解的矛盾問題。

領導人在后面的調控過程中，很快是先形成一個概念——要認識、適應和引領新常態。“新”就是認為必須犧牲一些速度，從高速轉為中高速，告別前面經濟起飛階段的粗放發展特征，轉上高質量的集約發展新階段。犧牲一些速度，也是像國際經驗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必須處理好的事情。在“新”的后邊的“常”是什么意思？速度又不能一降再降，要在中高速的區間里完成一個“L型轉換”。這是“權威人士”——實際上是領導人和他身邊的秀才班子使用的筆名，于《人民日報》上長篇文章所說到的：階段轉換來了，這個階段轉換不能認為是一個V型反轉——下來馬上上去，也不能認為是一個U型反轉——下來以后走一段再上去，只能認為是我們必須實現的一個L型的轉換，速度下來以后，在中高速的區間要把L的尾巴拉出來，這個尾巴拉出來以后，要形成一個平臺上的常態狀態。這個常態當然從大的趨勢、長遠來看，也不可能永遠如此，基數提高，速度重心還會下降，但是至少我們先把中高速的第一個臺階形成以后，把這個平臺拉得時間越長越好，關鍵要有高質量。

怎么實現高質量？在隨后幾年，地方企業經歷陣痛期的同時，中央明確地有一個判斷：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結構失衡，所以要以結構優化為克服矛盾方面的要領，通過結構優化帶出整個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的提高——到了2015年，明確表述為我們的戰略方針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時有朋友提問的時候，我做過一個回應；朋友的疑惑是，說了這么多年改革，怎么現在又出來一個全稱判斷，三個詞合在一起還是講改革，這個改革和鄧小平當年說的改革是什么關系？

我認為，這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當年鄧小平講的生產關系自我革命的改革，在它深水區的承前啟后繼往開來，本質上是同一個概念。但是，新的表述，這個全稱的三個詞語合在一起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明顯地體現了新的領導集體在科學決策、政策優化方面，特別注重得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學理的支撐。學理層面（我們新供給經濟學創新團隊們也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希望給我們的改革提供一些思想上的參考材料），我們非常清楚，改革，就是解決有效制度供給的問題，那么“供給側”先標在這里；制度供給涉及的是制度安排中一系列最基本的結構性特征非常明顯的關系處理問題——制度結構安排里首先處理的，是領導人說了多次的改革核心問題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說全一點，政府和市場的運行機制、和市場的主體——企業，這個關系到底怎么處理？我們在不斷探求，現在也不能說就達到了很成熟地處理這個關系的狀態，還有一系列的新的困擾，新的挑戰。最早，我們是政府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控制，以后發展到間接控制，這有明顯的進步意義：政府既不越位，又不缺位，劃清和市場主體的邊界——這是井水不犯河水的思維。進步了，但是到了一定的發展階段，又要有“之否定”否定，政府和市場主體可以在一些重要的發展創新具體項目上做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就是西方說了多年的公司合作伙伴關系，中國特色，是把這個私人部門里面拉進了國有企業（但國有企業必須是符合條件的國有企業)，這個事情的復雜程度就出來了。怎么樣使政府主體和企業，包括民營企業形成伙伴關系，一起來做這種舉足輕重的建設開發項目呢？法治的條件不可少，契約的精神不可少，復雜的一系列管理問題必須解決，現在還在苦苦探索。PPP怎樣進入高潮又怎樣進入低潮？前一段時間基本歸于沉寂，現在新的內部消息出來了，財政可能在這方面從兩大主管部門的地位往下調，主管部門突出地將發改委放到一線。發改委的管理意見文件，最后怎么正式公布，還要拭目以待，但我覺得一些已知意向還是非常積極的。

以特許經營為主要的概念（這是發改委一向的主張），要形成相關的有法律效應的管理文件，具體的考慮，就落到了一定規模以下的項目，國有企業不要加入，讓民營企業考慮充分地進入這一舞臺，調動它們的潛力、活力、積極性。當然，這方面要配套的相當復雜的一系列問題，都必須解決。這個關系旁邊，顯然還有中央和地方的關系，苦苦探索了幾十年。傳統體制下，上世紀50年代毛主席在考慮十大關系時就說，必須正確地把兩個積極性都調動出來，兩條腿走路。這么大的中國，光靠中央政府天天指揮不行，地方必須有積極性，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傳統體制下我們探索中走的是一個“放亂收死”的不良循環，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沒走出來。改革開放以后，經過探索，開始受到肯定的分灶吃飯，后來它的弊病又顯現，演變到了市場割據、諸侯經濟，最后決定性的里程碑式的轉折，是小平南巡，跟著他點名讓朱镕基同志一線主持經濟工作，配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模式，搞間接調控體系建設，實行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這個配套改革。這是我后邊要向各位更多展開談到的財政政策相關的制度安排問題。

到現在為止，應該講中央和地方以省為代表的地方概念之間的分稅制，一直延續下來了，只是共享稅越搞越大，是不得已；但是中國省以下的“地方”，一直沒有真正進入分稅制狀態。困擾我們的基層財政困難（三年大疫之后現在更困難了），還有地方隱性負債（這又是現在的熱點），以及說了若干年的“土地財政”短期行為的偏頗，這些問題的發生根源是哪兒？有人認為就是94年分稅制后造成中央集權過多，我們的看法：這是個完全不了解真實情況的錯誤判斷，而且事關大是大非。

實際上中國省以下的體制到了現在，也還沒有進入分稅制狀態。我們把全國各地省和省以下的文件放在一起，有個一覽表，可看得非常清楚。有的地界是說我們仿照中央和省的制度架構，省以下也搞分稅制，實際看來它怎么分稅呢？還是總額分成；有的干脆直接說，我們省以下不搞分稅制，就是總額分成，包括一些很有影響的省份（比如長三角的浙江一向如此），湖北、吉林等，它們有幾年說我們搞分稅制，有幾年說我們不搞分稅制，實際上能做的，還都是總額分成。

為什么搞不成省以下的分稅制？很簡單，省以下還有四級，加上中央五級，不到20種稅，四級怎么分呢？沒有像樣的地方稅體系，根本無解。中央和地方的關系，顯然是制度安排里至關重要的一個基本項，與地方稅體系建設相關的，還涉及另一個基本項，這里先點到為止說一下：1994年開始，很清晰地形成了公共權力體系與公民（自然人）之間利益調節的一個較規范的個人所得稅制度，這屬于直接稅，合乎邏輯的相關制度建設，又要推進到的發展上海和重慶已經有試點、但是往前繼續推進困難重重的另外一種直接稅——房地產稅，以及還得研究以后在中國是不是要開展遺產贈與稅，這都是與地方稅體系建設有關的非常棘手的問題。

政府與市場主體（企業）、中央與地方、公權體系與公民，這三大基本經濟關系在財政制度安排上交織在一起，現在必須承認，只有進一步通過深化改革來優化，否則解放生產力會遇阻，這就是現在中央講推進現代化的主線，是供給側后面跟著的“結構性”概念，首先要落在制度結構的興利除弊上，這個制度結構怎么優化？領導人說，到了現在，好吃的肉都吃完了，剩下的都是骨頭，歷史性考驗階段來了，這種啃硬骨頭的攻堅克難，是非做不可的。所謂“改革綜合疲勞癥”說了多年了，一些主流媒體的信息里面，改革的字眼說得越來越少，但是中央還是不斷發出關于改革的指導文件，實際上如履薄冰，實際推進是相當有難度的。但是如不抓住這個制度創新的龍頭，其他后面的作為就都達不到標本兼治的水平了，頂多是治標了。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全稱中的，這個結構，還是首先講制度安排結構的攻堅克難，啃硬骨頭，跟著要帶出整個供給體系復雜的種種結構問題，跟著一起優化，以制度創新帶出管理創新、科技創新，當然也少不了結合思想觀念的創新。制度創新的結構優化效應，將體現在我們生產力布局結構、產業結構、技術經濟結構（比如一直在強調強調綠色低碳發展雙碳，已經形成戰略要求了，解決什么問題？就是“技術經濟結構”的問題，還有區域結構（東、中、西部和進一步細分的各地、發達區域和欠發達區域，怎么共同富裕）。還有前面說到的收入分配結構，我們企業改革涉及的企業組織結構，等等。整體形成的，是制度創新為龍頭帶出的復雜的各種結構交織在一起而回應社會需求的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的提高，這就是“供給側結構性”落在“改革上”的，全稱判斷里內含的一個學理上很嚴謹的邏輯關系。

按照這個理解，中央將供給側結構改革戰略方針表述為推進現代化的主線，顯然它就是一個跨周期的概念了。當下我們反周期，叫做擴大內需，結合著統籌的，是供給側改革——這覆蓋整個“新的兩步走”歷史時期，而擴大內需是階段性的，什么時候經濟低迷的矛盾解決了，也可能轉為另外一個方面，即需要防止經濟過熱（現在還看不到這個前景），但它畢竟是一個反周期概念。供給側改革作為一個跨周期概念，整個覆蓋現代化推進全程，切入點叫“三去一降一補”，實際上只是一個開始時候工作要領的簡要概括，各地、各領域的定制化解決方案，那就是進一步的考驗了。比如金融系統講金融的供給側改革，農業部門講農業的供給側改革，我所長期做科研的財政稅收領域講財稅的供給側改革，都得解決定制化解決方案的問題。與原來所說需求概念之下“反周期”大家一起跟著總量調控走，那就復雜得多。但是復雜也必須要應對，我們的理論創新在這方面有很多的分析。

其實看全球的實踐，在美國不復雜嗎？應對現實問題，它早已經跳出了過去主流經濟學所說的需求管理套路。美國人前些年就強調了信息高速公路，到后來所說的3D打印機、油頁巖革命、制造業重回美國，又包括吸引全球高水平人才為美國發展服務，哪一個不是供給管理，哪一個不是要處理復雜的結構問題？特斯拉在沖瓶頸期的時候，美國華裔能源部長朱棣文去視察它的生產線，跟著有4.3億美元的優惠貸款就給了它，那叫需求管理嗎？絕對不是了，那就是處理結構問題的供給管理。到世界金融危機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美國官方猶豫再三，還是不救157年老店的雷曼兄弟公司，結果一下金融海嘯升級為金融危機，席卷全球，以后就下決心了，要介入以公共資源注資，從花旗、兩房，一直救到實體經濟層面的通用，這才穩定了大局。這些是我們現在說到的供給側改革關聯的這種供給管理，在世界上理論聯系實際的角度來看，是有共性的。只是我們回到中國特色、中國個性的角度來講，中國還有比其他經濟體更復雜的經濟社會轉軌問題。

對相關概念做梳理之后，最簡單地說，運行中實際的表現，是地方、企業經受陣痛的過程中，經濟增長速度兩年間比較快地落到了8%以下，再經過三年，相對緩慢地落到了7%以下，2015年報出的是6.9%，再往后，表現為12個季度即三年時間段上，增速是在6.7%和6.9%這個很窄的區間內波動，開始有了一個中期概念的平臺狀，當時覺得很有希望進一步確認穩在中高速這個平臺上的“L型轉換”能夠實現了。但是又一種沖擊因素來了：中美關系交惡，所謂的貿易戰，其實大家知道很快演變出科技戰、貿易戰、金融戰，還交織著人們在擔心的是否會有軍事方面擦槍走火的熱戰風險。這樣一來，市場預期明顯掉頭向下，2018年下半年，6.7%的平臺底線被擊穿，全年走到了6.6%，2019年已經比較快地落到了6.1，2019年第四季度同比6.0。中央說的中高速，我們學者的理解大致是5-8%的區間，所以到了6%，就比較接近中高速的下沿了。再往后，2020年疫情沖擊，速度曾經一落千丈，然后二季度以4月8號武漢解封為標準，復工復產在中國帶來的結果，是終于有當年2.3%的正增長，雖然是幾十年來的最低速度，但卻是可以做橫向比較的主要經濟體里唯一的一個正增長案例，而且如果從那一年來看美國是-2.5%，“相對速度”上，我們的增長領先美國4.8個百分點，在按這樣的速率繼續縮小和美國總量上的差異。

再往后，2021年因為前一年的基數低，表現出當年增速相當高，達到8%以上，但是這個量值可比性很差，統計局同時給出一個兩年復合平均增長速度，實際上把曲線修勻，是繼續向下，為5.2%。而且2021年下半年，出現了明顯的“三重壓力”疊加的問題，在前面幾個因素——發展階段必須轉換，美中關系出現重大變化，還有疫情沖擊，這些影響因素之上，三重壓力又扯進來。中財辦韓文秀副主任，直言不諱地在解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時，指出了主觀方面的雙重謬誤：房地產領域是合成謬誤最典型的表現，（其實）教培行業也是這種類型；而雙碳目標推進過程中間，持久戰打成突擊戰的“碳沖鋒”是分解謬誤的典型表現。實際上這就內含著還必須做出主觀方面政策的調整和糾偏。

2021年末經濟工作會議意識到挑戰的嚴峻性，強調必須堅定不移貫徹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的基本路線，把經濟運行維護在合理區間，也就是明確經濟下行要得到遏制，之后2022年兩會上提出5.5%的年度引導性的增長目標，但兩會剛完，“超預期”來了——超出了原來對困難問題的預想，所以有10萬人大會，緊急動員穩大盤，然而熱議了一段以后，中央精神又來了一句話，決不大水漫灌，實際運行中二季度僅有0.4%得同比增大，媒體也絕口不再談全年5.5%了，實際上全年運行下來是3.0%，為幾十年來倒數第二的低速。那一年確實有很多困擾我們的問題，從珠三角開始到長三角，特別是咱們上海，疫情鬧得不可開交，一地雞毛，全國各地都先后經歷了這種痛苦階段，包括北京，到了下半年，北京還來了一個“彈窗”，我們這些出差在外的人都回不了北京了，在外邊“打游擊”。這些交織在一起，得承認，負面的影響也是潛移默化的，包括外資對于中國經濟發展的信心，對于中國政府行為可預期方面的惶惑，這都是不言而喻的。民營經濟在這個過程中，也更多增加了他們的不安。但是要特別強調，2022年11月，我們的防疫、抗疫技術路線和政策有了重大的優化調整，以后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全國各地有先有后扛過了高壓力期，到了今年春節長假的時候，網上有人冷不丁說了一句：怎么大家都不講奧密克戎了？那時候總體來說就是壓力期扛過去了。張文宏醫生說了，5、6月間可能還有一個反復，就是大家前一段講的二陽。但是當前已經有比較大的把握，毒株的殺傷力在明顯下降，國家已經把它定為乙級傳染病，不會再采取原來那種嚴防死守清零的極端措施了，所以我們今年是在有了這樣一個重大轉變之后，要爭取打開新局面的一個可以稱之為“契機之年”的特定年度。

從曲線上來看，2020年、2022年是兩個低水平，今年兩會上提5%是相當審慎的一個目標，當時人們一般認為不出大的意外，今年怎么也能到6%，甚至有魏建國同志看到8%，但是四五六月間的情況不好，所以現在實際上都調整到低于%6。現在看8月份終于出現了指標向好的苗頭，9月份概率上比較大的可能性是繼續向好。第四季度能不能接著乘勢向好？即使這樣，哪怕我們經過努力，全年實現6%的增長，和去年合到一起，這個修勻的曲線是什么樣的呢？兩年的復合平均增長速度是4.5%左右。

換一句話說，直觀看修勻的曲線，2010年以來的整個下行過程沒有結束，即使今年能地完成在6%。然而，最重要的是契機在于，今年同比站在了中高速區間，明后年能不能避免新低？只要我們自己不犯低級錯誤，這是非常有希望的。所以契機確實來了。“十四五”還有后面兩年，我們能不能夠在今年有年度同比增長的中高速特征之后，維持這個態勢，然后進一步尋求實現在中高速區間里的“L型轉換”？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命題。如果在這個背景之下，我們應對戰略全局的需要，就要正面說說中央指導方針和財政方面中央明確要求的加力提效。

（未完待續）

賈 康 簡 介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肅、廣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專家、顧問或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安徽大學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1995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品質層次學術交流帶頭人。多次受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第二屆理事會期間任首席經濟學家），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寫出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模型與實踐路徑》、《供給側改革主線上的未來財稅》、《財政學通論》等多部專著。2021年與劉薇合作《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一書又獲評“2021年度中國好書”。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余萬篇文獻的大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賈康學術平臺|版權屬賈康先生，轉載請注明“賈康學術平臺”，感謝關注與支持！

做學問的甘苦，如魚在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但關于做學問的“指導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懷：寫出一些論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爭取為人類的思想認識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虛榮浮華都是過眼煙云，而真正的學術和真知灼見，才能垂諸久遠。

—— 賈 康

也歡迎關注“新供給經濟學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