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框架式談一下自己的基本認識。有這樣一個交流學習的機會我覺得很難得，基礎理論層面的重要性，做研究的人都應該能體會，但在中國社會，現在實際上各種各樣的原因造成的，是很多人的興趣不可能落在基礎理論上，或者在這個領域里做工作的人也會有很多顧忌，一些敏感問題寧肯繞著走。我覺得今天有很多學者在一起，還是爭取探討性地放開一些說說看法。我愿比較直率地勾畫一下自己這幾年一些學習和思考中形成的基本認識。

先務虛地講一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貢獻——我始終認為唯物史觀是立得住的，馬克思主義在人類歷史上起到的推動作用也應該充分肯定。同時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問題不應該回避。對馬克思主義我們說要繼承，要堅持，過去還說要捍衛，但是現在通常不提“發展”，我覺得這是個缺憾。一個有重大思想貢獻的、有命名的理論，它要繼續保持生命力，一定需要與時俱進地發展。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不發展馬克思主義，那是不稱職的，沒有出息的。中央一再表述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其實就合乎邏輯地內含了立足于中國實踐又放眼世界地發展馬克思主義之意。

在這個視角之下，我在這幾年的研究里，有個認識我仍然在堅持，在此簡單勾畫一下：

周新城教授所強調過的《共產黨宣言》里面講共產黨人所有的主張可以歸結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我認為可以確切無疑地認為是中文版的誤譯。有關的長篇論文已經在前幾年發表了，至現在沒有看到任何一個能駁倒我們論據的例子。這個發現不是我首創，董輔礽教授生前就說了，胡德平同志又說過。我在網上查到《共產黨宣言》德文版的原版，以后又在編譯局專門出的紀念性正式出版物（中文、英文、德文合集）仔細地對證過，可以確切無疑知道原文寫作時的表述是“揚棄私有制”。只講這一句話還不足以說明問題，對它的解釋，據說有些編譯局的同志說，雖然這個地方字眼上不是用的“消滅”，但考慮別的地方的一些其他的用語，合在一起還是“消滅”之意，而我要強調，關鍵是理解和把握好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馬恩年輕時用德文版寫《資本論》的時候，落筆為“揚棄”，絕對不是隨隨便便的處理，馬克思主義有德國古典哲學這一重要思想來源之一，"揚棄"在德國古典哲學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不是主體的消滅，而是主體類似于我們漢語所說的浴火重生、鳳凰涅槃、破繭成蝶這種意思，翻譯成“揚棄”也很形象。一開始是音譯的——“奧伏赫變”，就是落在“變”上，而“揚棄”則使我們想到了揚場，揚場以后最看重的主體仍然存在，去掉的是不想要的雜質，等于說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之意。馬克思恩格斯在當時落筆這樣寫，后來在《資本論》（這是最代表性的著作）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論斷：股份制（我們現在稱為現代企業制度的代表性形式）帶來了“否定之否定”的資本私有制的揚棄——這就對上了，是同樣一個關鍵詞。基于有了這種揚棄的概念，馬克思還具體分析了消極揚棄和積極揚棄，積極揚棄指的是工人的合作工廠。變成了積極揚棄的合作工廠怎么合作呢？顯然是要股權聯結，那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員工持股嘛。有了這種揚棄，馬克思進而說可以在聯合勞動和這種否定之否定的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形式上，以資本社會化對應于在社會化大生產中消除矛盾的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太清楚了。我們現在實際生活中已經邁出了這一步，中國設立股市一開始，說鼓勵大家買股票，是在這方面由領導干部帶頭去買，比如深圳，開始誰都不買，財政局長帶頭兒，后來還發了筆小財的。再往后運行起來以后，曾說領導干部不能再參加了，而且領導干部的直系親屬也得控制著不得炒股，再往后發現，這根本做不到。所以，以后一風吹了，任何人可以在中國入股市。這種“個人所有制”非常清晰。在實際生活中，我們不能蒙著眼睛不看這種基本事實。它帶來的是什么？中央后來明確表述，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話都說到這個份兒上了。但這些年還是戰戰兢兢，基礎理論研究者一般來講不想碰這個事情。我在思前想后發了文章以后，雖然有一些人在“烏某某鄉”或者“昆某策”上攻擊我，但沒有一條論據是站得住的。我現在仍然堅持應該正本清源：馬克思的這個“揚棄私有制”，不僅在共產黨宣言里表述，而且在資本論里非常合乎邏輯地可以與它形成一個環環相扣的論證邏輯，是這樣引出一個嚴謹的論證結論。這個觀點，當然就會聯系到現在討論民營經濟涉及的基礎理論方面的問題。我的這些看法現在沒有被封，但是確實很難展開討論，因為大家心有余悸，誰都覺得寧左勿右最安全，是這樣一種社會氛圍。

另外一個觀點，我們后來在認識上也有所突破的，就是關于勞動價值論的適用范圍。勞動價值論方面馬克思的論述里，實際上已包含的，是勞動有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也有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這種區分，是對應于有直接勞動和間接勞動這一對概念（是后來學術上的用語），但涉及資本家的指揮勞動時，說這種指揮勞動完全可以由職業經理人去替代，然后就把資本家的勞動完全從視野里排除掉了，從而在認識上落到只有一線的雇傭工人的勞動形成價值和剩余價值。那么，回到現實社會場景里，我們認為，要是真正對馬克思主義這個理論的嚴謹性負責的話，應該把整個過程理清楚。這個勞動概念上還可區分的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馬克思講，抽象的就是共性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即人的體力和腦力的付出，那么社會上那些占有生產資料的人，在現實生活中大量的情況是他們同時也是勞動者——他的這種勞動你叫指揮勞動也好，叫決策勞動也好，叫管理勞動也好，屬于復雜勞動。馬克思也承認復雜勞動概念，并指出，這些人他們的復雜勞動形成的價值量，是簡單勞動的倍加。于是整個邏輯就通了。為什么可以視而不見地說凡占有生產資料的人的勞動，就必須完全排除在可以產生價值的勞動之外呢？現在已有這么多的員工持股，都是有生產資料權證的人，大量的民營企業家自己也確實有生產資料的產權，但同時他們又在努力參加勞動，也可能完全沒有什么受勞動法保護的概念，也是“5+2”、“白+黑”，他們做這些勞動，還要承擔很多的風險，要承擔極大的壓力。很多人這方面的復雜勞動特征，跟科技人員的勞動有一個共同之處：我們現在一般人都能接受科技人員的勞動應該也創造價值，跟一線工人一樣。那么這些承擔決策管理職責的企業主、民營企業家的勞動，難道不創造價值嗎？這個事情其實在常識層面就完全可以說清楚。我們寫的論文是做了嚴謹的論述，也終于能夠發表出來。開始的時候我曾經給高校學報看，回饋是說外審不能通過--人家提了一個問題：資本家的勞動和雇傭工人的勞動難道可以認為是一樣的勞動嗎？那么我就完全不服氣，可回應說它們如果作為無差別的人類勞動，難道是不一樣的勞動嗎？都是人的體力、腦力的付出，怎么可能在這個抽象勞動的概念上作個截然分開，說你只要有一張股票，你就不能創造勞動價值了，完全說不通的嘛。我們的論文也終于是在培炎同志當理事長的國經中心的公開刊物上發表了。到現在為止，我還是很有自信心地說，沒有聽到一條能夠駁倒我們論據的議論。雖然也有人在昆某策等上面說了一些難聽的話，朋友發給我，我看起來真是不值一駁，如果對那樣的文章你去跟它討論，那就有點兒像郭德綱說的了：你如果是個火箭專家，有人跟你討論發射火箭不能用柴火，要用煤，而且不能用一般的煤，要用洗精煤，你只要看他一眼，你就輸了。我覺得還是回到常識層面，回到馬克思的嚴謹邏輯上來說--馬克思當年沒有把這方面完全說清楚的地方，我們后人的責任是力求把它完全說清楚。

再往下我想今天跟大家還可探討的，是我自己也沒有完全想透的地方，作為思緒式的引子，向各位請教。我是贊成蔡繼明教授做了多年認真系統研究的“按要素貢獻分配"這樣一個認識框架的。供給側的要素，現在已從原來說的五方面發展成六方面了：勞動（講的是勞動力的付出），資本（尋求增值的資金），土地（代表的自然資源），科技成果，還有制度與管理——過去認為至少這五項都是供給側要素，現在中央又說數據也是。這方面我感覺如果以勞動價值論來說，勞動力直接的付出我前面說了，無論是占有還是不占有生產資料的人，只要有勞動，都可能是價值來源，在這個方面可以合乎邏輯地說清，并加入分配。資本，在實際生活中按這個要素分配，是落在有資本在手的人的頭上，實際上也是跟人密不可分的概念，不是說把可分配成果分給把那筆錢，是分給把那筆錢作為資本來運用的主體。土地和自然資源也一樣啊，人群中誰持有著它的使用權，誰便參與分配，都能夠在激勵機制上各得其所。現實生活中合理的訴求應是能夠把激勵搞對，使這些要素合在一起，去產生有效供給以滿足人類需求。科技成果也是一樣，講知識產權要說到的這些創造發明的主體，都是人。到了制度和政府管理這方面，就開始有了特殊性；我們是這樣說，前面四類都可以認為是競爭性的流動要素，各個要素之間在競爭過程中參與分配要看各自的主體會占有多大的貢獻份額；然而制度和管理是公共產品——這里指的是宏觀而言的體制、制度安排及其管理調控，它是一個非競爭性非流動性的要素，是政府牽頭在維護經濟體運行的意義上提供出來的。那么以此來說，按要素分配似乎在這個地方，就要費些口舌說清楚了：政府在這里面看起來也參加分配，它有取得的稅收，但是稅收的合理性邊界，要落在我們所說的政府職責應該是努力使公共利益最大化，而政府主體實際上是什么呢？是一個官員群體，這些官員應該是為公眾服務的，但這跟人們所看重的“把激勵搞對”的其他主體，物質利益視角對應下來有它們的共同之處，也有明顯的區分。前面的勞動、資本、土地和科技成果，都是能以在商言商的邏輯講分配而可以說清楚的，但到了政府這里，就不能簡單地仍以在商言商的邏輯來說這些公職人員（公務員）的行為模式（實際生活中它們也可能會落入某種扭曲的以權謀私情境，那就另當別論）。因而這里實際上是講，按要素貢獻分配對于體制、制度的主體，如何作出合理闡釋，我覺得可能還得費些功夫去做分析，是力求把這個按要素貢獻分配理論做到有徹底性的關注點之一。

再說到數據要素，就更復雜了。對這個數據到底怎么確權，現在誰能說得清楚？比如對阿里公司等他們形成的大數據，很多人不服氣：我個人信息在這里面，我那份兒怎么算？很多人就這樣在提出問題。按要素分配，數據成為要素以后怎么分配？現在可能還真是一鍋粥似的說不清楚。肯定不能簡單說阿里形成數據貢獻和利益就全歸阿里，但你要說一點兒不歸它也不可能，因為大數據是在它那兒生成和運用著，但應該有多少歸它？另外的部分歸哪里？這個問題現在非常值得注意。到了數字經濟的信息時代，我們現在面臨這樣理論上的挑戰，這是我現在腦子里確實沒有想明白的一個問題。

還有就是進一步回到前面勞動價值論框架里來說，有一些地方我自己覺得顯然需要理論工作者繼續探討。是不是可以這么正面說：勞動價值論可以說明大量的價值生成的機理，但想來想去，似乎還并不能全覆蓋所有形成價值的現實生活中間的來源。有一些學者由此說勞動價值論不成立，舉的例子就是土地——如果你并不是靠勞動取得它的，比如像早期的“跑馬占地”，誰到了那個地方，無主荒地按照法律承認，你拿到一塊地而持有多長時間，就算你的了。這個拿到的土地便參與以后的生產，形成了可以用價值形態衡量的成果，那么土地這個因素在這種情況之下，它似應是價值成果的來源之一，但它跟勞動沒有掛上鉤。我想來想去，這確有在現實生活中需要解釋的地方。這種純粹的以地獲財，以地獲利，以特殊的、哪怕偶然的因素或者法律上規定的初始形態的因素，拿到以土地代表的自然資源，然后取得我們稱為有價值和使用價值合在一起的成果，此種情況之下，是跟前面說到的資本、科技成果等等不一樣的。因為可以說資本在前面是勞動積累下來的，再取得它投資的回報；科技成果也是以勞動而形成了之后靠知識產權不斷取得收入；到了土地，如確實是跟勞動無關的特定情況之下，他拿到了，然后他就取得價值成果，這個事情怎么解釋呢？我現在想來想去，似乎也得承認，還有勞動價值論不能夠覆蓋的一個部分。馬克思引用威廉·佩第的話說：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這個財富，直觀的講是使用價值形態，但是一旦和經濟活動中的交易相關聯，就是商品，而商品二重性是指使用價值跟價值合成的一體，到了這時候，商品二重性是不是完全對稱的？理論上說，理論要徹底，就應該對稱，對稱的話，就必須解釋這里面這個使用價值方面我前面舉出的跟勞動無關卻有明晰產權的部分，到底怎么說清楚它？我腦子里現在還沒有一個清晰的回答，大家可以討論和指正。

還有過去其實傳統體制下就討論的問題，利息算什么？過去說剪息票這是寄生式的，是剝削，但后來發現我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必須有大眾儲蓄而給付利息這么一個制度安排。傳統體制下就避不開這個問題了，那時候就在討論，這算什么呢？一般的解釋是說，是人們原來的勞動成果拿來做儲蓄支持國家發展建設，所以，也應該認為跟勞動價值論不矛盾。但你要推到特定的情況下，純粹就是剪息票，該怎么解釋？它跟這個剝削的關系是不是對上了？在實際生活中間，也不完全排除這種情況：假定由于繼承，他拿到了一筆資金，就靠吃利息來過日子，這種在實際生活中間的現象不代表大多數人的情況，但也不能夠脫離我們理論分析的眼界，這個事情可能還得要進一步說清楚。如果在選擇以錢生息這方面也要做復雜的研究計算，那么實際上也可能是一種腦力勞動的決策，或者說它是一種風險選擇這方面也有智力付出的這么一個決策結果，這似乎也多少能解釋一些后來取得利息收入的前置條件。這種把自己占有的資金通過一定的渠道運用于社會上的融資，對于整個社會發展是有益的，我們應該鼓勵這種行為，但是這時你如果說剪息票純粹成了剝削，那就成了一個必須貶義的、批判的東西。這個事情在實際生活中間，也存在著理論上進一步把它理清的必要性。

自己這些年忙忙碌碌，在基礎理論這方面有些想法，嚴謹程度上雖然還是努力地想提高，但確實還是有缺憾，借這個機會匯報出來，也是為了聽取大家的批評指正意見。謝謝！

賈 康 簡 介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肅、廣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專家、顧問或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安徽大學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1995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品質層次學術交流帶頭人。多次受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第二屆理事會期間任首席經濟學家），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寫出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模型與實踐路徑》、《供給側改革主線上的未來財稅》、《財政學通論》等多部專著。2021年與劉薇合作《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一書又獲評“2021年度中國好書”。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余萬篇文獻的大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賈康學術平臺|版權屬賈康先生，轉載請注明“賈康學術平臺”，感謝關注與支持！

做學問的甘苦，如魚在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但關于做學問的“指導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懷：寫出一些論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爭取為人類的思想認識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虛榮浮華都是過眼煙云，而真正的學術和真知灼見，才能垂諸久遠。

—— 賈 康

也歡迎關注“新供給經濟學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