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賈康先生在廣州論壇2023年年會“大灣區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專題會議上的發言（2023.12.1）。

謝謝主持人。尊敬的鄭永年理事長和到會的各位專家，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好！很榮幸有這個機會跟各位做個交流，我愿結合著年會的主題，以“從微笑曲線看中國制造業的高質量升級發展”為題，來匯報一些自己的基本看法。

首先要勾畫一下討論這個問題當下的背景。中國在2010年以后，實際上在進入一個直觀來看經濟增速的下行過程，決策層的表述是認識、適應和引領新常態，要從原來的粗放發展轉為集約發展，具體的目標表述是實現在中高速區間的高質量發展。那么在這個實際發展過程中間，從代表性的指標——經濟增速來看，我們一路下行到當下，如果把數據修勻，2020年和2021年復合平均增長速度是5.2%，2022年3%和今年，如果我們能完成在5%（現在看來沒有懸念了，最新的信息表明我們有把握達到），那么兩年復合平均增長速度是多少呢？是4%，如果完成得好一點兒，可以比4%略高一些，如此而已。但是2023年這個年度，它卻有一個契機之年的意義，就是以本年度同比，要站在5%以上（也就是于我們作為研究者一般理解的中高速區間的下沿上站住了），而明后年（“十四五”還有兩年），我們如果從大概率來說呢，很有希望避免再出現新低（像2020、2022，是幾十年來倒數第一和第二的兩個低速度），是在未來銜接著避免出現新低以后，有希望形成2023年作為整個經濟下行過程的“L型轉換”拉出曲線拐點的一年。我覺得這個契機是非常值得我們重視的。當然，我們從2023年開始，以一個L型轉換去實現意愿中的“由新入常”的中高速高質量發展，還面臨著一系列的挑戰，要克服很多的困難，而制造業作為國民經濟的脊梁，它怎么實現高質量發展，自然就是非常重要的現實問題。

我們這次會議專題討論這樣一個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顯然是要應對挑戰，未來勢必要處理種種的不確定性。同時我認為很有必要從研究角度，看清楚中國經濟發展由于客觀的成長性和我們主觀上繼續堅定不移貫徹改革開放基本國策而應把握好的確定性。這個主觀方面應有的“做好自己事情”的努力，結合審時度勢、與時俱進，我們需要以一個長期主義的行為模式，力求實現可持續發展中的升級發展，使具有“世界工廠”地位的中國制造業，從“中國制造”的這個概念上升為“中國創造”和“中國智能制造”——這種高質量發展落在升級發展上面是它必然的訴求。

在實際生活中，我愿意以一個經驗性現實可以表明的微笑曲線，來最簡要地做一個勾畫，談談我們怎么認識中國制造業的升級發展中從直觀表現到內在要求的一些相關基本點。

所謂微笑曲線，是一個根據全球經濟發展經驗可以描述出來的直角坐標系上的這樣一個曲線形態，橫軸是表示在一開始社會化大生產的源頭，規模化的加工生產首先需要有好的創意創新，具體表現為可以形成一個定制化解決方案，而這個解決方案應是在市場競爭中間可以確立它的品牌效應的。按照這樣一個創意創新成功、有品牌效應的具體解決方案切入，進入批量化的加工生產，然后再推到末端在市場上面的營銷、售后服務和不斷的市場擴展——橫軸表現的這個過程可以表達為全球的供應鏈和價值鏈上于社會化大生產中不同位置的位移。縱軸表現的是什么呢？是不同位置上的收益率。廣泛的實踐經驗表明，它就是兩頭高中間低，像人在微笑時的嘴型，所以，直觀而比喻式地稱為微笑曲線。

中國在改革開放前面幾十年發展基礎之上，形成的就是經濟起飛之后，經濟總量走到了全球第二位置，制造業的規模已經成為全球第一，這個世界工廠的概念，有客觀對應著的基本現實來佐證，但是這個世界工廠同時存在著一個問題，就是“大而不強”。我認為這個判斷是非常需要我們注意的，中國人如果在繼續推進現代化這個方面，實事求是地、理性而冷靜地看待自己已經取得的成就，就必須聯系要追求的高質量升級發展而爬坡過坎。這個判斷，值得聯系微笑曲線再稍微展開做一些討論。

幾年以前曾經有一種說法，中國在綜合國力、制造業的實力、創新能力等等方面，分別以怎樣的系數超過了美國，在世界上成為占據第一的位置，也有大量其他的研討意見，是不同意這個判斷的。那時在任的工信部苗圩部長曾經拿出一系列的指標來說明，中國的制造業在前沿的創新能力、競爭力這樣的國際比較來看，不但沒有進入第一陣營，連第二陣營都還沒有進去。我認為他這個判斷是客觀的，實事求是的。經過改革開放后幾十年的發展，我們應該講中國制造業在進步的過程中間，跟國際前沿水平總體來說在明顯地縮小距離，特別是近年有一些局部的亮點表現，應該講可能是已經進入第二陣營，甚至可以在某種特定的建設領域對接的競爭力是進入了第一陣營（比如中國高鐵參加國際招投標整體而言的競爭力，應是第一陣營之內了；如果從最新的現象來看，2023年雖然還有種種面臨的困難、困擾，然而中國的新能源汽車的出口規模已經走到了全球前列；這些亮點當然是表現我們改革開放解放生產力在不斷取得一些進步），但是總體而言，我仍然認為，現在中國制造業從全球綜合的對比來看，還是“大而不強”的狀態，從微笑曲線上來看，我們大量的產能，現在還是落在中間這個位置。中間位置它表明的是什么？就是我們在真正的前沿創意、科技創新能力支撐著的競爭力方面，我們是落后的。第一陣營，應該講現在由美國硅谷所引領的數字經濟時代日新月異的創新潮流里，還是美國獨占鰲頭；跟著的還有一些發達經濟體，像歐洲、日本這樣走在發達軌道上面繼續跟隨著硅谷的創新浪潮，他們也在努力與時俱進，形成第二陣營；中國在追趕的過程中有進步，但是也必須正視實際生活中我們的一些波折，比如說，我認為現在引領整個制造業升級發展最主要的引擎是來自新經濟，就是數字經濟的創新與“數實融合”的數字經濟產業化、產業經濟數字化，而數字經濟頭部平臺企業、平臺公司在市場上競爭力的表現，可以大體上從它市值的演變來做一個對比判斷。在幾年之前，統計數據表明，美國的數字平臺公司市值最大的是微軟，中國排前面四位的合在一起，跟微軟的市值大致差不多；而最新我看到的統計資料，幾年變動下來，中國前一百位包括頭部、包括獨角獸企業的市值加在一起，不及一個微軟，這說明什么？市場上綜合的“用腳投票”所表現的對于前景的判斷，是更多地看好微軟，而中國實際上跟這樣一個發展態勢在競爭力視角上對比來說，其距離是明顯拉大了的。當然，這也和我們發展中間的波動、必須完成的整改有關。中央決策層在2023年，由新任總理李強親自主持企業座談會，明確地給出了“完成整改”的信號，當然就需要我們在整個升級發展是以數字經濟創新為龍頭的路徑之上，乘勢真正把完成整改作為一個新的起點，抖擻精神，急起直追。

實際生活中間以這種數實融合即“數字經濟產業化、產業經濟數字化”結合在一起的升級發展的推進，當然還要落在不同領域、不同賽道上，是一個總體來說綜合性的中國現代化推進過程。這方面，我想從一些比較直觀的案例來看一看帶有一定普遍性、代表性的中國企業自己產能的位置。比如多少年前，我們就知道，全球兒童玩具市場份額的85%以上由中國本土的廠商提供，多年走下來這個局面沒有什么明顯改變，有時候高一點兒，有時候低一點兒而已。那么想一想，這么多年發展下來，中國有沒有什么能夠叫得響的本土形成的兒童玩具品牌？如果在這方面有自己站得住的名牌，那么自然就占據了微笑曲線左、右兩邊的高端。批量生產在什么地方，是次要的問題，由前端品牌確切無疑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掌握，就可以取得末端品牌營銷、售后服務、市場擴展的高增加值與凈利潤的實現。在這個方面，中國到現在為止乏善可陳，我們更多知道的是在國際市場上，有全球幾十年長盛不衰的芭比娃娃，有到處看到小孩在玩的樂高積木，對不起，那都是國外人家早已經形成品牌效應、牢牢掌握著微笑曲線兩端高收益的案例。前不久我注意到有一個好萊塢的電影，就是《芭比》，它這個品牌實際上已經在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不僅僅局限于“在商言商”層面的討論了，甚至上升到人類文化、文明方面的一個符號，上升到一種文化軟實力現象——在學界的討論里，對《芭比》這個試圖雅俗共賞的電影，評價上當然有高有低，但是它聯系到的是什么呢？已是一些更深刻的人文問題，涉及到社會生活中間的兩性、女權主義、現代生活發展中人們怎么樣更好地促進社會和諧等等，聯系到這些更值得我們看重的從商業運行層面上升到人類文明、人類發展前景的文化關懷的層面了。這非常值得我們于這方面有一種意識，即加入全球化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打造，這種從名牌、從商業行為上升到更豐富的文化意涵，中國未來在軟實力提升這方面，一定是不可能繞得過去的。

又比如，現在風靡全球的智能手機，它的開創者是大家都知道、現在已經不在世的喬布斯，他作為一個供給側創新的引領者，形成了讓億萬消費者看到以后眼前一亮的這樣一個有效供給的升級產品，帶來的是什么？當然就是我們所說的社會公眾、人民群眾獲得感和幸福感隨之提升，是給人類社會提供福祉。在蘋果手機在iPhone4那個比較靠前的階段，中國營銷的場景，我印象非常深刻，北京西單大悅商城的蘋果旗艦店，已經到了夜間而我看到它無法關門，黑壓壓的人群排隊在搶購最新的iPhone4蘋果產品，它是以有效供給非常好地引領了消費，提升了用戶體驗。那么這個蘋果手機到現在仍然是在全球引領著智能手機發展潮流的，其他一些競爭者現在也在急起直追，而這個蘋果手機大量的代工在哪里呢？是在中國本土。有臺資他們進來以后，本來在深圳這邊形成了大規模的加工廠區，后來由于種種原因又遷到北方。我幾年前去看過鄭州附近的蘋果電子產品（主要是手機）的加工廠區，當時說根據訂單，要形成三十多萬人的就業量，這三十多萬人按照24小時三班倒連軸轉的方式在生產線上源源不斷生產供應全球的蘋果手機，這給中國本土帶來的當然有非常值得我們看重的三十多萬草根層面低端勞動力的就業機會，而且他們拿到的工資應該講是比一般其他崗位看著更好一些、對他們來說滿意度較高的狀態——有這些低端勞動者的相對好的就業機會，同時帶來的是他們對未來美好生活一步一步發展的期待和預期的向好，更努力地進入致富過程。對于政府來說，當然有了履行自己職能不能缺少的稅收，也有我們整個經濟繁榮非常值得在發展過程中跟“保證速度”概念相匹配的GDP的增長。這些都值得肯定，但是對不起，中國在蘋果手機和電子產品生產過程中間所處的地位，就是低收益，按照吳敬璉老師前些年所說，如果講得難聽一點兒，在全球的分工中間我們干的是“硬苦力的活兒”。對這也要說清楚：中國必然只能在上個世紀改革開放之后的80年代，開始從這個角度切入，“三來一補”，“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由此使我們知道什么是現代化大生產的比較靠前的水平，知道在利用中國自己相對低廉、有競爭力的勞動力和土地代表的自然資源低開發成本加入全球化這樣一個合作競爭中，可引入國外資金同時帶來的管理經驗和商品經濟意識，特別是知道了在全球幾百年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規則體系，以后帶來的，是“中國原始積累”的過程、經濟起飛的過程，一直走到現在的“世界工廠”。但長此以往，我們總是在這樣中間的位置上，其實我們就沒有前途了，上面必然還會有“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中美國作為老大對于老二的遏制打壓，下面的新興經濟體正在努力地追趕（我們都知道這幾年越南、印度、印尼等越來越顯得雄心勃勃咄咄逼人，在全力加快他們的發展），我們不能簡單地繼續停留在中間這樣的位置上，那樣我們就會使自己的發展空間越走越窄。必須在推進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以可持續的態勢實現升級。而升級方面，已可看到一些值得注意的先行者的案例。

我想舉出一個升級的例子，就是廣州的汽車生產廠家。過去引進日本技術生產的“廣本”——廣州本田，市場口碑很好，我曾經在財政部科研所做過十幾年所長，坐的廣本已經開到了累計里程60多萬公里，不必大修，平常很少出毛病，省油，坐著也舒服，看著也順眼，當然市場口碑好，但對不起，廣州廠家是處在中間的位置。我后來也有機會去這個廠家調查，知道他們定下自己的目標，以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而形成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系列。后來得知，前幾年，他們的一款廣汽傳祺在市場上表現非常好，每年可以出貨幾十萬輛。前不久在廣州這邊，有汽車碳中和論壇，我參加了，看到有展示最新的廣汽傳祺這款商務車——它這樣的一種競爭力可能在中國汽車生產廠家里現在未必是最為突出的代表者，但是它表現著的升級，是實實在在的，已經在戰略布局上掌握著左右高端收益的同時，準備把生產線搬到泰國去——這跟我前幾年所說到的它面臨一個戰略性的機遇，就是把生產線遷到東南亞，然后以一個新的跨國公司格局更好壓低自己的綜合成本而同時繼續牢牢掌握著左右高端收益，是完全一致的。這也正是珠三角前些年就看重的“騰籠換鳥”的舉措。這個路徑，跟馬斯克決策把特斯拉的生產線放在中國形成全球最大規模的外商投資單體工廠，是一個邏輯。廣州的廠家已經邁出這一步，就是在微笑曲線上一個成功的向左右高端推升上去的案例，希望它能夠穩定地形成這樣一個跨國公司架構。馬斯克的模式已經形成了對他來說非常有力的支撐，上海工廠開工以后，他在這個賽道上扭虧為盈，這個領域內不再簡單依賴風投、創投、天使投了，他現在已把這個模式進一步復制到墨西哥和歐洲。我們中國的廠家，未來也必然要走這樣一個升級之路。

為走通升級之路，還是要回到前面陳光炎教授已經強調的全要素生產率概念上。我們的傳統生產要素，支撐力在滑坡，越來越有“民工荒”伴隨的勞動成本上升這樣一種必然在以后對于我們的制約；土地和自然資源開發的綜合成本，也已是節節升高的；但是我們必須依靠制度創新的制度要素、科技成果應用這種“科技第一生產力”的科技要素，加上管理的創新（當然還要伴隨著思想觀念的創新），形成全要素生產率對于我們升級發展的支撐，這是中國現代化必須抓住的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帶出整個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提高的主線。這也是我們的希望之所在。當然，中國這樣的發展，絕對不是狹隘民族主義的，而是要擁抱全球化、繼續在中國和平發展的過程中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來增進整個人類的福祉。這樣一個前景，需要我們真正在改革深水區攻堅克難，以制度創新打開科技創新、管理創新的空間。這是我愿意特別強調的一個著眼點。

謝謝大家！

賈 康 簡 介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肅、廣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專家、顧問或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安徽大學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1995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品質層次學術交流帶頭人。多次受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第二屆理事會期間任首席經濟學家），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寫出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模型與實踐路徑》、《供給側改革主線上的未來財稅》、《財政學通論》等多部專著。2021年與劉薇合作《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一書又獲評“2021年度中國好書”。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余萬篇文獻的大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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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學問的甘苦，如魚在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但關于做學問的“指導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懷：寫出一些論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爭取為人類的思想認識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虛榮浮華都是過眼煙云，而真正的學術和真知灼見，才能垂諸久遠。

—— 賈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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