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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商人崛起與衰落的過程中，權力與資本之間的糾纏博弈從未曾停止。鹽商、海上私商、外貿商人、買辦、票號商人和近代金融實業家；晉商、徽商、粵商、閩商和甬商……無論是以行業區分，還是以地域代表，中國商人群體每一次的崛起、沒落與再出發都離不開政商博弈，更受制于社會的開放或封閉。 在山頂視角策劃出版的代表作《權力、資本與商幫》（全新修訂版）一書中，作者王俞現從商幫變遷入手，記錄了中國商人600年的興衰歷史，并通過對中國式政商關系的根源與邏輯的剖析，為當下中國新型政商關系的重構，及探視中國商人的歷史與未來命運，提供了一種思考路徑、鏡鑒抑或詮釋的方向。 這是一部追溯中國商幫從明朝到現在600年脈絡的大著作，是一部真正完整的中國商幫變遷史，也是一部跌宕起伏的中國商人命運史，更是一部鮮活的政商博弈史。 《權力、資本與商幫》（全新修訂版） 已在山頂視角書店、京東、當當、天貓等全網多種渠道同步發售，歡迎購買。 本文來自《權力、資本與商幫》（全新修訂版）王俞現老師自序，讓我們從本文開始，一起來看看在過去的600年里，權力、資本與商幫，是如何影響中國歷史的進程，而又對當下及未來有哪些借鑒吧，以下，enjoy： ”

作者｜王俞現

編輯｜李俊佩 王留全

長期以來，中國商人給人一種宿命的印象：但凡大商，無不是政商，一旦涉及政治，他們又命運多舛。何故？沒有一個政權不需要經濟基礎，政商需要協和，但邊界在哪里？時至今日，中國甚少有百年商業家族，是外來侵略打亂了這一進程，還是中國社會本身的基因使然？

一部中國商幫史堪稱一部政商關系史，如果不能夠從政商關系的角度切入審視中國商幫乃至商人的歷史命運，就難免失之偏頗，但歷史業已形成的慣性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當下的政商關系演變，中國未來的政商關系會走向何方，能走向何方，這些問題，中國商幫史能給出怎樣的啟示？

但要真正參透中國商人的歷史命運，如果僅僅關注政商關系，又難免有沒有抓住要害之惑，怎樣才更接近政商關系之本質？

種種問題，我們無法給出確切的答案，但基于對中國商幫起承轉合歷史的梳理，我們希冀通過對中國式政商關系的根源與邏輯的剖析，為當下中國新型政商關系的重構，以及探視中國商人的歷史命運，提供一種思考路徑、鏡鑒抑或詮釋的方向。

01

從時空看中國商脈走向

通讀本書，古今對照，悉心揣摩，時空穿梭，你會對中國600余年的商業脈絡及走向有一個整體印象。它賦予你的將是另一雙眼睛，讓你得以從更為廣闊的視野去徜徉明清以來的中國商業史，而一旦你的時空觀被打開，你對當下及未來的商業事件、走勢，或許會生發并建立起屬于自己的研判體系。

對中國商幫誕生的歷史背景及其更替演變的內在邏輯的追尋，構成本書的主要脈絡。為什么是明朝而非更早的朝代拉開了中國區域商人稱之為“幫”的序幕，是本書首先涉及的命題。普遍的說法，明初的“開中”（一項重要的食鹽專營制度）和軍屯、商屯、民屯的存在，導致山西商幫的出現。問題是，宋元時期也實行了同樣的政策，為什么沒有催生商幫萌芽，而到了明朝，商幫為何就那么自然而然、不可阻擋地萌芽了？

歷史總有其微妙之處，業已沉淀下來的林林總總的史料總是左右著人們的視線。哪些是表象的浮塵？哪些更接近于事實的內核？哪些是無關宏旨的具象？脈絡與具象之間的邏輯又是如何構建起來的？

其實，中國商幫史的源起也是白銀在明朝上升為本位貨幣的歷史。這一過程折射的是中國與世界經濟共振的全球化圖景。白銀到底如何改變了明朝歷史，中國商幫的誕生與白銀之間到底發生了什么？這也是本書要著力闡述的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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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4年，明仁宗做了一件改變整個明朝命運的事情：同意戶部尚書夏原吉開放銀禁交易的建議。盡管明仁宗在位僅一年，但他的這個決定影響了整個明朝。從之后的歷史發展進程來看，此舉成為整個明朝貨幣史的拐點，也是徽商取代晉商在鹽業領域地位的時間拐點。當我們將一個個孤零零的節點通過商幫這一脈絡串起來時，你會突然有一種恍惚感：歷史的脈絡竟然如此緊密地咬合在一起。

到了清朝，由四口通商到廣州集萬般寵愛于一身的一口通商，成就了廣州十三行商人。為什么十三行商人中福建商人最為厲害？為什么第一次鴉片戰爭后北上上海灘，首先得勢的是廣東香山商人？為什么李鴻章主持洋務時最早對香山商人十分倚重？香山商人在中國近代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這一地位是如何形成的？

就浙商而言，為什么以甬商為代表的浙商稍后碾壓粵商而在上海灘崛起？何以粵商又有卷土重來力壓浙商之勢？兩地商人是如何角力的？

同是起義，為何太平天國運動將山西票號推向了巔峰，小刀會起義卻風云際會地改變了整個福建人在上海的生存生態和命運？就這一脈絡而言，為何近代海外僑商以福建、廣東、浙江等地人居多？洞察了這段歷史，你就可以明白為何鄧小平主持改革開放時要率先在廣東、福建兩省創建四個經濟特區，爾后又提出“把全世界的‘寧波幫’都動員起來建設寧波”的口號。

為什么說山西商幫是中國商幫史上綿延歷史最長甚至堪稱最偉大的商幫？在張之洞將漢口打造成洋務重鎮之前，漢口是晉商的大本營，晉商是在何種情況下棄漢投滬的？這段歷史與香山買辦有何交集？山西票號憑什么能夠無以取代地與浙蘇金融勢力在上海灘相安無事？在向近代金融業轉型中，山西票商占據先機又錯失，這與晉商自身的特點有何內在關系？

為什么說江蘇商人的根在蘇州？蘇商群體的角色包容度之大，做到極致的商人數量之多，何以是其他商幫無法比擬的？盡管浙商幾將中國商幫推向頂峰，為什么卻說蘇商是中國最接近中正的商人群體？兩大商幫各有哪些特點？歷史留給我們太多疑問，這種追尋延展了本書的視野與容量，中國貨幣史、朝貢史、貿易史、社會經濟史及明清不同身份商人的演變史等交織其中。我所嘗試的，就是一一解開這些問題，為你還原一部真正完整的中國商幫史。

02

一部商幫史，半部開封史

中國商幫史是多維度的，一部商幫史也幾乎是一部中國開放與封閉的歷史。無論是以晉商為代表的陸路外貿商人，還是廣州十三行里的閩粵商人，抑或上海開埠后逐鹿上海灘的以香山買辦為代表的海路外貿商人，無不是外向型的商幫群體。尤其山西百年商業家族比比皆是，為數不少者與對外貿易有關聯。當對外政策開明時，商幫群起；當對外政策晦暗或封閉時，海盜橫行。一開一封之間所致他們命運之懸殊，對比強烈。

在明朝，中國海商絕大多數時候以海盜商人的身份活躍在海外貿易中。他們甚至武裝走私，公然對抗政府。從粵籍的陳祖義到閩籍的金子老、許光頭，從徽籍的許棟、王直到泉州籍的李旦、鄭芝龍，莫不如此。

這些中國海上走私商人集團的存在，不經意間結成一張遍及東亞、東南亞的貿易網絡。他們與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等西方殖民者的角力，成為這些國家肢解中國朝貢體系前最后一道強有力的屏障，但寄希望于海外貿易的開放而不得的他們，最后一個個身首異處，書寫了魔幻般的悲劇人生。

歷史上的中國海商似乎走不出某種宿命，這種宿命背后其實站著兩股強大的政治力量，其間的較量和碰撞對中國海商命運乃至整個朝代的政局都產生了深遠影響。鄭和下西洋的邏輯是什么？為何后來戛然而止，甚至連檔案都遺失了？隨后，在事關開放的問題上，為什么身處北方的山西鹽商家族內處于朝堂的官員在面對彈劾時能夠引發一場政治大地震，而遠在東南的以福建人為主體的海商家族在主戰主和問題上能夠逼死一個主戰的巡撫出身的副都御史，甚至連四任首輔老臣的主戰派人物也最終掉了腦袋？

這是開與封力量的此消彼長，也是中國海商走不出宿命的根源所在。整個國家的格局與命運也與此共振。及至西方殖民者用槍炮逐步洞開中國門戶，朝貢與私商走私體系崩潰，西方殖民體系取而代之，并伴隨租界從沿海沿江向內地輻射、海關管理權被英國所攫取，中國主權盡損，關稅權盡失。

開放，意味著對內改革，通過改革，不斷加快開放的步伐。1571年，山西官員王崇古在張家口廣招四方商販；1617年，戶部尚書李汝華和兩淮鹽政大臣袁世振在兩淮鹽場推出“綱運制”鹽業新政；1686年春，廣東巡撫李士禎頒布告示，商人每年繳納一定銀兩，可以官商的名義包攬對外貿易，及至洋務運動時期的“官督商辦”，都是這種傳統的延續。

但開放并非沒有限度，鴉片戰爭后，茶、絲等曾為中國帶來貿易順差的傳統外貿強勢產業，逐漸因訂單掌握在西人手中而假手買辦，操縱于西方國家之手。胡雪巖的傳奇是清朝本土商人與西方國家一次彪炳史冊的商業對壘，中外勾結加之中法戰爭的軍事干擾令胡雪巖一敗涂地，從此中國絲業再無對抗西方滲透的商業勢力，中國茶商、茶農損失慘重。

伴隨漢口的開埠，以及對俄國的大力度開放，晉商在北方陸路絲茶貿易中的地位一朝中斷。晉商是中國最具戰略眼光的商幫，在撒手外貿時，已經找好票號的備胎。在逃亡國外十余年的維新派梁啟超眼中，“對于外人批評吾國商業能力，常無辭以對”，但中國唯一有歷史、有基礎能“自夸于世界人之前”的也只有山西票業。

山西票業是中國草根獨立成長起來的金融業，在1904年以前幾處于無政府管理狀態之下，也是中國本土唯一可以與西方抗衡的產業。在中國門戶越加開放、西方銀行業長驅直入的情況下，票號分布區域之廣、數量之多，仍為國內外銀行、各大錢莊所不及，這就是山西票商得以“匯通天下”的秘密。

及至辛亥革命，諸多票號因被搶劫導致存貸失衡而逐漸失去往日聲勢，日本侵華又進一步擠壓票號發展空間，中國經濟失去最后一道閘門。至此，中國完全淪為西方商品加資本的跑馬圈地之所在。只是香山僑商在上海百貨業的強勢崛起，中國才借此在零售等產業挽回些許顏面。

以此，你可以一目了然中國之所以堅持改革和開放的歷史邏輯。從特區、沿海到內陸、沿邊，從自貿區、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到中歐班列、國家跨境貿易電子商務服務試點城市，從以引資為主的開放到“一帶一路”倡議下的“走出去”，中國昂首開放，成為世界發展的引擎。

03

士商勾連是中國的災難

有關中國商人，最廣為流傳的一個觀點是，商人的社會地位低。其明證是，在古籍里“士農工商”的排序中，“商”居于最后一位。眾口一詞的說法是，這是抑商的體現。

在筆者看來，抑商恰恰證明商人勢力過于強大。士農工商，不可否認在古代存在這種排序，但遠難言是常態。為什么中國歷史上往往是農民鬧革命，而不是商人或地主，這里面沒有宏大的道理。在整個社會中，處于社會最底層的，基本是農民而不盡可能是商人。

義與利、士與商，在傳統中國向來格格不入、涇渭分明，但到明朝，給商人寫墓志銘不再事關體面而成為務實的象征。曾任河南知府的蕭元吉、心學大師兼官員的王陽明、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兼太子太保的李維楨，都要么為商人撰寫碑記，要么寫墓志銘，要么立傳。以李維楨為其立傳的李汝衡來說，李家世代經商，靠長途販賣絲綢和四方珍奇而致富，幾乎壟斷了湖北一省的絲綢市場，擁有舟車百余。李汝衡擁資巨萬，同時樂善好施，極為慷慨，這一點為李維楨所推崇。

如此局面也體現在晉徽商幫的縣志中。明朝徽州《歙風俗禮教考》稱，“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萬歷《徽志》稱，明中葉商人在徽州“昔為末富，今為本富”?；罩?、山西商業發達地區均在史志中出現有關商人在社會排序變化的描述。

王陽明靠批駁朱熹之說而自成一統，有半個圣人之說。作為浙江余姚人，他倡導“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對后世影響較大。在王陽明眼中，士好利，比商賈有過之而無不及，只不過是異其名而已。

在明朝，宦官專權及低薪制度讓整個文官集團也有代言商人的傾向，而明末從精神上承襲了王陽明一脈的東林黨，表面看是一個士紳集團，實際卻是具有政治傾向的商人利益的傳聲筒。

到鴉片戰爭前，廣州十三行商人甚至充當起連接清政府與外國貿易商人的中介角色。作為政府授權的商人—十三行行商尤其是公行總商就有代表清政府行使集大清國外交、稅務、治安、民政等諸多事務于一身的權利，這或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

到洋務運動時期，在各方掣肘下，與洋人打交道熟稔的商人被各方推到了上海知縣的位子上，以中興大臣李鴻章等為首的洋務派大臣傾力招徠民間買辦及其他來自船、絲、茶等行業的商人入股辦理近代工業事宜，這些風云際會之下的事實幾前無古人。狀元張謇被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張之洞看中而奏派去做實業，也成為時代的最強音和風向標。

清末民初，士商邊界模糊，在代表中國社會精英階層的士紳逐漸瓦解之時，從士紳中孕育出了紳商。1904年，在曠世官商盛宣懷授意下，近代意義上第一家打破區域之限的商人組織—上海商務總會成立。以此為標志，中國商人第一次以一個階層的方式出現。隨后，各種商會組織如雨后春筍，并在辛亥革命中事實上扮演了清朝掘墓人的角色。

士商結合在特殊、少見的歷史節點具有積極意義，但當士商合流掌權，將農工置于一邊，特權橫行，就意味著社會災難。如果未能有效、及時地阻止，他們往往脫胎而成新的特殊利益集團。

山西八大商人，因在明末戰爭中暗中接濟清軍而在清初成為皇商。鹽業是明清時的主要稅源，到清朝中期，兩淮鹽場越發成為特權者的游戲場所，腐敗滋生，鹽價高企，百姓怨聲載道，惡化為社會毒瘤，以致執掌此地的官僚及代表性商人被肅整。主導此地鹽業的徽商興于鹽，也敗于鹽，而八大商人中被“賜產張家口為世業”的范氏家族，因虧欠戶部銀兩，最終沒能逃脫被抄家的命運。

清朝洋務運動雖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為宗旨，打著自強的旗號，但綜觀洋務派，自身卻蛻變為不折不扣的既得利益者，與其商業代言人及幕后西方殖民者上下其手，成為大清國的蛀蟲。

這一現象最明顯地體現在李鴻章和盛宣懷兩人身上，兩人與殖民者及其代言人眉來眼去，甚至與虎謀皮，策劃并導演了后來讓清廷顏面掃地的“東南互保”。這兩人，一個被人譏諷為“宰相合肥天下瘦”，另一個被人描述為“一手官印，一手算盤”，身后留下的財富之多，都到了需要用三四年時間統計的程度。

盛宣懷隱忍持重，能屈能伸，游刃在舊氏沙船商人、買辦商人以及官場的不同派系之間，以實干家的角色演繹了中國商業史上的傳奇。但在商業倫理上，他又極盡能事，成為政商邊界不清的最大受益者。他亦官亦商，官商不分，以公營私，化公為私，亦公亦私，與胡雪巖一樣大發國難財，醞釀而出的是整個商業體系乃至社會規則的大潰退，由此結出的惡之花將整個社會帶向崩潰的邊緣。戶部尚書閻敬銘稱，胡雪巖“最善交結官場，一身兼官商之名”，晚境凄涼，盛宣懷則背負著“誤國首惡”的罵名留在《清史稿》中。

洋務派本代表著沖破傳統的新興勢力，他們有志于打破一個舊世界，建設一個新世界，但他們一邊打破，又一邊淪為既得利益集團。從公的角度說，授予洋務企業以專利權，使其開始即為僅惠及少數人的“私家花園”，民間資本的投資渠道為之阻塞，洋務在短時間內難以普及，進而錯失近代工業發展的機遇期。從私的角度說，洋務派將政策最大限度地利己化，披著官督商辦的外衣，將洋務事業固化為效忠一個人、一個集團而非一個國家，這是不可思議的，也是洋務派無力挽救清朝于水火的根本原因。

作為這種慣性的延續，北洋政府時期，中國的問題表面出在軍閥割據上，深層次則是整個社會游戲規則的大混亂，一家或幾家之私儼然凌駕于整個社會之上。國民政府沒有能力遏制這種局面的發酵，四大家族順水推舟，儼然明朝晉商政商家族、晚清席氏及盛氏等政商家族的放大版，由此所造成的社會失衡，最終由共產黨出手團結工農、以公抑私而終結。士商勢力過大，唯有工農結合，方可以與士商形成新的平衡。

在中國，公與私是平衡社會的兩大經緯，誰能夠把握這種平衡，誰將執掌江山。民國時，蔣經國在上?！按蚧ⅰ?，但投鼠忌器，最終因不敢拿自己人動手而不了了之。新中國成立之初，對商業抑制過甚，及至公私合營、消滅私有制，社會再度陷入失衡。公私合營是對晚清、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時期積聚歷史的反正，用力可能過猛，但與此前的積重難返或是對應的?；蛘哒f，公私合營及消滅私有制緩沖了公私不分在中國的彌漫。

如今，商人的社會地位空前提高，各地商人大會方興未艾。要像尊重科學家一樣尊重企業家，是中國當下對待企業家的基本格調。激發、保護和弘揚企業家精神，不斷強化對企業家的愛護和尊重，成為時代的主旋律。但中國遠不滿足于此，正在以“親”“清”為核心，致力于把權力關進鐵籠子，簡政放權，重塑政府職能部門的職權、邊界，建立高效、廉潔的執政監察隊伍與體系，以建立新型的政商關系，為雙方往來建立防火墻，這注定是開創性的。

無論中國社會階層如何演化，士商或官商勾連歷來都是中國潛在的最大社會風險。農民起義是顯性的，官商勾連是隱性的，隱性的社會影響與惡果往往比顯性的更甚。對個體商人的命運而言，士商勾連是中國商人的牢籠，歷朝歷代與權勢走得過近的人，不出事則罷，一出事就是關系人命或聲譽的大事。所以為商要遠視，要以走遠路的心態，不謀一時之利，自動遠離權錢交易，不偷稅漏稅，行正路，方能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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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大商要有“中”字思維

中國是一個講究“中”和“度”的社會，凡事謀求平衡、和諧。盡管阿里巴巴創始人馬云講，地主被消滅，農民也富不起來，有其道理，但地主富起來，如何為富也仁，同樣是一個宏大的歷史命題。

一個能培植中氣的社會，才能周身協和而接近理想狀態。從這個角度而言，京東創始人劉強東2017年有關中國有幾千萬人生活在極端貧困的狀態下，“這是整個中國人特別是已經富起來的人的恥辱”的一番話，雖然聽起來刺耳，又何嘗不是這個道理？當然，2021年2月中國宣布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

社會本是一項系統工程，每個人都是這個系統的一分子，如果貧富分化問題過于嚴重，一旦有所變故，損及的是整個系統，富人也不可能獨善其身。中國最大限度地讓更多人走出貧困線，就是對改革開放成果及富人的最好保全。

中國面臨種種的共同問題，譬如環境污染、食品安全等，但重中之重還是貧富不均及社會失衡問題。有人指望于中國培育出一個中產階層來，思路沒錯，但貧富分化并不會借此自然解決。解決貧富問題不應只是政府的工作，有大歷史觀的商人要有力所能及的擔當。

李嘉誠講，他追求的境界是要“建立自我，追求無我”。馮侖對此的理解是，在發展事業時要讓自己強大，在做人時要讓自己矮下來，矮到無我，讓周邊的人感覺不到自己存在的壓力。在維系社會均衡發展的問題上，商人不能將自我矮化到人群中，要站起來有所擔當，才能融入社會，真正消除貧者與富者之間彼此的壓力感。

馬云也有所進化，在恒大、碧桂園、萬達等企業俯下身子參與到中國消滅貧困的社會戰役之后，2017年12月，他宣布成立脫貧基金，準備用5年投入100億元，組建一套組織保障體系，用公益的心態、商業的手法，全面參與到脫貧攻堅戰中去，并將此確定為阿里巴巴的戰略性業務和戰略性目標。他說：“沒有鄧小平就沒有我們，但我們應該先富幫后富，我們的員工可能是中國最有錢的員工，所以我們不能為富不仁?！?/p>

馬云的這番話是妥帖的，堪稱表率，這是匹配他在中國商界地位的歷史擔當的。但凡大商都要有站在政治的立場考量商業的敏感和情懷。

中國共產黨是極具理想主義的，一是反腐，二是扶貧，都很有理想主義色彩。我們決定為2020年全面脫貧的目標貢獻力量。

前幾年李嘉誠跑路傳聞甚囂塵上之時，社會上盛傳他的一種觀念，商人不要覬覦政治，“不要試圖讓商人去承擔國家的政治責任，也不要試圖用政治去影響商人的經營理念。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商業的歸商業，政治的歸政治”。這種說法又未免將政治與經濟的關系撇得太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李嘉誠曾穩居華人首富的寶座，這本身也是他審時度勢、順應國勢的產物。如果沒有對國勢的順應，沒有政治加持，何來其在大陸囤地、坐收時代發展之紅利的好事？

商業是有其政治道義的，不可能需要時為自己搽脂抹粉，不需要時就變臉。政治也是有其時代性和人性的，如果無從把握政治的時代性和人性，也就不可能精準把握蘊含其間的商業時代性和人性。政治的時代性不能過于突兀，不然可能會造成商勢的頓挫與政商關系的緊張。無論政治還是商業的道義，都以順應時代為要，都講究藝術效果。

“中”字思維不僅體現在維系士、農、工、商四個階層的平衡之中，也深刻烙印著把握公與私平衡的命題。只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這種取舍有著與時俱進的審視維度。從全面脫貧走向共同富裕，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全新里程碑。資本橫沖直撞與無序擴張，與這個時代的鮮明屬性格格不入。要瞞天過海掀起資本的盛宴與狂歡，會顯得格外唐突。螞蟻金服、聯想、滴滴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做企業，要有關切國家經濟、科技、數據等各個層面利害的自覺，不能有攜大自重、攜洋自重的僥幸。尾大不掉，于社會終是毒瘤，于人于企注定是一出悲劇。

把握行業之勢是順勢而為，但最大的順勢是順國之勢，順國勢就要有國家和人民立場。沒有國家和人民立場，將一部分人的利益凌駕其上，就難免摔跟斗，遭遇滑鐵盧，輕則口碑盡失，遭遇頓挫，重則破產重組，物是人非。

這是一個資本與政治需要重新耦合、找準彼此尺度與火候的時代。真正的大商不可能偉大于一個孤掌難鳴的時代，他不僅是一個時代的商業代言人，更要是一個時代人性與風向的洞察大師。但凡大商，唯具有縱深的商業史觀，才更容易知深淺、曉分寸地把自我安放在時空的某個坐標中，知道自己從哪里來，到哪里去，要前承何事，后啟何向，進而才可能試著在商業史上為自我留下一席之地，對后世有一個交代。

05

使命與擔當之考問

在新型政商關系之下，商人對社會的貢獻不僅在于容納就業、依法納稅，歷史將銘記那些在大的歷史時期具有標志性的產業奠基人、開拓人，如果他們再有商業思想、家國情懷，那更是難能可貴。

廣東十三行里的伍家，盡管富貴，但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沒有把持力，從事鴉片貿易，于民于國，終不光彩。盛宣懷在洋務運動中舉辦諸多實業及慈善，但他以官商身份游刃于公私之間，影響殊惡，尤其是在袁世凱簽訂的《二十一條》中滲透個人利益，將國家利益捆綁到個人利益的戰車上，怎么批判都不為過。

解放戰爭，讓中國重新走上獨立、自主之路。改革開放，讓中國邁向復興之路。這是中國走出鴉片戰爭以來被欺凌歷史和洋務運動失敗淵藪的奮斗結果。

如今，中國國有經濟在衛星導航、量子計算機、量子通信、高鐵、核工業等高精尖技術領域，民營經濟在5G、新材料，以及移動互聯網、AI+電商、支付、物流、共享單車、無人駕駛、無人機、醫療、智慧城市等領域，實現從一路跟隨到逐漸領跑的歷史演進，令全球為之矚目。

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起點，最高層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從善如流，不斷將有關新經濟及各隅發展的建議上升為國家戰略。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第一次真正與全球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并有領跑之勢。

中國崛起的速度，史無前例。美國露出猙獰面目，不惜鼓動西方盟友圍堵中國以華為為代表的高科技企業，更反襯出中國進步之神速。殘酷的現實教育了中國人屏氣凝神，團結一心，同甘共苦，而不是做帶路黨。

在明清商幫史上，開放和局部戰爭的大和平環境孕育了以山西商人為代表的諸多百年商業家族，只是鴉片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等打亂了這一進程。是時，中國盛極而衰，開始走下坡路。改革開放40年，中國重啟升勢，正有望邁上凌霄。

從商幫史的角度來看，中國或處于600多年來堪稱發展局面最為平順的歷史時期。我們需要反省，不能允許屈辱的戰爭再次打亂中國的發展進程。懲治貪腐、捋清政商關系、消滅貧困等，都是深謀遠慮的長治久安之舉，這是與晚清、民國截然不同的氣象。

未來，百年商業家族在中國群起，只是時間問題。當這一天來臨時，或許以下四個問題仍將拷問著整個中國商人群體：

你們會有摒棄無原則趨近權勢、利害而走遠路的自省、執著嗎？

你們會有為富也仁、以其無私成其私的大歷史觀和大擔當嗎？

你們會以政治家的眼光審視社會均衡發展，實現商業利潤與國家利益雙輪驅動嗎？

如果向你們提出上述三個問題，你們會認為這是一廂情愿、一派胡言嗎？

每個有抱負的中國商業領袖都要有身后意識，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所傳承或開創的商業商脈，對于定格自我在中國商業史上的地位的潛在意義。

謹以此書獻給那些在中國商幫史上留名的工商業英雄，每一次溫故和分享他們在不同節點的起承轉合，就像與他們進行一次穿越時空的對話。同時，也將此書獻給那些推動中國工商業文明進程的現代商人，他們正在創造當下，并將凝固成50年、100年甚至更長時空背景下中國商業史的華章。

作者：王俞現，從事中國商幫變遷、商業趨勢走向、政商關系、老子管理思想、家族傳承等方面研究，中國商幫領域首屈一指的商業研究學者，資深媒體人出身，元界新媒體主理人。著有《中國商幫 600 年》《憑什么要學張瑞敏》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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