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歲將至，有些“書債”要還了。

疫情三年雖然恍如隔世，但余波不息，當時有幾本書被反復提及，如《烏合之眾》（點擊藍字可跳轉）、《鼠疫》、《血疫》、《血殤》……

看完《血殤》，心有戚戚然，這本書會讓你想起疫情期間的很多事情。

作者理查德?普雷斯頓擅長以非虛構手法處理科學題材。《血疫》講述埃博拉病毒的緣起；《血殤》講述埃博拉病毒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他在1994年出版《血疫》，長踞《紐約時報》非虛構類暢銷書榜首61周，是埃博拉題材銷量最高、最有影響力的書籍，還被改編成美劇。他因此獲得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頒發的防疫斗士獎，這是有史以來唯一以非醫師身份獲獎的得主。

《血殤》是我1994年的著作《血疫》的續作。兩者都是非虛構作品。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實的，由本人盡可能詳實地報道和講述。書中內容來自數以百計的個人訪談和數年來對已發表和未發表的檔案及原材料的研究。所引用的原話來自我對談話對象的訪問或他們對逝者言論的回憶。
書中的角色鮮為人知。然而，至少對我而言，在這場世人生平僅見的最具毀滅性的迅猛瘟疫之中央，始終能窺見他們的行動和選擇、生存和死亡，這場瘟疫甚至將觸手伸進了達拉斯和紐約市，它或許就是未來之事的一個范例。盡管本書只集中描寫了特定時間點上的少數幾個人，但我希望讀者能夠以此為窗口，看清我們所有人的未來。

▲ 作者：理查德?普雷斯頓 （Richard Preston）

首次爆發

《血殤》先是回顧了1976年埃博拉病毒的首次爆發。

1976年9月9日，恩多貝來到剛果河以北的揚布庫傳教區醫院分娩，比利時的比埃塔修女給她接生，取出來是死胎，恩多貝也死于大出血。

五天后，比埃塔修女感覺不舒服，很快變得極度虛弱，噴射狀嘔吐、排黑糞，臉變成一張茫然的面具。

比埃塔修女哭了起來，她眼中流出血淚，順著面頰淌下去。她眼睛里流出的液體是眼淚和血液的混合物。血液來自眼瞼黏膜出血。比埃塔修女的血液失去了凝結能力，它與眼淚混合在一起，就像染料在水里擴散，紅色的液體順著面頰淌下去。

1976年9月19日，比埃塔與世長辭。

比埃塔修女去世的數小時內，醫院的剛果籍護士紛紛辭職；大病房里的患者像惡魔附體，接二連三死去；其他患者嚇壞了，能走就自己走，不能就由家屬接走。為比埃塔修女祈禱的神父也被感染了，十三天后死去。

1976年9月23日，病毒學家穆揚貝來到揚布庫傳教區調研。

很多病毒學家認為病毒并非真正的活物，但也明顯不是死物。

想要理解病毒，不妨將它們想象成生物機器。病毒是一臺生物質的納米機器，一臺微小、復雜、有點毛茸茸的機械，它有彈性、可彎折、能扭擺，動作往往不是那么精確：由黏糊糊的構件組成的緊湊型顯微機械。病毒行動詭秘但有邏輯，狡猾奸詐，反應迅速，機會至上。病毒和所有類型的生命一樣，也擁有自我繁衍的強烈驅動力，因此能夠經歷億萬年存活下來。
當病毒在宿主體內開始迅猛地自我復制，這個過程被稱為病毒擴增。隨著病毒在宿主體內一次次倍增，宿主這個活著的生物體有可能被摧毀。病毒是生物世界中的不死者，是來自遠古的僵尸。病毒的起源不為人知，我們不知道它們如何開始存在，何時出現在地球生命史之中。

1976年9月25日，穆揚貝為一位年輕女性的感染者進行尸檢，震驚得無以復加。他取了肝臟和血液樣本，想盡快返回金沙薩的實驗室分析（可惜樣本在熱帶地區很快腐敗了）。

當時，一位修女和一位神父也在發燒，穆揚貝勸他們一起回金莎薩。金莎薩的醫療設施較好，如果能分辨出這種疾病就可以提出治療方案。于是，帶有傳染性的微生物也登上了飛機，隨人類一起飛往擁有200萬人口的城市。

1976年在揚布庫，幾個埃博拉病毒粒子從生活在非洲雨林里的某種動物體內悄悄溜進一個人的血液循環系統。研究者無法判斷誰是揚布庫的第一名埃博拉病毒感染者。這個人也許是揚布庫傳教區一名四十二歲的教師，名叫安托萬?洛凱拉，1976年9月8日，他在傳教區醫院去世，身體所有孔穴嚴重出血。他將病毒傳給了妻子索菲?利索凱，她病發后差點死去，但最后活了下來。索菲?利索凱是埃博拉的第一位已知幸存者。
病毒從第一名受害者體內開始向外擴散，這種古老的生物信奉機會主義，適應能力強大，從生物學意義上說異常狡詐。埃博拉唯一的使命就是不斷復制，不斷從一個人傳播到另一個人身上，從而在人類這個物種之內永遠存在下去。
當時沒有人知道，現在同樣沒有人知道，新發病毒能夠傳播到什么地方，它們中的一個能夠釀成什么災禍。人類宿主聚集形成龐大的超級城市，建造的巨型巢穴里塞著數以千萬計的個體，他們擠進一個狹小的空間，吸入其他個體呼出的空氣，觸碰彼此的身體。超級城市持續不斷地擴張。在全世界許多最大的超級城市，海量人口只擁有極少的醫療和救護資源，有時甚至完全沒有。城市由航班線路連接在一起，人類宿主對任何新發病毒都沒有免疫力。

▲金沙薩是剛果（金）的首都和最大城市，現時擁有人口過千萬。

遠古法則

被穆揚貝帶去金沙薩的修女去世了，穆揚貝不知道她的死因，似乎是某種病毒。扎伊爾醫療救助組織的領導者盧泊爾也在調查揚布庫的怪病。

1976年10月5日，盧泊爾向眾人推薦“遠古法則”。

“這是一種可傳染的嚴重疾病，”盧泊爾站在邦巴鎮市場的一張臺子上，用林加拉語繼續道，“它是如何傳播的呢？它通過接觸汗液、唾液和其他體液傳播。”他在醫院病房里見過這些體液，它們從患者身體的所有孔穴里傾瀉而出。“這種疾病非常難以消滅，”他又說，“你們要怎么做才能消滅它呢？首先，你們必須留意生病的人。”他列舉癥狀，就是他不久前在病房里觀察到的情況。“你們必須避免接觸已經患病的人。”他說。
“然后，你們要做的第二件事，”他繼續道，“就是留意死者。你們絕對不能用傳統方式整理尸體準備下葬。你們可以對死者行注目禮，這個沒問題，但絕對不能擁抱死者。除非戴上橡膠手套，否則絕對不能接觸死者，另外，你們必須盡快埋葬死者。”

1976年10月13日，盧泊爾采集的血樣送到CDC的特殊病原體部，這個機構專門處理生物安全四級的病毒。CDC團隊確認這是新病毒，兩周后該病毒命名為埃博拉。

▲ 埃博拉病毒。

埃博拉病毒首次出現在一個偏僻的天主教傳教區，人類如何在被病毒殺死之前剿滅病毒呢？憑借“遠古法則”。

當時，國際調查組分成幾個流行病調查組，走訪了揚布庫周圍的69個村莊，詢問居民、觀察病患、搜集信息。

村莊之間的道路非常泥濘，幾乎沒法通過。有些村莊似乎對這種疾病毫不在意，一點也不擔心，而其他村莊則極為恐懼，切斷了自身與外部世界的聯系——村民砍斷樹木橫在路上，阻止車輛靠近村莊。這是反向隔離，村莊切斷它與外部世界的聯系，以此保護自身不受正在擴散的疾病的侵害。醫生們在至少兩個村莊里發現房屋連同里面的尸體被燒成白地。人們在這些房屋里死于這種疾病，村民焚燒房屋，火化尸體。確實還有人在遵循嚴苛的遠古法則。

到調查結束時，病毒已經幾乎消失。國際調查組沒有阻止病毒，證據表明這是邦巴區的居民自己阻止了病毒。盧泊爾等醫生扮演了關鍵角色，他們灌輸了“遠古法則”。

這是極其難以完成的任務。遠古法則相悖于普通人保護與照顧親人的本能。病毒毫不留情，為了擊敗它，人類也必須變得毫不留情。他們必須約束自己，不去照護病人。他們必須切斷與疑似患病者的一切聯系。他們必須停止按照傳統方式向逝去親人表達哀悼之情。邦巴區的人們做到了這些。
他們驅逐患者全家，不照護他們。盡管很多人哀悼親人的逝去，但似乎放棄了睡在死者身旁和擁抱死者的習俗。在幾個案例中，他們燒掉整幢房屋。最重要的一點：他們對揚布庫傳教區醫院敬而遠之。任何有理性的人都會注意到疾病以醫院為中心擴散，因此假如你不想得病，就該盡量遠離醫院。

在埃博拉病毒的第一次爆發中，“遠古法則”旗開得勝。

再次爆發

2014年，埃博拉在馬科納三角洲再次爆發，起因也許是一個吃了蝙蝠的小男孩。

這個男孩叫埃米爾，也許他被吸食蝙蝠血液為生的蝠蠅叮咬，有可能把少量蝙蝠血液注入他的身體。當然，這是事后推測。

埃米爾因腹瀉而病倒，2013年12月28日死去。一周后，他四歲的姐姐死去；母親發燒病倒，2014年1月11日死去。家人按習俗把這位母親葬在住處旁，不久，埃米爾的外祖母也開始嘔吐并死去。

村里開始恐慌，曾經負責照顧她們的助產士也開始發燒，送去醫院不久死去；照顧助產士的醫務人員也在醫院死去。

孩子死于非命，同時開啟了一條傳染鏈，將疾病傳給另外幾個人。病毒在幾內亞的兩個地方開始自我擴增，然后跳躍到更多的地方，病毒之火很快就在馬科納三角洲悄悄燃燒起來。

接下來幾個月，病毒持續擴散。

▲ 馬科納三角洲地圖（來自書本）。

有個麥寧道（當地的傳統醫師，施行驅邪儀式、向病人提供自制藥物）為很多患者提供治療，但她的所有秘密武器都無一奏效。麥寧道不僅沒治好病人，2014年4月8日她在家中去世。家人為她舉行葬禮，至少有兩百人參加。

麥寧道的葬禮上，人們表達哀痛，撫摸麥寧道，然后彼此接觸，曾經依附在她裸露皮膚上的一些病毒粒子從一個人傳給另一個人，最終整個人群都受到了埃博拉的污染。病毒粒子沾在人們的手指和手掌上、臉上、頭發以及衣物和眼睛里。埃博拉病毒從一個人傳給另一個人，靠的是最深沉最個人的情感聯系，正是愛、關懷和責任將人們連接在一起，明確地定義了我們的人類身份。病毒利用人類天性中最美好的那些元素，作為人際傳播的手段。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種病毒是真正的惡魔。

流行病學家后來終于得知麥寧道的葬禮，追蹤從葬禮而起的感染鏈，發現至少有365個埃博拉病例可追溯至那場葬禮。

2014年3月13日，無國界醫生和幾內亞政府組成聯合小組，去馬科納三角洲調查。3月23日，聯合國“世衛”組織宣布幾內亞爆發埃博拉病毒。

多年來，無國界醫生組織行之有效地打擊了埃博拉病毒，越來越多的公共衛生專家傾向于認為埃博拉對全世界的人類群體來說并不構成什么問題，也永遠不可能構成問題。然而，我們不得不說，為了證明絕大多數專家看走了眼，大自然往往什么事都做得出來。

無國界醫生組織工作人員和志愿者前往馬科納三角洲，建立埃博拉治療中心，由一組白色塑料帳篷構成。埃博拉患者被收治到“紅色區域”，與外界保持嚴格的生物隔離。

馬科納對岸的幾內亞，無國界醫生組織的醫療人員和衛生工作者正在鑒別埃博拉患者，將病人安置在帳篷營地內的紅色區域內，根據無國界醫生組織的守則護理病人。在紅色區域內死去的人被埋在營地附近。隨著病毒繼續擴散，當地人越來越恐懼無國界醫生的診療設施。營地和它們的白色帳篷看上去就很險惡，而且由白皮膚的外國人管理。外國人告訴人們，他們感染了一種病毒，必須到營地里去，然后那些人就在營地里消失了，再也沒有人見過他們。外國人身穿太空服，把裝著尸體的白色口袋抬出營地，把尸體埋在營地附近。外國人不允許人們打開口袋看他們的親人，說什么尸體很危險。
馬科納三角洲的居民從沒聽說過埃博拉。許多人根本不相信疾病會通過傳染而來，看不見的微生物會導致人們患病。基西鄉村地帶有相當多的人擁有手機，他們通過社交媒體討論局勢。短信在馬科納三角洲飛來飛去，傳播有關營地的謠言。謠言說，白皮膚的外國人在人身上注射氯水，用尸體做駭人聽聞的實驗。

在這里必須介紹一個重要人物：胡瑪爾?汗醫生，他被視為民族英雄。

胡瑪爾?汗是病毒學家，管理塞拉利昂凱內馬醫院的拉沙熱項目已有十年。拉沙熱病毒是一種四級生物安全的高危病毒：具有高度傳染性，幾乎沒有疫苗、對癥藥物和有效治療方法。

胡瑪爾?汗家境很好，家人都反對他研究病毒。塞拉利昂政府的薪水很少，胡瑪爾?汗在凱內馬開了一家私人診所來幫補。

埃博拉爆發后，他在美國的哥哥叫他去美國當醫生，不僅錢多，而且沒有那么危險。他拒絕了，他說：“我是一名受過訓練的病毒學家……我擅長我做的事情。”

2014年5月25日，胡瑪爾?汗在實驗室檢驗樣本，有樣本呈現埃博拉病毒陽性。

假如在塞拉利昂發現一名埃博拉患者，就意味著又一場爆發已經發生。埃博拉并非單打獨斗，而是群體作戰，病毒會在越來越多患者的身體里自我復制。

胡瑪爾?汗所在的凱內馬醫院遇到麻煩了，收留患者的診所也成為高危區域。

埃博拉病毒粒子有可能附著在建筑物的一切內表面上：墻壁、地板、病床、醫療用具、衛生間。建筑物里還肯定有家庭成員在照顧親人，這在非洲的醫療機構是完全正常的。家庭成員會給予患者無微不至的關懷，因此任何一名家庭成員都有可能攜帶埃博拉病毒。

醫療小隊去疫區搜索被埃博拉感染的病人，被村民伏擊。當地人不相信埃博拉的存在，只要監控人員去搜尋，當地人就變得暴力。

他險些在一個村莊里死于非命，現在對局勢有了清醒的認識：他的國家正在走向一場災難。就他個人而言，他能做的僅僅是繼續工作，盡量保證家人的安全。

2014年6月12日，胡瑪爾?汗召集團隊所有人開會，他說大家必須堅守陣地，房間里響起了哭泣聲。

汗的聲音壓過哭聲，“這是我們必須完成的工作，現在這場戰斗就是我們的戰斗，我們在為祖國而戰。”
更多的人開始流淚。
汗提高嗓門，“假如連你們都撂挑子不干了，那誰來干呢？我們必須盡我們所能，哪怕為國犧牲。”

外號“姨媽”是個寡婦，負責管理病房，她盡職盡責、德高望重，大家都崇敬她。她后來被埃博拉感染了，生命垂危的消息迅速傳遍凱內馬市。越來越多人涌入醫院，聚集在埃博拉病區門口，急切地等待“姨媽”病情的最新消息。

大約凌晨1點，小道消息在人群中流傳，說“姨媽”并不是昏迷，而是許多個小時前就去世了。小道消息還說工作人員隱瞞真相，不敢宣布實情，是因為害怕暴民會襲擊醫院。
人群里有些性情魯莽的年輕人。他們嚷嚷著要是“姨媽”死了，醫護人員敢騙人，他們就要把醫院燒成白地。那些男人高喊，是護士們把病毒帶到了凱內馬來。醫院的工作人員要為凱內馬的所有死亡負責。現在他們又害死了“姨媽”。在這些年輕人的鼓動下，人群開始暴怒，情緒逐漸蔓延，暴民越來越多。人群無論從數量還是從激情上說，都擁有摧毀凱內馬政府醫院的能力。

“姨媽”那晚去世了，護士們悲痛的叫聲傳出來，接連不斷，像大雨似的冷卻了人群，直到所有人都淚流滿面，憤怒消失得無影無蹤。

就在“姨媽”去世的第二天，胡瑪爾?汗被檢出感染埃博拉。

“雙輸”悲劇

胡瑪爾?汗被送去塞拉利昂的無國界醫生的埃博拉治療中心：凱拉洪營地，實際上是一組帳篷，位于城郊的一片森林中。

也許你會問，埃博拉出現那么多年了，還沒有醫治良方和疫苗嗎？當時有藥物ZMapp用于動物實驗。

用猴子測試ZMapp是成功的，能在九十分鐘內逆轉了埃博拉的癥狀，但治好猴子不等于可以治好人，沒人知道 ZMapp進入人體會怎樣。

2014年7月23日，世界各地的埃博拉專家參加國際電話會議，有人拋出一個重量消息，營地就有一個療程的ZMapp，放在冰柜里儲藏著。電話會議后，營地組織開會，有醫生反對給胡瑪爾?汗使用ZMapp。

無國界醫生組織毫不動搖地堅持名為“分配正義”的倫理準則。這條準則認為所有人類都應該平等地得到有可能得到的最好的醫療服務。從分配正義的準則出發，每個人都有資格得到相同的服務，無論貧富，無論貴賤。

如果給胡瑪爾?汗因用藥，把一種實驗性藥物用在有特權的醫生身上，他能得到極為罕有的治療，生命有可能因此得救，那會破壞“分配正義”的倫理準則。

如果胡瑪爾?汗因用藥而死去，非洲人也許會認為是藥物殺死了他，可能會襲擊營地，這樣會危及營地的所有人，破壞無國界醫生組織的整個使命。

營地討論的結果不僅不給胡瑪爾?汗用藥，而且不告訴他冰柜里有這種藥：因為營地里沒人同意給胡瑪爾?汗用ZMapp，那么這個治療方案對他來說并不存在，在倫理上就沒有責任要告訴他了。

▲ 2019年，醫療人員正在給剛果民眾接種埃博拉疫苗。

世衛組織的醫生強烈建議把營地有ZMapp的事情告訴胡瑪爾?汗，給他一個為自己做出決定的機會。營地管理人員反對，畢竟他們有營地管理權。

討論的結果是把胡瑪爾?汗送到歐洲愿意接收他的地方，再給他用藥。但要帶胡瑪爾?汗出境很難，那時任何國家都不允許載有確診埃博拉患者的飛機降落。

2014年7月25日，國際SOS公司派出飛機來接胡瑪爾?汗，飛機降落在弗里敦國際機場。此時胡瑪爾?汗已經開始腹瀉和嘔吐。SOS公司討論后決定：胡瑪爾?汗的病情太重，無法允許他登機，也就意味著他無法被送往歐洲。

2014年7月29日，胡瑪爾?汗死去。

胡瑪爾?汗去世后兩周， ZMapp挽救了肯特?布蘭特利和南希?萊特博爾的事實已經無可辯駁，《紐約時報》刊發了一篇報道，講述人們如何拒絕在汗身上使用 ZMapp：“來自無國界醫生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的醫療團隊徹夜激辯，最終決定不使用這種藥物。”報道還提到了汗沒有得到機會選擇是否使用這種藥物。

報道出來后，營地的管理人員不愿公開討論這件事，營地許多成員嚴重心理受創。

▲ 2014年12月，“埃博拉戰士”獲選美國《時代》雜志年度人物。

胡瑪爾?汗的助手邁克爾接受作者采訪時說，他認為營地管理人員過于狹隘，被呆板的教條和僵硬的流程捆住手腳，反而妨礙了拯救生命。

這是一個雙輸的悲劇。從程序上，這件事本身無國界醫生并沒有做錯，但理性過頭了。

2014年8-9月，埃博拉在城市內爆炸性傳播的時候，馬科納三角洲的村莊開始施行反向隔離，切斷它們與外界的聯系，防止病毒進村莊。遠古法則再次起效，到了十月末幾乎沒有新增病例。

埃博拉戰爭不是通過現代醫藥打贏的。這是一場殘酷無情的中世紀戰爭，交戰的一方是普通人，另一方是一種生命形式，它想將人類的身體用作求生工具，活過億萬年的時光。為了戰勝這個非人類的敵手，人們必須去除自身的人性。他們必須克制最深沉的情緒和本能，撕開愛與情感的羈絆，隔離自身或隔離他們愛的親人。為了拯救自我，人類必須變成怪物。

殘酷的假設

如果說1976年埃博拉最初出現只是一次偶然，是病毒的跨物種跳躍（通常來說，病毒進入新一類宿主后會快速突變，確保它能一直繁衍下去）；那么，2014年非洲埃博拉卷土重來就像黑色寓言：面對病毒，我們能做什么？我們是否太輕敵了？

公共衛生專家普遍認為埃博拉在進入人類群體后會“自行燃燒殆盡”。這種病毒過于危險，過于致命，殺人速度太快，因而無法站穩腳跟，成為人類群體中的永久性疾病。總之這個看法廣為流傳。簡而言之，埃博拉病毒沒有被視為一個嚴重的威脅。

《血殤》更關注病毒的社會屬性。作者提出一個殘酷的假設：假如由某種新病毒引起全球爆發生物安全四級事件（生物安全四級是生物隔離的最高等級，要求穿戴生物防護密封防護服）：病毒能通過空氣在人與人之間傳播，沒有疫苗，用現代醫藥無法醫治，我們會怎樣？

埃博拉是“濕”病毒，那“干”病毒呢？

據我們所知，埃博拉不會通過空氣在人與人之傳播。埃博拉是一種“濕”病毒，通過接觸體液或能夠在空氣中飄至數英尺外的細微液滴傳染。

下面是作者的假設，你是否覺得似曾相識？

假如四級病毒在世間爆發，超級城市紐約被迫施行遠古法則，情況會怎么樣？
紐約市費不了多大周折就會產生遠古法則。
一種能夠通過肺部感染人們的高致死率“干”病毒。這種病毒沒有疫苗，無藥可治。你搭地鐵、乘電梯，就有可能被傳染。
假如遠古法則降臨紐約市，我們能夠想象病人趴在街頭或中央公園里死去，人們躲得遠遠地圍觀。
病人乞求幫助，沒人愿意伸出援手。
警察身穿全套個人防護裝備。
病人需要救護車。沒有救護車。
醫院回到中世紀。醫務人員有的逃班，有的奄奄一息，剩下的已被壓垮。
所有醫院的病床都滿員了。人們在街上就被貝爾維尤醫院拒之門外。
停尸房塞滿尸體，高危得仿佛地獄。
遠古法則施行期間，精神正常的人絕對不會走進紐約市的任何一家醫院。
交通癱瘓。
食品供應短缺甚至斷流。
學校關閉。
人們由于害怕感染而不去超市。
預言家預測未來，編造治療手段。
人們帶著病毒離開城市。
機場變成傳染場所，航班紛紛取消。
父母在公寓和住宅內照護生病的孩子。假如一家人里有人生病，就必須指定一個人來照護病人，這個人需要犧牲自己的生命來照護摯愛的親人。
富人為了保命，花錢如流水；窮人和弱勢群體一如既往地付出最大的代價。
假如存在疫苗或能治病的藥物，腐敗就會隨之而生。公司和個人會囤積疫苗，以天價出售給其他人。

“病毒是大自然對人類的報復”，在病毒的世界里，人類才是闖入者。如果我們依然傲慢、貪婪、冷漠自私、自以為是，那么作為闖入者的我們會被病毒清除。

病毒感染者容易被污名化，病毒防治也容易政治化。在每次疫情中，人類可能都會犯下致命的錯誤，但也從錯誤中一次次吸取教訓。

我們必須問一個問題：假如一種四級新發病毒擴散到北美或任何一個大陸的百萬級人群之中，醫院是否有能力處理這么多的患者并照護他們？假如感染人數超過百萬，流行病學家是否有能力追蹤并打破傳染鏈？

面對病毒這個強大的敵人和持久的戰爭，作者在結局還是抱著樂觀態度：人類在這場戰爭還是占據一定的優勢，“其中包括自我意識、團隊作戰的能力和愿意犧牲的精神”。

世衛組織認為，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顯示，“對于應對嚴重的流感大流行和全球公共衛生突發事件，世界并沒有做好準備。”

但愿在下一次大流行來臨前，我們已經做好準備。

既然病毒可以突變，那么我們也能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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