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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崔亦鑫 主編|楊澤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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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040 對話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賈康

60S要點速讀：

1、日本式衰退，中國如何避免？講財政政策加力不夠，對中國來說，值得借鑒。但辜朝明斷然否定結構性改革，這個思路是錯誤的。中國處于轉軌過程中，最大的紅利就是改革紅利。

2、2024年、2025年大概率不出現新的低速。整個經濟運行態勢，應力爭由新入常，走到L型轉換的拐點上，進入一個新常態，實現一個合理區間內的經濟增速。

3、中國房地產市場，總體來說應該是穩住了，不會出現多米諾骨牌式的崩盤。北上廣深這類一線城市，事實上，現在仍然還有些賣方市場的特征，只是這個特征淡化了。

正文：

012024年中國經濟：走至L型轉換的拐點 大概率由新入常

2023年中國經濟同比增長在5%以上，2024年、2025年大概率不出現新的低速。整個經濟運行態勢，應力爭由新入常，速度走到L型轉換的拐點上，進入一個新常態，實現一個合理區間內的經濟增速。

學者根據中央的意圖測算，從2020到2035年，15年間按照“新的兩步走”的戰略規劃，需要保證增長速度在年均接近5%。2023年能站在比5%再高一些的位置上，承前啟后的意義非常明顯。2023年是契機之年，對接2024、2025年、乃至更長遠時期的戰略目標訴求。

在這樣的情況下，引導企業和居民的預期，考慮未來前景，應該是撫平大疫疤痕而轉為向好的趨勢。當然這方面也不排除一些波動，一些新的不確定因素或者不愉快因素的干擾，對此也要有思想準備。但是大概率向好的大趨勢，已經非常清楚。

02

消費預期如何恢復？

2023年初，很多人都期待著消費的報復性反彈，但是始終未及預期。2024年，消費回暖可能會更明顯。

2023年第一季度，場景式消費已經恢復，這合乎一般的預期；但是，到了二季度，大宗耐用消費品活躍度提升卻沒能跟上，老百姓還是不輕易做耐用消費品的更新換代，國內的家用電器、機動車等類消費，勢頭沒有起來；到了三季度，與假期有關，文旅方面的熱度上漲，航空港、高鐵樞紐明顯恢復常態，不少地方出現人山人海的情況。當然，不同地方、不同商業區，有熱鬧的、有相對冷淡的，不可一概而論。但總體來說，熱度還是往上走。

2024年有可能出現，從場景消費，跟著帶出耐用消費品的消費回暖，因為老百姓心理上有一個“疤痕效應”撫平的過程。

但是，有專家特別強調，要刺激老百姓消費，把市場的消費潛力刺激出來之后，中國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這想得過于簡單了，只強調消費，其實是沒有看到問題的源頭，會陷入認識誤區。

整個社會再生產的過程，消費的確是目的和歸宿。但是，其初始環節一定是企業有活力、有投資意愿，形成活力支持著的有效投資，形成具備一定水平的創業創新，由此帶出更多就業。就業是整個社會和諧穩定的基本支撐。有了普遍、可靠、充分的就業，老百姓才有相對普遍的可預期收入，形成有貨幣支付能力的購買力，在此基礎上，再要解除后顧之憂，比如使社會保障體系更健全之后，大家才會對于未來的預期轉向更為看好，敢于把當期的收入較多用于當期消費，消費的熱度才會表現出來，也就是形成所謂消費潛力的釋放。所以一定要看到全過程。

其中，政府對于弱勢群體要有轉移支付，給予他們支持，保障最基本的消費，比如低保、受災群眾的撫恤救濟等。除此以外，政府還特別需要普遍打造保護產權、公平競爭的高標準、法治化的營商環境，讓企業真正有活力創業創新，從而帶動就業，帶出老百姓穩定的收入和向好的預期。

所以，這是一個擁有清晰的邏輯關系的再生產鏈條。如果只看到后邊刺激消費這一點，就容易陷入片面。

03

房價還會降嗎？

中國房地產市場，總體來說應該是穩住了，不會出現多米諾骨牌式的崩盤。

回看整個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歷程，在過去幾輪火熱和回調、或熱或冷的過程中，最基本的特征還是賣方市場。賣方市場在演變的過程中間，后來有了冰火兩重天的局面。

其中，更影響整個社會感受的還是“火”的這一邊，經常出現北上廣深房價上漲令老百姓不滿的現象，政府因此壓力巨大，不得不用行政手段往下壓，控制市場熱度。但是，幾輪走下來，治標不治本，沒有達到中央要求的真正讓房地產市場形成健康發展長效機制的目標。

客觀地講，這也與中國的成長過程相關。我們中心區域的不動產，與老百姓的生活、與住有所居密切相關，經濟高速發展中一直以來還是供不應求。但是現在，增速下行，供求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更多的表現是供過于求的買方市場。

三四線城市早就出現了“冰”的一面，需要去庫存；二線城市，現在針對“冰”的一面，有一個明顯的趨勢是取消行政手段，更多地讓市場起作用，體現出一個接近于供求平衡、甚至是買方市場特征的狀態；但是，北上廣深這類一線城市，事實上，現在仍然還有一些賣方市場的特征，只是這個特征淡化了，所以，在一線城市，當下不會完全取消行政手段，而是將其往下調整。

這樣的變化過程，使我們在越來越多應對買方市場特征的政策運行中，越來越可能變行政手段為經濟手段。

此次，中國房地產市場總體而言是從熱到涼、再到大家普遍惶惶不安，之后再通過政策轉向、保交樓，以及現在很多投融資的扶持，逐漸回暖。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應該乘勢攻堅克難，把配套改革的事情積極穩妥地往前推進，不要浪費所經歷的這次“危機”。

具體來說，應淡化行政手段控制，同時把土地制度改革、住房雙軌運行制度改革、商業金融和政策金融協調配套的改革，以及需要攻堅克難的稅收改革即房地產稅的這些改革配合在一起，找到一個社會可接受的方案實現制度創新，形成一個基礎性制度支撐。

中央的基本思路已經非常清晰，2023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通稿，以前所未有的篇幅談及房地產。其中，重點強調了三大工程，而三大工程里面主導的是什么？繼續做棚戶區改造、繼續推進城中村改造。其中，棚戶區是最低端的居住條件改造，城中村比棚戶區好一點，但仍然是不符合我們現代化狀態要求的，它們的改造實際上是以社會政策托底而更多地是在保障軌上給社會成員中的低中端人群，提供公租房、長租房、共有產權房。

這個底托好了之后，商品房軌道上的房價高低，殺傷力就沒那么大了。這是打造長效機制非常重要的一點。

當然，前提是要有可用的地皮，即土地制度改革必須配套。占補平衡，基本農田得到保障，糧食安全配套，這是個很大的系統工程。比如，糧食安全保障背后的耕地占補平衡怎么做？重慶有地票制度、土地交易制度的試點，在此基礎上，應該作必要的經驗總結，在更多的區域推廣。

在可預見的很長時期里，房地產將是保障軌和市場軌并行。那么，金融一定是有商業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的協調配套。這需要發展普惠金融、綠色金融，還要結合科技金融等。這背后是中央說的金融強國的目標之下，金融供給側改革的深化與升級。

當下，還要等待合適的時機，再考慮房地產稅改革試點擴圍?，F在的確不是討論房地產稅的合適時機，但如果順利，2024-2025年，我國應該繼續保持5%以上的經濟運行速度，在撫平疤痕、L型轉換確認之后，大概兩三年，我們就有可能迎來一個在某些地方擴大房產稅改革試點范圍的可用時機。

04

日本式衰退，中國能不能避免？

日本式衰退，中國能不能避免？

中國現在直觀地看，跟辜朝明描述的當年日本的情況有相似之處。但是，中國的成長潛力，跟當年日本的情況絕對是不一樣的。

中國和90年代的日本相比有一個共同的直觀特征：老百姓有資金，但沒有積極選擇增加自己的大件消費和加入創業過程，而是選擇增加儲蓄和提前還貸；企業拿到資金以后，對于真正大手筆的投資，非常猶豫、保守。

但是不同是什么？

上世紀90年代初的日本，它的城鎮化水平已經在77%左右。國際上一般認為70%左右是走完城鎮化高速發展期的一個經驗性的拐點。日本是在這個拐點之上出現的泡沫破滅，出現了辜朝明所說的資產負債表衰退。

而據我判斷，中國當前城鎮化的真實水平只有50%多一點（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47%），跟日本當年相比差20個點以上。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城鎮化、工業化相伴而行，后面還有相當可觀的縱深和潛力發掘的空間。

對此，中央已經非常明確，要將擴大內需和供給側改革相結合。在這方面，中國現在可調度形成的政府作為，跟日本也有區別。辜朝明曾指責日本政府過于謹慎保守，當年它的財政政策曾經發力，稍微見效以后就收回了。而我們政府的態度是，不那么忌諱赤字率的提升，表明政府的決心就是加力夯實向好的基礎。事實上，中國已經在抓這個時間窗口，2023年的三季度數據顯示經濟向好后，第四季度財政政策更是大舉發力，增發1萬億元特別國債，赤字率由3%上升到3.8%。2024年開局之后，我們政策工具箱里仍然有可用的工具，同樣是“該出手時就出手”。

此處，需要強調一點，在辜朝明看來，總量上加以財政政策刺激，似乎就能解決問題。但是，只講財政政策加力不夠，對中國來說尤其不夠。

辜朝明斷然否定結構性改革，這個思路是錯誤的。中國還處在經濟社會轉軌的過程中，最大紅利是改革紅利、制度創新的紅利。接下去，我們會在改革的深水區，進一步淡化行政手段的控制，比如房地產領域，更多依靠經濟手段去調節，使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制度創新的紅利將帶出強大的支撐力，這個潛力空間也是日本當年沒有的。

除此以外，在轉軌過程中，當前，我們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現實發力點，即由數字平臺頭部企業完成整改，跟出一批綠燈項目，發展壯大民營企業。這個發力點，以數字經濟創新對接至“數實融合”，再對接至“專精特新”，跟上整個發展大潮，這一點也是當年日本經濟社會生活不能簡單相比的。

再者，我們的國有企業作用，比當年日本的國有企業更重要、規模更大。國有企業現在的一些指標還明顯好于民營企業，在這種情況下，讓它們更多地發揮優化結構、擴大內需等支持作用，也是可以調動的一塊潛力。

賈 康 簡 介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肅、廣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專家、顧問或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安徽大學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1995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品質層次學術交流帶頭人。多次受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第二屆理事會期間任首席經濟學家），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寫出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模型與實踐路徑》、《供給側改革主線上的未來財稅》、《財政學通論》等多部專著。2021年與劉薇合作《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一書又獲評“2021年度中國好書”。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余萬篇文獻的大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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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學問的甘苦，如魚在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但關于做學問的“指導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懷：寫出一些論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爭取為人類的思想認識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虛榮浮華都是過眼煙云，而真正的學術和真知灼見，才能垂諸久遠。

—— 賈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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