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賈康先生在交子新年系列活動普惠金融創新發展（成都）大會上的發言（2024.1.24）。

謝謝主持人。尊敬的到會各位領導，各位專家，各位嘉賓，大家好！我發言的題目，是結合著以金融創新支持實體經濟升級發展，談一些自己研究中形成的認識，和各位做交流。

當下大家都高度關注貫徹中央一系列重要指導文件和金融工作會議精神過程中，要切實重視金融為實體經濟升級發展服務，深化金融改革，打造金融強國，防范風險，支持現代化戰略的貫徹實施。在我們西部，特別是在西部強勁增長點的成都，怎樣乘勢打開新局面？這和金融方面的創新發展密切相關。中央已經給出了要做好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數字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工作任務，相關的創新發展，我認為需要首先有一個對于金融的通盤認識，把握其中至少八個方面的勢在必行。

第一，以金融創新支持我國實體經濟升級發展勢在必行。這其實也正是“問題導向”的。我的印象比較深刻：以往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已經有過非常強調的指導方針，就是要克服金融脫實向虛的偏差。中國現代化進程正在處于實現高質量升級發展而“引領新常態”的階段，我們已經成為所謂“世界工廠”，制造業在全世界規模第一，但是“中國制造”必須升級為“中國創造”、中國智能制造，要達到這樣的新境界。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這個核心實際上可以理解為整個國民經濟機體的心血管系統，即中央表述的國民經濟的血脈，它這個核心意義與重要性是非常明顯的。但是客觀上講，金融又有異乎尋常的防范風險的必要性，處理得不好“核心”有可能變成“空心”。亞洲金融危機、世界金融危機都使我們認識到,這樣的風險如果比較集中地爆發，對于經濟社會的不良影響是非常顯著的。我們自己如果比較直率地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也曾經有過局部的教訓。比如曾在溫州出現過“跑路事件”，這個局部危機發生的當時，也實際上震動全局，國務院領導坐鎮杭州貼近指揮來采取一系列特定措施，以平息這個風險的不良影響。那么它之所以發生的基本脈絡，據我過去的調研和了解，是在前期過程中，常規金融不能把陽光普照到溫州有特色的區域發展中大量的微觀市場主體身上，民間出現抬會、搖會、“地下錢莊”，有所謂“灰色與黑色金融”，到整體發展表現出強勁勢頭以后，“溫州模式”曾經在爭議中走到被基本肯定——甚至說溫州模式和蘇南模式的競爭中間溫州模式勝出了——而在資金力量似乎雄厚起來之后，這樣一種不是以常規金融支撐著的資金力量，可以追逐著短期利益形成“溫州炒房團”，常規的金融實際上被邊緣化，而越來越多形成了高利貸的作用空間，也同時累積著風險。世界金融危機沖擊到來之后，這種區域內有特色的資金鏈的脆弱性，就馬上暴露出來，局部危機以“跑路事件”爆發。事態最后終于得到平息之后，非常令人遺憾，我們看到的是溫州產業空心化的威脅表面化了。當然，以后溫州成為金融綜合改革實驗區，經過努力實體經濟得到了恢復和有了在新起點上的發展，但總結我們本土這樣的經驗教訓，仍然是很有必要的。

中國總體上的“后發優勢”非常值得看重，但是我們亟需把握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戰略思維。這個概念，過去領導人專門說過，后來可注意到，學術界有爭議，有人甚至說對于中國來講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威脅，它是個偽問題，會一路走到高收入經濟體。然而最近幾年我們已經看得很清楚，感受到了依全球統計現象概括的這個中等收入陷阱帶來的考驗。對此我們沒有別的選擇，一定要以升級發展來爬坡過坎，以求現代化之路行穩致遠。金融的出發點和歸宿，就是要支持整個國民經濟生命機體的健康可持續發展，這個心血管系統核心地位的作用意義，其實就體現在這里。所以，怎樣更好地在金融創新這方面來支持實體經濟升級發展，是首先要在戰略思路層面處理的一大命題。

第二個方面，我愿意強調，我國金融創新可以歸結為金融機構和金融產品的多樣化改革，形成無縫對接的金融與資本市場，也是勢在必行的。問題導向之下，實際上這暗含一個對于我們現在金融與資本市場并不完備的判斷，所存在的問題我愿意把它直率地指出：是存在過度壟斷的特征——當然這可直稱為一種弊端。實話實說，金融是很特殊的行業，它不可能“完全競爭”，金融業的牌照——持牌準入，要比別的行業更嚴格，因為它一旦出了問題，這種風險有可能迅速傳染，必須要有更系統化、專業化的監管。這種不充分、不完全競爭的特點，我們也可說是有特定的壟斷因素。然而金融領域里，卻要防止過度壟斷。我們從原來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轉軌，走到現在，是從過度集中往下調整，而金融方面我認為現在仍然存在著沒有調整到位的過度壟斷因素，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真問題。創業創新中間，如何滿足各類融資需求促使各市場主體抓取不同產業、不同類型企業發展的機遇，和這個問題的處理息息相關。傳統常規金融的低利貸，往往不能夠充分地向市場主體提供，特別是對于大量的中小微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它們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是非常明顯的。只靠常規金融的“平價貸款”顯然還不夠，我們已有多樣化中的小額貸款公司的探索，由它就有了有別于“低利貸”的“中利貸”的特征；還有直接金融概念下的股權、債權融資等等——這方面需要形成有效供給的體系。這樣一套體系合成的，應該是多種類別、多種期限、多種方式的金融產品，由多樣化的金融機構專業化地提供出來，各有對應而無縫連接形成對于多種實體經濟層面市場主體、市場成員融資需要的一個多樣化的供給體系。這個供給體系的成功，即金融生態的高水平，應該體現為把那種古往今來一直存在的高利貸邊緣化、擠出去。這種高利貸是以灰色或黑色的狀態存在著的，任何經濟體實際上不可能完全把它消除，但我們一定要努力地使高利貸的實際作用空間最小化，它負面的風險因素影響趨于最低化。

圖1

圖2

論證我國這個 “ 過度壟斷 ” 問題的存在，可以以由直觀的市場表現來說：這兩幅圖形打出來是依據2016年數據的處理，而其基本特征是延續到現在的。在圖1我們可以看到，把中國的A股和美國股市的情況做個對比，中國按凈利潤排行出的十大上市公司，是清一色的銀行與金融機構，而美國方面，第一位的是信息革命中間涌現出來的高科技頭部企業蘋果，第二位確實是銀行——摩根大通，第三為實體經濟的寶潔公司，第四是富國銀行，第五又是微軟了——這是2016年的排名，前十位里有四家銀行與金融機構，更有其他實體經濟方面的龍頭企業。這種由市場競爭形成的結果說明什么？就是在市場發揮資源配置作用過程中，美國市場上的表現是銀行、金融機構和其他實體經濟頭部企業，是都有可能在競爭中進入第一陣營取得最高水平投資回報的，這樣也說明美國場景下，由于有較充分的競爭，不可能形成前十位清一色都是銀行的狀態。這也可以再由圖2來佐證：把A股的各行業數據與美國股市上各個行業數據做個直觀的利潤水平對比，看得出來，美國第一位的是高科技——軟件和服務，第二位確實是銀行，盈利水平則是從高到低比較平滑地往下演變。這么二三十個行業里利潤水平平滑的演變說明什么？所謂平均利潤率規律，永遠不會把所有行業的利潤率都真的拉平，但是在它具有這樣一個調節取向作用的過程中，相對充分的競爭使高與低的演變，是一個平滑曲線；而中國方面，不僅是銀行居第一位，而且它是鶴立雞群，雄視其他所有行業：第一位銀行的獲利規模超出第二位看起來有七、八倍之多，而且第二位又是跟金融服務有關，第三是化工，第四是建筑……比較之下差異如此懸殊，說明什么呢？合乎邏輯的認識，只能說是確實存在著過度壟斷因素，才能造成這樣的結果。這就印證了我們中國必須在金融多樣化的改革中，使市場和金融相關的要素，能夠更充分地競爭性流動，來消除過度的壟斷，而提高整個金融功能的綜合績效。

第三，應該明確強調，中央早已經指出的要逐漸提高中國直接金融的比重，也是勢在必行的。中國金融體系現狀中，直接金融（包括股市、債市、私募等）僅占整個融資供給量的20%左右。這樣的一個比重，實際上聯系到中國的宏觀杠桿率居高不下，廣義貨幣供應量M2和GDP之比，高達250%左右，這幾年有不少研究者在這方面認為，弄不好大禍臨頭。我們還不太同意這樣的看法，因為中國有特殊性——這個特殊性之一就是中國的直接金融比重太低了，跟美國正好相反，美國是直接金融占到80%，我們是間接金融占80%。間接金融最代表性的就是銀行貸款，這些貸款放出、收回會在廣義貨幣供應量里面不斷加入累積計算，這樣形成的廣義貨幣供應量的統計結果，給人直觀感受就是貨幣供應與GDP之比太高。其他的經濟體歷史上也曾經出現過類似情況，發展相對成熟以后就不會這樣。美國是比我們低一半以上，但要注意到金融體系結構明顯不同。現在中央已經指出，不要只看社會融資總量和廣義貨幣供應量，更要看物價——這么多年來，喊了這么多遍狼來了，我們的物價卻一直波瀾不驚，甚至現在有人認為還有通縮壓力，這說明什么？物價是經濟的溫度計，當物價遲遲沒有往上形成通脹壓力特征的情況下，我們還不必太在意特定因素造成的宏觀高杠桿率（當然要繼續跟蹤監督它）。客觀上中國這樣一種間接融資起主要作用的情況，使債務資本化的比例、要素流動和重組的機制都不夠充分，很不利于支持信息革命時代的前沿創新。因為企業在創新發展過程中現在最前沿的互聯網+，與其風險類型相聯恰恰是成功率很低，這與原來大量經濟發展活動的風險類型已大相徑庭——原來以銀行貸款支持投資和生產經營，一定是注意嚴格防范風險，一向有個沉重的“道德壓力”即銀行貸款的來源是吸儲，是老百姓的血汗錢，所以早早形成了風控環節簽字者責任終身追索的規范，只要你活著，你簽字的這個貸款出了問題，拿你是問。我也問過銀行系統的工作者，我說他那點兒工資能承擔什么樣的責任？人家說這可不只是工資補償的問題，那可能是牢獄之災的問題了。由此而言，為了防范風險保證貸款安全性，自然而然會形成企業家所抨擊的“銀行的當鋪思維”，我如果在那里負責風控簽字，我也一定是當鋪思維，沒有抵押物我敢簽這個字嗎？這樣保證了安全性，但是不能適應互聯網+前沿創新方面的那個低成功率——它那個低成功率，實是少數成功則全局皆活。對這樣的一種創新活動給予的支持，更合適的是直接融資，股權投資，一直到最前沿的風投、創投、天使投這樣的資金支持。發展這種直接融資，才能夠適應我們在全球競爭中追趕硅谷引領的創新大潮這一客觀要求，形成實現中國現代化創新發展“第一動力”里非常關鍵性的組成部分，如愿體現出金融對于經濟社會全局的支撐作用。

所以，得承認中國間接金融為主這樣一個局面，客觀上不利于創新在前沿上支持我們加入全球競爭使企業家精神充分發揮，使要素充分流動，適應升級發展中競爭性、流動性上的客觀需要。怎樣擴大創新的彈性空間，釋放供給側的潛力？提高直接金融的比重是勢在必行的。美國的經驗，給了我們發達經濟體方面基本經驗的一個代表，我們需要借鑒這種國際經驗，再結合中國國情積極發展直接金融。

第四，與我們會議主題——普惠金融有密切聯系的政策性金融，需要在戰略層面上充分考慮，以健康可持續的政策性融資體系匹配金融創新支持超常規發展，是勢在必行的。我們國家的政策性金融發展，確實經歷了曲折。我記得很清楚，上個世紀80年代后期就意識到了，銀行系統的“安定團結貸款”不符合商業銀行業務的客觀規律，必須把政策性的貸款發放和商業性貸款分開，分道揚鑣。所以組建不同的機構，政策性銀行首先在國家層面組建了國開行，以后有了后續建立的其他國家級政策性金融機構，也有了地方普遍的探索。地方上那么多的政策性信用擔保機構，就是地方政策性金融的體現。貼息也是政策性金融，產業引導基金同樣是政策性金融。在國際國內經驗來看，對于小微、三農、科技創新等方面，還有中央現在強調的綠色金融、普惠金融，其實都需要從正面來考慮怎樣合理匹配上政策性的支持機制。

在普惠金融概念之下，我認為現在應該注意到，商業性金融領域里已有相關于它的積極進步，比如數字平臺頭部企業依靠大數據、云計算，可以設計好可運行的軟件，在網上接受小額貸款申請，像阿里公司早就說，是零人工干預情況下自動處理申請信息，來判別風險度，不斷發放這種小額貸款，實際上可以達到持續運行。這是一個非常值得肯定的創新。但是它還有其局限性。這種靠信息技術在商業化金融軌道上的范圍擴展，值得重視和肯定的同時，它的局限性表現是什么？它要依靠大數據庫里的電子痕跡來判別具體項目存在的風險度，如果正好碰到的是三農概念之下的草根創業創新活動，沒有什么電子痕跡，它就無法給出在這種技術支持之下的小額貸款融資支持。還有類似的一些小微的技術創新企業，也會碰到類似的情況。所以仍然需要以必要的政策性金融創新來克服不利因素爭取“守正出奇”的發展。

全面來看，對小微企業、三農創新增長點等的金融機制支持，我認為在戰略考量上是需要使政策性金融和商業性金融協調呼應的。比重上，商業金融當然首先是大頭，但意義上至少要等量齊觀，因為中國必須貫徹追趕-趕超的“三步走”和現在中央已確定的“新的兩步走”這樣的現代化戰略，那么就需要充分調動政策性金融的功能潛力。而接著要說，這個體系跟財政息息相關。政策性金融實際上離不開財政后盾的支持。像我們過去早就有的財政貼息，在疫情爆發之后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20年特別國債籌得資金中，專門調出兩千億元由中央直達到基層,為小微企業解困形成財政貼息而帶來的優惠貸款，維系了他們的生存，從而維系了中國最基本的就業面，維系了社會的基本穩定，這對于全局的意義是非常值得看重的。這個經驗值得總結，以后在必要的時候可應用于未來實踐。

已可初步總結的政策性金融機制，我認為有這么幾句話，值得進一步于實踐中認識和豐富。首先政策性金融的來源是公共資源，就是以財政資金為后盾。比如說，國開行的資本金是財政投入，而且當時財政承諾以后還要給它補充資本金提高資本充足率。這個機制到底怎樣做得更合理、更可持續，可以進一步探討。“政策性資金”后面跟著，要有“市場化運作”，一定是跟市場兼容才行，再有就是“專業化管理”和“追求杠桿式的放大”。在我們地方層間，四川也好，成都也好，其實都會碰到這樣的情況：政府的資金是有限的，有限的資金怎么“四兩撥千斤”，怎么發揮乘數放大作用？以“政策性資金”對接“市場化運作、專業化管理”，追求的就是“杠桿式放大”。貼息的機制是什么？你貼上的那幾個百分點，它的倒數就是放大的倍數，比如貼五個點的息就解決了問題，是把5%的倒數——20形成倍數的這樣一個規模的資金，引入了政策目標上希望引入的那個支持對象領域；政策性信用擔保，它是把貼息組團化打包，一批項目以幾個百分點的代償損失的控制，帶出全局100%規模的資金形成政策性傾斜支持作用。產業引導基金也是這樣，母基金不能直接上陣去對應一個個產業政策、技術經濟政策取向下應支持的項目，它是要引出一批非政府主體為主的子基金，帶上好的機制，使子基金在承擔風險情況之下貫徹產業政策去確定具體支持項目，也是一個以放大乘數才能可持續運行的。普惠金融這方面，我們予以高度重視之后，還有繼續作出大量積極探索的必要性。現在已經有長足進步，但是就客觀的需要而言，我們還必須在這方面進一步認識規律，總結經驗，推出普惠金融發展的新局面。

第五，是在金融創新中間對接互聯網+為代表的第三次產業革命勢在必行。最開始互聯網+的金融，并沒有戴這個帽子，比如多少年前我就聽說華為利用它自己的裝備和技術服務供給能力，在全球最欠發達的撒哈拉以南區域，跳過了門店銀行的發展階段而直接發展出那個區域的手機銀行系統，那就是互聯網+的創新，就是所謂科技金融、數字金融于中國成功的“走出去”軌道上的應用。后來大家越來越看重正面表述的科技金融、數字金融這樣概念，這一次中央所提五大文章里除了普惠金融，對科技金融和數字金融也特別加以強調。我們顯然再也不可和產業革命的歷史機遇擦肩而過，數字金融在數字經濟發展中間正不斷展現它的新意、沖擊力，以及它“顛覆性創新”的空間。比如我前面說到的平臺巨頭，把大數據、云計算用于小額貸款的普惠金融的特點，既有經濟價值，更有社會價值，直接配合著脫貧攻堅戰，使社會成員更好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窮鄉僻壤的一些草根人士，包括由于種種原因可能沒有受多少教育的女孩子，都可能以淘寶這樣一個方式開始創業創新，而且在全國后來很快發展出一批淘寶村、淘寶鎮，這是過去難以想象的。這樣一種科技金融、數字金融發展的空間，還相當巨大，而且還得繼續追趕國外原創技術與機制創意帶出來的一些新的賽道。平臺頭部企業的“完成整改”，中央已經講了將近兩年，2023年有李強總理主持完成整改主題的座談會，我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契機。我們在必要的整改之后，一定要讓平臺企業按照互聯網+創業的特殊規律，繼續由少數的平臺企業帶動上下游整個的產業鏈、產業集群，要抖擻精神急起直追。

還有第六個方面，是以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投融資機制創新支持“有效投資”與民生改進，在中國勢在必行。PPP在2014年作為我國重中之重的創新事項，其后發展過程中有過起伏。這幾年曾經為政治局特別強調之后，實話實說，又由于財政部兩個相關主要機構的領導都出事兒，大家不得不停下來看怎樣做整改，怎樣使它的規范性得到保證。最新的指導精神已出來了，發改委、財政部等部門聯合發文指出，要有新一輪PPP更高水平新模式的發展。我們在文件的指導精神之下，應注意把這方面的潛力充分調動出來。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我認為至少有六大正面效應。首先，是使政府在明顯受資金約束的情況之下，履職可以追求勝任愉快，就是政府以較少的入股，發揮乘數放大作用，帶出的是非政府主體來把其他的大頭股份加入，雙方以平等伙伴關系簽合同來做重要的項目建設。第二，是它有1+1+1>3的績效提升機制，政府、企業和專業機構各自的相對優勢合在一起，是明顯造福于公眾的，顯然不僅是加快這些重要的基礎設施、公共工程的建設，而且可以提高綜合績效水平。還有第三，很多企業作為市場主體在有偏好跟政府合作、于長期內得到“非暴利但可接受”投資回報水平的情況下，可以取得更廣闊的活動舞臺，這是打造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方面。第四，它顯然是擴大內需和優化結構的結合事項，在支持引領新常態、增強發展后勁。第五，它可以使強調多年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形勢比人強”的方式往前推進。實話實說，在聯通等的混改這方面，我們還遲遲沒有看到公布出來多么成熟的經驗，但是大量的PPP，它一個個的特殊項目公司，都是混合所有制。這個混合框架中，政府方面天然就不想一股獨大（這個潛力空間在我們西部我覺得應特別得到重視）。另外第六，顯然對于經濟社會全局進步的促進意義來說，PPP是特別需要法治化條件來保障的，它會倒逼法治化、陽光化。一個項目一做25年、35年，40年，甚至特殊情況下有更長的時間段，沒有法治保障是無法想象的。政府和企業，要以平等民事主體身份來簽協議，因而政府必須自我革命，放低身段，改變過去的思維定式——我就是大拿，我就是來掌控的，脫開這樣一種老傳統的慣性，真正和企業形成一種自愿簽約而長期合作的良好機制。PPP已經有很多我們可以觀察到的具體案例，時間關系不展開。它跟東部、中部、西部的地緣關系、在區域分布上的差異，關聯性已經不大。作為一種超常規的守正出奇，它在欠發達區，往往還更容易引起重視，更容易支持欠發達地區、發展靠后區域以守正創新、守正出奇打開新局面的努力。在發展過程中，實話實說，一些沿海財力比較雄厚地區往往不太看重PPP，后來當然也有浙江從特色小鎮開始高度重視的例子，有了一些發展。在中部、西部，反而在前些年，自然而然地讓財力緊張的地方政府更為重視這樣一種方式，進而積極地以超常規的路徑來支持自己發展戰略更好貫徹實施。

另外還有：中央層面要掌握的我國的金融改革中,一定還要積極創造條件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下可兌換，以此來決定性地促進人民幣國際化勢在必行。地方主要是應關注這個態勢。周小川行長卸任之前，他甚至說這樣做的條件已經成熟，反而是一些學者認為不成熟。實踐中，我們現在確實還不敢貿然作出這“驚險的一躍”，但是如果說中國實行現代化，沒有這個驚險的一躍，卻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在資本項目上實現了人民幣可自由兌換，人民幣才能初步具備一個真正國際硬通貨基本完備的要素，然后再讓全球來認識愿不愿意持有人民幣不僅作為結算手段，還要作為貯藏手段，特別是什么時候可以跟美元一樣有避險功能？這是一個幾十年奮斗中要做的事情，但前提是一定要創造條件，掌握時機，邁出這個驚險一躍性質的人民幣資本項目下可兌換重大改革措施。

最后一條，是我認為金融創新發展、風險防范，要非常注意總結經驗，正確處理好“發展中規范”與“規范中發展”的權衡關系勢在必行。講這樣一個關系，實際上首先要認識到，創新就必須給出試錯空間，如果說“發展中規范”和“規范中發展”都很重要，它卻有個排序方面不容顛倒的內在邏輯。試想，創新的源頭是原始創新，它是無法先講規范的，需要在試錯中及時跟蹤、防控可逐漸認識得八九不離十的風險因素，然后緊跟上實施規范性發展。所以，兩個概念的重要性都是顯而易見的，都有必要性和重要意義，但是順序上，是不可把它們排錯的，如果上來先講“規范性發展”，而真正的創新活動必須要沖破一些條條框框，要認識一些我們過去還不認識的規律性的東西，那么這個規范如何首先形成一個白紙黑字的依據呢？是無從下手的，那等于說，規范中才能發展，也就是我們守成而已，不可能得到有創新成功可能的彈性空間。“發展中規范”是合乎這個初始條件的，創新中一定是發展試錯在先，但是要注意總結經驗，如何規范？要緊跟在其后。掌握好這兩者的權衡關系。我認為在普惠金融的發展，以及我們還要發展養老金融、綠色金融，數字金融科技金融等等的這些創新活動中間，對這兩者的權衡，實踐中一定會有意見分歧，而我們要努力來凝聚共識，處理好這樣一個必須正確掌握的權衡關系。

這些初步的看法匯報出來請各位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賈 康 簡 介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肅、廣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專家、顧問或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安徽大學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1995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品質層次學術交流帶頭人。多次受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第二屆理事會期間任首席經濟學家），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寫出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模型與實踐路徑》、《供給側改革主線上的未來財稅》、《財政學通論》等多部專著。2021年與劉薇合作《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一書又獲評“2021年度中國好書”。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余萬篇文獻的大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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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學問的甘苦，如魚在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但關于做學問的“指導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懷：寫出一些論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爭取為人類的思想認識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虛榮浮華都是過眼煙云，而真正的學術和真知灼見，才能垂諸久遠。

—— 賈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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