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木村拓周

《紅毯先生》的許多特點，尤其讓它在春節檔顯得格格不入的那部分，在它最初的創作動機誕生時就已經被決定了：這是一部為劉德華主演而定制的電影。二十年前劉德華成立新公司映藝娛樂，啟動“亞洲新星導計劃”，一口氣資助了六部華語地區低成本文藝電影，大部分口碑尚可，但票房上有較好回報的只有寧浩的《瘋狂的石頭》。二人就此結緣，也口頭上達成了將來“合作一部戲”的共識。

但時機一直難以出現。

從06年《瘋狂的石頭》開始，寧浩以其“瘋狂三部曲”為創作主線，一直延續他標志性的現實風格——通常是以鄉土或者城鄉結合地區為背景的（而非大都市的），質感聒噪、激烈的（而非優雅文靜的），戲劇沖突外顯、強烈的（而非內斂收縮的）。

這既和他被卷在高速資本化的電影業之中，需要持續背負的商業穩定性有關；也和這個時期，也即21世紀初到2010年代中后期的中國社會背景息息相關。改革開放后高速的城市化進程中產生的種種光怪陸離，過程中小人物的矛盾、掙扎和發生在他們生活里的天然戲劇性。出生于太原重工業工廠大院的寧浩對這樣的題材和敘事有著天然的敏感。這個時期寧浩電影中的現實矛錨點是高歌猛進之中的被落下的人，他們有著未能順利充分實現的自我，急切需要通過種種合法或違法的方式，在宏偉歌聲無法覆蓋的地方建立屬于自己的秩序。

而在這樣的故事中，劉德華新世紀以來積極、優雅的都市精英中產熒幕形象，實在難以契合。

時機一直要等到2020疫情發生前后才開始成熟。美學上的背景是一個階段的城市化已經充分完成，中國社會的都市面貌之象征性已經完全壓過了鄉土；寧浩還從線上到線下的大眾媒體中觀察到一種“中國式現代化”都市審美正在形成——“現在小紅書上的照片都是大偏光，帶著點數字感和科技感，不是以前說的要立體、要空間感”（《寧浩：我想和你坐下談談》關雅荻播客）。

主題的背景則是我們都能感受到的，過去三四年以來縈繞在每個人腦海中的存在主義困境：外部環境發生了種種巨大的變化，我們原先以為自己與世界之間已經建立起的、堅不可摧的聯系被無情解構，大多數人都在面對重新探索自我、重新理解自己和世界關系的問題。我們生活中的荒誕當然依然存在，甚至更強烈了，但埋藏到了高樓大廈和萬物互聯之下，需要經過層層盤剝、切換到了更細致微觀的層面上才能看見。

對于寧浩來說，在這樣的背景下，劉德華這樣一個“可疑的完美形象”，才變得可用且寫實了。

《紅毯先生》講述這樣一個故事：演員劉偉馳（劉德華飾），盡管已經稱得上功成名就、收獲良多，但對自己沒有得到國際大獎的認可耿耿于懷。為了尋求獎項突破，他決定“走出舒適區”去拍攝一部農村題材電影。

然而世界已經今非昔比：以“D站”為代表的短視頻生態有著全新的創作和傳播方法，全然不同于他所熟識的電影行業；以社交媒體為核心的輿論傳播難以預測和控制，電影制作過程中對動物的傷害引起了軒然大波；行業中的年輕女性已經不再愿意為了和他這樣的巨星締結關系而讓渡自己的尊嚴；人們對以勤勉、專業這樣的價值作為唯一重要的工作倫理這件事，持著深深的懷疑……這些不斷和劉偉馳身上的舊式價值觀發生著沖突。最后，電影沒有拍成，過去辛苦建立的正面形象也被摧毀，身邊人一個接一個離去。他這才意識到，問題大概出在他過分膨脹的自我、對身邊人和事的漠視之中。

事實上，如果拋去“春節檔合家歡”的預期，在今天觀看《紅毯先生》的感受可以說相當流暢。在大城市新興行業工作、近年面對劇烈變化的人們，大概很容易就能代入劉偉馳的視角當中，理解他在這些變化前深感不解的困惑神情——就算不是我們自己，這種神情肯定也在我們身邊朋友、前輩身上出現過。

劉偉馳實際上仍像過去那樣做事、做人，但世界拒絕給予他像過去那樣的獎勵。在經濟下行、技術變革和議題迭代的夾擊之中，他那過分自我的性格，終于暴露出致命的缺陷，繼而引發了這場生活大爆雷。某程度上他是今天最常見的“滑落”案例——那些曾在過去取得一些成功，但在世界巨變之后仍不假思索地、以舊方法面對新世界的人們。

在這個意義上，應該說，影片雖然以劉德華的形象為原型出發建構，實際上也承載著寧浩的反思——對于他作為一個獲得過巨大成就的著名導演，在電影行業面對巨大沖擊時的迷惘、在職業生涯新階段該面向什么創作的困惑；也對于他作為一個中年男性成功者面對新的輿論環境、新的公共議題時所感到的道德焦慮。

這也是為什么我認為《紅毯先生》稱得上一部還不錯的、有足夠層次的都市輕喜劇電影。至于其春節檔的冷遇，實際上也不令人感到意外。這個檔期中，觀眾期待的，就算不是刻板印象中的“合家歡爆笑喜劇”，至少也應該是一部故事簡單直觀、情緒指向明確的的強類型化電影。《紅毯先生》毫無疑問不是。它更適合的，也許是那些返鄉過年的大城市漂泊青年，在逃離繁重不堪的節慶儀式和聚會后，獨自走進電影院“透透氣”。

而我對電影的核心介懷，大概在于，在寧浩筆下，沖擊到劉偉馳的新世界是完全無序的、混亂的，似乎難以找到積極的面向。

例如，影片中影射的短視頻生態，創作態度上似乎是“認真”的對立面，編導頭腦簡單地認為“liaoliaoliao”比“666”酷得多；社交網絡上，人們因為電影制作中一匹馬摔倒在地，而憤慨地抵制一部電影甚至cancel了劉偉馳，這個關鍵情節本身似乎顯得不太真實（實際上這更像發生在歐洲而不是中國的事情，在這個維度上我理解一些觀眾覺得影片對《方形》《主競賽》等同樣電影講述文化行業的歐洲電影存在借鑒），而影片中對網上人們關心馬兒時的發言和姿態也有些丑化，似乎更強調社交媒體上的無腦從眾而不是人們關注電影制作流程正義的道德感等等。

這些讓我難以判斷，在寧浩的眼中，所謂“新世界”到底是不是一個仍有希望的世界，還是全無積極價值的混亂和失序？在他眼中，究竟是劉偉馳膨脹的自我更可笑，還是這個舊秩序瓦解后的新世界更可笑？我有點找不準諷刺的錨點。當然可以以一句“都很可笑”來回應，但這使得影片像是做了很多描述，但沒有提出獨特的問題。

寧浩實際上也有辦法規避掉我以上的所有質疑——他在采訪中多次提到過，影片是全然以劉偉馳視角中的世界，而非“全視角式”的電影。新世界所展現出的混亂和一無是處，可以被解釋為劉偉馳本人的偏執和落伍，不代表寧浩的作者視角。他也在很多采訪都提到，面對這些紛亂，電影只想表現出來，而不是“給出答案”式的說教——但這有時候也是沒有足夠勇氣給出鮮明指向的創作者們常常使用的方便借口。

換句話說，我認為在《紅毯先生》的創作中，寧浩還是有點把自己保護得太好了。

就連寧浩本人出鏡飾演的角色“林浩”導演，在影片中都算是最正面的角色。影片中，從資方到主創到經紀團隊，都有著非常可笑的面目，給人一種“草臺班子”的感覺；而林浩實際上是當中最理性和果斷的一個。他多次用老中式的旁敲側擊提醒劉偉馳應該做什么事，推動影片的拍攝和劇組的工作。而在全片高潮，也就是電影拍攝現場，投資方對主創無理介入的時候，正是林浩轉過頭來，果斷地對劇組說出那句“聽資方的，我們還能比資方懂電影嗎？”才引發了片場的大亂斗。在這個橋段中，林浩也許無法果斷地拒絕投資方不合理的需求，但他作為導演，卻又可以他使用他獨有的權力讓資方挨打、受傷。

于是，整體的感受是，《紅毯先生》描繪了一種新舊秩序（技術的、行業的、社會精神面貌的）交接時的紛亂，但寧浩把自己從這一切的紛亂中摘了出來。他成為了那個冷眼看紛亂發生的，有主動性的那個，而非被裹挾其中的被動者，然后把這一切歸結為“人類無法溝通”（他認為影片的主題是溝通）的問題——但劉偉馳和林浩究竟又為積極溝通作出過什么努力呢？在我看來，這使得影片也許可以稱得上有著一定反思和真誠，但難以稱得上真正的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