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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分享拙著《詩之為詩：詩經大義發微卷一》中解讀《召南·羔羊》的一節，請大家批評指正。

委蛇行道與返回的自然：讀《羔羊》之二

柯小剛（無竟寓）

《詩之為詩：詩經大義發微卷一》節選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詩經·召南·羔羊》）

人的具體性或者說有限性，首先就體現在吃飯之上，其次體現在穿衣上，再次體現在居室、最后體現在行走上。常言所謂“衣食住行”在《羔羊》篇都有體現。“羔羊之皮，素絲五紽”是衣，“退食自公”是食，公所或退而居家是住，“委蛇委蛇（yí）”是行。衣食住的緊迫需求，在從容自得的行道中得到適度的滿足和節制。《羔羊》全篇的旨歸，就在行道委蛇之象。

行道幾乎是絕大多數詩篇發生的機緣。詩篇所寫，也多在路上。《關雎》入室琴瑟鼓樂之前，經歷了漫長的“左右流之”“寤寐求之”；《葛覃》歸寧父母，連起興之葛也從山谷的一邊延施到另一邊；《卷耳》“置彼周行”“陟彼高岡”，是在路上的深思和遠望。《鵲巢》嫁娶，卻只寫車馬的往來，“百兩御之”“百兩將之”；《采蘩》《采蘋》寫祭祀，卻多著墨于山野祭品的采摘，“于沼于沚”“于彼行潦”。有道路，然后有世界。是道路把天地之間的莽原敞開為人類的生活世界。行走，然后望見遠方，而不是反過來。為什么詩謂之“風”？作詩謂之“行吟”？觀夫《詩》三百多在路上，可知矣。

路上的行走可以是從容的，也可以是急迫的。《邶風·北風》“既亟只且”是急迫，“其虛其邪”是從容（“邪”即“徐”）。急迫是迫于情（無論是感情還是處身情勢），從容是適于性。《關雎》“輾轉反側”“寤寐思服”是迫于情，“悠哉悠哉”“琴瑟友之”是適于性。《野有死麕》“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是迫于情，“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是適于性。道路的遙遠可以緩解情的急迫，行道的節律有助于找回適性的從容。為什么一個手足無措的孩子，當他投入游戲就可以忘懷陌生環境帶來的焦慮？為什么“駕言出游”即可“以寫（瀉）我憂”（《邶風·泉水》）？這些日常經驗可以幫助我們思考，為什么道路這樣一種司空見慣的事物可以成為中國思想的基本取象？

不吃，人會餓死；無衣，人會凍死；沒有房子和“房事”，人甚至不會出生。衣食住往往相關于急迫的情勢和欲望，而行道并非無之即死的基本生理需求。在《論語·先進》侍坐章的各言其志中，子路、冉有的志向陳述涉及饑飽貧富，公西華談及服飾禮儀，都是國計民生之必須，而曾點之對則涉及一次貌似無關緊要的暮春出游、悠游行道。孔子“吾與點也”之意，在肯認無用的“游”帶來生命的從容。這種從容并不是可有可無的飯后甜點，而是決定吃飯本身是否屬于人類文明活動的關鍵，因為，通過“游”獲得的從容節度可以緩解衣食欲望的遽迫，并把它們納入到禮樂生活的寬裕溫柔、中和節制之中。

從子路、冉有的觀點來看，以及從荀子《禮論》、黃宗羲《原君》的觀點來看，《羔羊》的“委蛇委蛇”是豐衣足食的結果；而從“與點之意”出發，卻可以看到相反的一面：在本源的意義上，“委蛇委蛇”恰恰是衣所以豐、食所以足的前提。如果不能委蛇自得，雖豐足而猶遽迫；如果能“委蛇委蛇”，自適其性，則可以“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論語·雍也》）。顏回之所以能豐衣足食于簞食瓢飲，安居于陋巷，是因為他首先已經是自由人，真正的自由人，無條件的自由人。這種自由的無條件性比動物的自然還要自然，因為它是返回的自然。返回的自然就是人們已經說濫了的但并不真正理解的“自由”。這種自由是對自然本性的回歸。

《莊子·逍遙游》里的“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不是鷦鷯、偃鼠說的話，是許由對堯說的話。這句話表面上說的是動物的自然，實際說的是人的自由。動物自足其性，但不自知，是為自然；人能自知其自足，復其本性，是為自由或返回的自然。自知，所以能自由，所以能不自由。正因為有不自由的可能性，自由才是自由或返回的自然，而不是直接的自然。自知，所以能自失，故人能貪得無厭、奢靡無度、喪心病狂、倉皇遽迫，這便是不自由；自知，亦所以能自反，能自誠明而自我成就，能成己而成物，這便是自由。鷦鷯、偃鼠之所以能自足，是因為它們自在其性，未離自然；顏回之所以能不改其樂，是因為他能自知其性，返回自然。

同樣，“儵魚出游從容，是魚之樂也”（《莊子·秋水》）并不是魚說的話，而是莊子說的話。在這一點上，惠施是對的。但惠施只關心自然或魚是否快樂或人是否知道魚快樂不快樂，而莊子觀魚的焦點卻是人的自由或返回的自然。莊子說“我知之濠上”，而非知之水中。濠上觀魚之樂的本質是自由之樂或返回的自然之樂。“儵魚出游”是魚的自然，知“魚之樂”是人的自由返回于自然的投射，“從容”則是自由與自然的融合：“從容”既是對“儵魚出游”的自然摹狀，也是觀魚者的自由對自然情態的返回。與之相反，或者說與之相同，《羔羊》的“委蛇委蛇”則既是“退食”之人的自由摹狀，也是其自由表現為一種類似于“儵魚出游”的自然情態。

鷦鷯、偃鼠所喻指的生活狀態，首先是因為有了“委蛇委蛇”，然后一枝之木、滿腹之水才是富足的。相反，一個殺盡鄰居、獨占山頭的居者，一個斷流取利、沿流設卡、巧立名目、魚肉百姓的飲者，卻永遠是不可能富足的。即使擁有十萬大山，他也會感覺無處可居；即使擁有整條富春江，他也會感覺無水可飲。他一心所想的，是去占有更多山林和河流。他永遠是自己的欲望和所占有之物的奴隸，因此他既不自由，也遠離自然。淺層的自由是對自然的擺脫，深層的或真正的自由卻是對自然的返回[ 關于自由和自然的關系，可參張軒辭“席勒論自由、自然與人性的整全:從《散步》詩的解讀出發”，見《關東學刊》2021年第2期]。如果不能返回自然，停留在反自然的淺層自由中，那么，他擁有越多，就越陷入貧窮。這不是寓言，這是人類生活的實情。

《羔羊》之人何以能節儉？以其能委蛇行道。反之亦然：何以能委蛇？以其能節儉衣食。節儉并非違反衣食天性的自然，恰恰相反，惟節儉能復歸衣食需要之天性自然。鷦鷯巢林于一枝，偃鼠飲河止滿腹，這是天理自然，自適而不害物，委蛇委蛇；獨占山頭，斷流取利，這是人欲，賊物而自戕，害性傷生，使自己和他人都處在一種褊急相殘的關系之中。一旦如此，則勤奮致富會變成貪得無厭，節儉美德會變成吝嗇褊急。

所以，《羔羊》詩義的要點，并不在“素絲五紽”的節儉（如《詩經原始》所論），而在“委蛇委蛇”的寬裕從容。《魏風·葛屨》《唐風·蟋蟀》都是勤勞節儉的典型，而毛詩以《葛屨》為“機巧趨利”“儉嗇褊急”，以《蟋蟀》為“儉不中禮”，正是因為二者都缺乏《羔羊》的寬裕從容。至于巴爾扎克筆下的葛朗臺，更是早期現代生活方式建立之初的吝嗇富豪典型。韋伯的《資本主義與新教倫理》也論證了現代形式的勤儉與資本主義生產生活方式的關系。現代性驅使傳統的勤奮美德異化為高強度的緊張勞動，使節儉異化為成本控制和勞資矛盾。在這個問題意識背景重讀《羔羊》，可以促使我們思考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文明生活方式究竟應該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