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禮書》批判

司馬遷受儒術困心法術鎖喉，以至于被閹割，受此奇恥大辱，然不知自身悲劇之所起，可惜可悲復可嘆之。

》》周公制禮作樂，周公旦是禮樂等級制度的創制者。禮樂等級并非民間自發的秩序，而是執政者人為規定的制度。禮樂制度下的禮儀帶有政治性，是維護與鞏固西周統治者利益而生的一種等級制度，在特定歷史時期對于西周穩定政局有一定意義。但禮樂制度并非普遍的規范，并非天志恒道，不具備法的精神。

》》春秋戰國禮崩樂壞，乃自發秩序沖擊權力秩序。孔子主張恢復周禮，上不合法，中不符實，下不中利。（1）制萬物約萬民的，只能是天志恒道，只能是真正的法治，不是人力教化可至。禮儀禮樂實乃人定之策，而非天定之法，豈能抱殘守缺而不更改？（2）西周禮儀使人的身份固化，且身份與生俱來不可更改。禮樂制度規定下等級制度生活化，其對人的管控可謂無孔不入，上至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下至平民百姓的衣食住行婚喪祭祀，都有嚴格的等級區分，凡事不可逾越身份等級。孔子以此教化天下，逆悖人性。追慕紛化盛麗乃人之常情，禮制既許以特權階級華麗的生活排場，吊起人們心中的羨慕嫉妒恨，又以教化誅心使人不敢逾越，這是一個悖論。孔子無法處理這個悖論。連子夏這樣的孔門高徒也心癢難耐。他尚且說“出門看見紛繁華麗的貴族排場著實讓人艷羨，入門聽夫子講授禮教著實讓人快樂，這兩種情感在內心斗爭，難以決定取舍。”（二者心戰，未能自決）孔子以何教化天下？（3）在等級禮儀方面，秦承周制，漢繼承秦制，尊君隆禮并未變化，但天下幾經折騰變動，可見禮制并非治道。自西周至秦漢，分封制郡縣制雖有反復，但等級禮制卻前后相繼，禮儀制度的核心功能在于維護忠君守禮壓抑臣民，這一點從未改變過。等級禮儀的真正作用在于維護君主專制中央集權而已。維護分封制與地方自治并非維護等級禮儀的題中之義。反之，強調禮儀必然弱化甚至消除分封制和地方自治。分封制和地方自治作為自發秩序也實際上必然沖擊等級禮制。我們看到，正是西漢孝文帝廢止禮儀，無為而治促進地方自治而開始了西漢的經濟恢復。正是西漢孝景帝無力剿滅地方諸侯反過來違背禮制誅晁錯，維持了地方自治，進一步促進了經濟的發展。這才有文景之治——秦漢以來第一個太平盛世。到漢武帝時期，正是獨尊儒術罷黜百家，削除諸侯國，消除地方自治，才能推行大一統君主專制中央集權，泰山封禪確定禮儀。權力對于等級禮儀的推崇，必然伴隨著大一統，是一個封閉社會逐漸形成的過程。

》》將禮制描述為個人層面的修身養性與行為節制，是儒生對禮制不實誠而刻意的辯護。對禮制的遵從絕非提倡個體精神，也非尊重個人自由的可選項。禮制更多的乃是基于一種等級秩序的考量，其內在隱藏著對個體精神的消解與對個人自由的漠視。將禮制描述為社會層面的容忍多元和差異，也是一種深刻的誤解。禮制維護的乃是某種差等格局而非尊重多元與差異。將儒家禮儀禮樂描述為一種樸素的人際禮貌、生活儀式感、音樂審美，也是一廂情愿。不可否認儒學語境之中禮儀禮樂的政治化和等級性。儒家的禮樂禮儀是承載其政治意識形態的一種手段而已，是用來強化和鞏固等級秩序的一種費盡心思的制度安排。墨子回車，聞朝歌而返，這是一種避免審美陷阱的深刻洞見。司馬遷所謂恭敬辭讓以保平安則是一種被催眠的深度無明。司馬遷受宮刑大辱，豈是因為他自己不夠恭敬辭讓？可悲的司馬遷，至死不能明白，正是禮制賦予了君父對其個體精神進行閹割的合法性。

》》司馬遷贊儒者重禮儀（義），批評墨者重“情性”，說“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他的褒貶評價可以另論，卻正可以證明墨家主張基于人性人情，儒家主張則基于對秩序的維護。古人論墨不同于今人所謂“墨者不近人情”。至少在司馬遷那時，對墨者的評價是太重人性人情。

》》司馬遷認為：禮治乃統一天下，使諸侯臣服的良方。他甚至認為：秦滅六國，都是因為秦國實行了禮治而楚國沒有實行禮治。由此可見，司馬遷所謂禮治，到底是一個什么東西。所謂儒家禮主刑輔，法家刑主禮輔，至少司馬遷認為并不是界限分明。禮治的真相是推進大一統，推進君主專制。儒家的治道理想，在于出禮入刑，以禮誅心，以刑定罪，“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觀孔子相魯，以言定罪誅殺學者少正卯，郟谷會盟斬殺群眾演員，立威以后再行禮治，實與法家無異。孔子在理論上為儒家，而在實踐中乃法家而已。溫情脈脈的理論在實踐受阻，大開殺戒是必然的。孔子執政于魯國，因言治罪殺一個是殺，以禮殺人殺兩個是殺，殺一群群眾演員毫無憐憫；秦始皇為了統一天下，燒幾本書，如何燒不得？坑殺一百個讀書人又如何殺不得？

》》司馬遷說“君師者 ，治之本也”，一個妥妥的君師崇拜，天下不可一日無君師。一般儒家稱為君父，家國同構嘛 。法家稱為君師，國君是最大的官吏，以吏為師嘛。由此看司馬遷的思想也是儒法一體。不論是“君父”崇拜，還是“君師”崇拜，都在現象世界中沉迷，本質上缺乏超越性，沒有哪怕一點點對真理的敬畏和追求。這些低級的政治觀，離墨家所謂治法遠矣。墨家《法儀》篇明確指出：“君親師三者莫可以為法”“莫若法天，以天之志為法”。

》》之所以缺乏對真理的敬畏與追求，原因在于信仰扭曲。之所以信仰扭曲，推崇等級禮制，則是因為周公制禮作樂之后西周長期實行等級分祀制。墨子曾批評儒家不敬天尊神而大搞禮儀，墨家認為禮的內核乃是“敬天尊神愛人”。司馬遷也曾講到“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表面上看差別不大。但仔細一看，差別非常大。因為司馬遷所言之禮乃是儒家之禮，在分祀制下，只有天子才能事天（主持祭祀上天），諸侯只能事地（主持祭祀土地神），即使尊先祖也有嚴格規定（比如天子可以供奉七代祖先，諸侯只能供奉五代祖先…普通士人只能供奉兩代祖先，普通百姓則不允許設立宗廟。）普通百姓的禮乃是“隆君師”而已。這就是儒家禮教對百姓在信仰的宰割。使百姓上不知敬天，中不知尊神，下不知愛人。儒家禮教不允許人們敬天尊神，但是卻責令人們守禮，這抽空了禮的信仰內涵，使華夏傳統信仰中的敬天尊神愛人之禮，變成了“隆君師”的忠君守禮。這就以對活人的崇拜，取代了對上天的信仰。那么儒家人定的禮儀，也就取代了天定的法儀。這是以禮亂法。

》》以人定禮儀取代天定法儀，乃是以禮亂法的僭越。這種僭越之詞在司馬遷《史記-禮書》中隨處可見。比如將日月星辰河流的有序運行，與君主治理臣下相提并論，都說成是依據禮儀之道。太史公所謂“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這是錯將人定的忠君隆禮當做了萬世不移的恒道來做定論，可謂一派胡言。墨繩是曲直標準；秤桿是輕重的標準；規矩是方圓的標準；此乃天志恒道，乃天定法儀，豈是人定禮儀所能相提并論？不符合墨繩的可謂不直，不符合規矩的可謂不方不圓，但是一個人豈能僅僅因為不遵守禮儀就稱之為不法之民？這不是僭越，又是什么？禮法不分，以禮亂法，無法無天，可謂儒者之大罪，司馬遷受儒術困心法術鎖喉，以至于被閹割，受此奇恥大辱然不知自身悲劇之所起，可惜可悲復可嘆之。

》》余論

從周公禮樂到孔子禮教，從荀子禮法到孟子革命。儒家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即使講外儒內法，其實法家乃是儒家的另一副面孔而已。外儒內法，既是儒學理論（出禮入刑）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儒家政治實踐的現實需要；甚至也是孔子兩面人格的外顯與展開。荀子才是孔子的真正繼承者。先有子夏，后有荀子，他們是從從儒到法的關鍵性接引性人物。法家主要人物，包括李悝，商鞅，吳起，韓非子，李斯。無不是出自于儒家門下。

周公禮樂到孔子禮教再到荀子禮法。到荀子時，外儒內法才真正明晰起來。從孔子禮教到荀子禮法，再到外儒內法或儒法斗爭，是儒學內在邏輯發展的必然。揭示了儒學學理內在的悖論以及儒家人格的精神分裂性。但儒法乃兩個極端（述古與法今的王霸悖論）的撮合，并不能總是融合，尤其在歷史變動時期社會矛盾尖銳，兩個極端必擇其一。這就是歷史上儒法斗爭反復出現的原因。焚書坑儒，獨尊儒術，文字獄，乃至文革，都系儒法斗爭的具體表現。和平時期儒法茍合，變動時期儒法斗爭。

必須注意到荀子的這個“法”以及法家的那個“法”。都不具有自然法意義，不是墨子法儀篇所謂治法。至于法家所奉行的實用主義傾向，也與墨家義利結合的功利論完全不同。故此，也不能將墨學之實用主義成分視為儒法轉變的中間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