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老友記第四期:賈康×王巍
直播時間:2024年3月1日下午14:00-16:00
視頻轉譯文字稿整理(具體如下):
話題3:盡研究者之責任,有思慮有發聲
王巍:十年前,你在新浪微博上一直很活躍。你也算是大V,而且經常發表東西,在我的印象中,你有幾次好像也被禁言過,是因為什么?
賈康:一開始是新浪主動聯系我,讓我上新浪微博。我說我沒時間操作,他們說你試試,現在你還沒發一個微博,已經有3萬多粉絲在等著了。后來我就上去一下,跟大家問候,發現原來我在門頭溝礦務局機電廠的一個工友回應了,我也回應一下問好,他非常高興。這樣就奇妙地把這些人一下給聯系起來。其實后來各忙各的,也來不及更多的留言。實話實說,微博上我后來的粉絲數也有限,現在是50 萬出頭。我不是要刻意怎樣吸引眼球,但是后來發現微博確實是一個可便捷發表自己觀點的自媒體。有些觀點從別的渠道發不出去,但自己覺得還是應該盡點研究者的責任,可以把一些觀點捅出來。但是在對環境怎么適應方面,確實就得積累經驗。實話實說我是被禁言過的。
王巍:我們都有這樣的經驗。為什么我特別欣賞你這個老朋友?因為一方面在體制內,應該說是年輕有為,而且做了大量的建設性工作,但同時又在社會傳媒上對于社會中的一些不公正現象、不正常現象做出一些批評,兩種聲音都始終保持著,這是非常難得的。這一代人不太容易。
賈康:您說的這方面,在社會上來講確實有這個問題。對我自己的感受來說,開始時倒不覺得是什么太大的難題。我認為應該肯定的,我還敢于肯定,應該去指出的問題,我盡可能去指出。另外有時候對于一些覺得應該抨擊的、應該批評的,我也盡可能發出聲音。大概是這么掌握的,有時候也出乎意料。比如說有一次被禁了一個月,然后又追加到半年,總共禁了 7 個月。這7 個月禁它的起因是什么呢?當時新浪還有一個電話通知我,原因是我轉發了米公子的一個關于大企業裁員的評論,我只是轉他的評論。電話中說你之所以現在被禁,有兩點考慮,一個是問題敏感,一個是考慮到影響因子。他不多作解釋,其實我這 50 萬粉絲的影響因子算什么?人家有幾千萬的,是吧?但他就說你有影響因子,那怎么辦呢?
王巍:因為你的影響力大。所以我們就特別懷念80年代。那時期年輕人可有機會登堂入室,而且有很多就是發出你不成熟的觀點。我們每個人都不成熟,不成熟就不成熟,這樣才有機會互相切磋,才能提升。
話題4:供給學派的創新之處,經濟運行趨勢及“點調控”政策
王巍:現在我們回到一個學術的問題。我看了一下你那本學術自傳,應該說這里三個部分,一個部分是你作為財科所所長,對重要的財政政策做的解釋,關聯著詮釋個人學術性認知。這部分我認為它隨著世界變化,慢慢會被遺忘,這是一個政策性的東西。另一部分你對整個財政學理的思考,我覺得這是你一個非常堅實的東西。我不熟悉這個專業。我另想談的是,還有一部分,就是我認為你創立了一個叫做新供給經濟學研究流派。我們在國外留學都知道,在美國應該說一個市場經濟就是兩大塊,一個是談需求,一個是談供給。在西方經濟學對需求的研究是非常充分的。他們認為對供給不用管,供給的完全市場化不需要管,他就是控制需求,所以出現凱恩斯理論。凱恩斯的盛行之后,又發現他現在不行了,就出現了拉弗曲線,提出我們不光要注意需求,還要注意供給,但這個供給學派比較簡單,就是強調減稅,在那個環境中當然也是很有影響力。供給學派長期以來大家認為就是個減稅的問題,而且是個西方的。
在中國10年前,當時你們剛成立研究院不久我就注意到這個新供給經濟學,就關注你們這兒為什么叫新供給經濟學。而且應該說計劃經濟更多是研究供給的,因此好像計劃經濟從前蘇聯到中國都是供給。但是又看了你們文章,又仔細研究了你的整個想法,我認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創新。我覺得你們可叫“偷梁換柱”了,拿著供給學派的牌子,實際是在計劃經濟上加入了大量市場的東西,當然最主要的減稅是肯定了,然后其中還包括了技術進步、企業家創新,特別是政府制度創新,有為和有限。你們研究的供給學派實際上是一個有特色的、在中國特定環境下的供應學派。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還不太被人注意。能不能講一下你們為什么發起這個事情?
賈康:剛才王會長說的這一套是行話,能體現您在學術方面的功力。因為經濟學認為經濟運行就是一個供需互動的不斷循環的過程,人類脫離動物界以后,首先解決的需求問題是要生存。生存靠什么呢?要解決供給側的供給問題——最開始時候的供給就是要解決人類的原始群落怎么活下來?自然分工形成:男人肌肉發達,更多要做狩獵,女人則更多要從事采集和養育孩子,那個時候這個維持生存是一個最基本的要過的坎。漫長的過程過去以后,人類社會開始出現了一個供給方面的巨大的創新成果,叫做農業革命。有種植了,這就相對穩定可預期地解決生存需求怎么得到滿足的問題、讓這個群體活下來的問題。再往后進一步的發展過程中有生產力概念下的產出能力提高以后,終于有了剩余產品——人群活下來以后還多少剩下一塊,剩下的這些產品要去作祭祀,要組織大家狂歡。原來大家都服從的部落首領,他用在這里邊的決策權,就開始在剩余價值里多占一點,其后就變成了私有財產。
私有制發展出來,社會就出現了階級分化,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上層建筑維持這個社會不解體,社會成員就變成了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這是供給側首先有農業革命催生私有制,帶來階級分化,形成國家,跟著由于要有財產方面的傳承有序,就確立了父權制,從父系才能確定哪些人是你的親骨血,以后繼承你的財產。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再往后的演變,也是相當漫長、但比起前面的幾十萬年是很快的演變了:幾百年前出現工業革命,又伴隨著地理大發現,生產力一下子就上去了,供給側的創新帶來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當下,工業革命的突飛猛進已不算什么,現在是信息革命時代日新月異,最近大家都在議論的人工智能, ChatGPT 讓大家眼花繚亂,怎么又出了個Sora,使供給側的能力大大提高了——但是回到基本原理上,無非還是供需之間的互動。
過去經濟學怎么解釋供需循環中的可持續、危機和怎么避免危機呢?那就是您剛才說的西方認同的前沿成果,是凱恩斯在古典經濟學的政府守夜人無為而治這方面,加入了國家干預,政府需要適當參與,刺激需求,運行中通過調控解決周期性發生的需求不足帶來的生產過剩危機。但是凱恩斯的思路,和以后跟凱恩斯不同的其他的學派的思路,都認為政府調控主要就是對需求采取什么態度的問題。凱恩斯認為政府需要根據供需情況的周期性演變實施反周期調控,其他一些人則認為政府反周期實際上其政策從長期來看無效,政府還是要回歸到更多側重無為而治。像貨幣學派說,政府你只要按照比如說 3%增速 的貨幣供應量穩定實行宏觀管理,其他別的什么都不要管了。但是不論他們怎么分歧,都是說的需求這方面政府要有一個態度。至于說供給,都是不展開討論的,因為市場上通過生產要素流動,一定會出清而平衡,供給側的結構問題不就自然而然解決了嗎?這個理論其實最嚴格地講,它假設了的大前提是完全充分競爭。完全充分競爭了,理論上可以推導出來,必然是這么個結果。但我們那時候就注意到,在中國發展過程中,光靠這套解釋不夠用,哪怕凱恩斯主義的解釋我們已經在朱镕基時代非常明確地接受了,說清楚我們就是要反周期——承認社會主義經濟也有這種周期問題,也必須反周期,但這些解決了以后,覺得還不夠,因為又關聯到很多的事情,是跟結構問題不可分割聯系在一起了。比如說通貨膨脹,如果是需求過熱,它有通脹問題,通脹到底是怎樣一個機理呢?一般人說通脹就是個總量上的貨幣過度供應的現象,這是米爾頓·弗里德曼的名言:通貨膨脹無論如何都是一種貨幣現象。那么這很簡單,你就是抽緊、銀根或者放松銀根,就解決了反周期的問題。但在實踐中間,大家感覺到好像很多情況之下,有些具體的調控,不能依靠這個原理去解釋了。比如中國一段時間的物價上漲,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豬肉價格造成了、帶出了整個物價指數上漲壓力。這時候要說抽緊銀根,其實不能對癥下藥,必須采取針對性的、結構性的增加豬肉供應的措施,就是怎么“點調控”增加供應的結構性供給管理問題了。當然還要凝聚共識做出點對點的精準投放,用財政的說法,以點調控——處理結構性的問題,就解決了一個把物價調低的政策目標實現的問題。那么這就啟發出了一個理論創新問題。國際上如何呢?剛才您提到了中國特色之下我們有了注重供給側結構優化問題這樣的體悟,國際上我們注意到,其實美國對經濟的調控里實際也有這種點調控:很早提出的信息高速公路就是結構性的,意識到新技術革命里信息高速公路是必須要由政府給予特定政策支持的。
王巍:只靠企業自發是做不到的。
賈康:至少達不到他們決策人認為的那樣意愿中的目標,需要政府在經濟運行里面去介入。后來到了3D打印機,制造業重回美國,油頁巖革命,包括美國商務部的華裔部長朱棣文去視察特斯拉的新能源汽車生產線,跟著以4.3億美元優惠貸款給予支持。這些都干的是什么事?這不是需求管理的案例,不是凱恩斯主義所說的反周期,是點調控結構性的供給管理。
王巍:2008年次貸危機。開始的明顯舉措叫擴張信貸,就不斷去放水了。
賈康:總量上的放水后,引出它決定性的舉措是什么呢?美國管理當局最后下決心,由公共資源給通用汽車公司注資。前面是這樣救了兩房、救了花旗,救的是金融機構,然后到實體經濟層面,對通用又直接注資了,教科書上根本就沒涉及過這些事,卻做得有聲有色。這種點調控案例啟發我們,無論在中國也好,在美國也好,這都是一個經濟學里過去存在著的明顯認識不足的問題。我們后來提出了在中國進一步推進現代化過程中,政府應該做的調控這樣一個視角上,需要有理性的供給管理。這是跟需求管理對應的概念,需求側是總量調控,供給側就是結構調控,結構里邊實際上必不可少的是首先要說制度結構,是制度供給結構——供給側有制度供給、產出供給,有各種各樣所有這些要素的供給,它都是發生在這一側的。需求是一個用可通約的價值在總量上可以表現的問題,而供給優化則不是總量調控反周期就可以自然而然解決好的。
話題5:有效市場+有為政府模式
王巍:我很認同你把市場經濟的一些激勵的信號,包括金融機制,包括創業競爭制度安排都放在供給側,特別在中國這樣的環境下,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一個突破。但是問題出來了,在今天這樣一個強大的政府參與經濟的意愿下,它會不會成為一種理論依據,幫助政府無限擴大它的操控,變成政府來主導的境界了?這個怎么來處理?
賈康:我們得承認,幾次調控都有這個問題。我們不得不采取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調控以后,朱镕基在一線主持的、發行長期建設國債,這種調控里邊又給出了一系列的重點,是當時強調的結構問題。但是這助長了一種政府萬能幻覺。政府官員會認為我做這些事情無邊界,覺得我做什么都是在調控,覺得都是政府在盡責,就衍生出了在地方層面,政府還會設立一個饅頭辦,要直接控制饅頭的價格——他覺得這是我做調控,關心民生,要通過這種方式盡關聯民生的政府職責,實際成了計劃經濟模式復歸。
在我們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群體里,形成了一個基本認識,有一個簡要的公式:首先得承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總體而言是發揮決定性作用的,這叫做對市場的有效性要使之得到承認,“有效市場”先擺在前面。有效市場加上“有為、有限的政府”,就是不能簡單光講政府無為而治、守夜而治,政府還得盡治理方面自己更有為的應盡之責。對有為,容易有共識,比如說,林毅夫教授的新結構經濟學,是直接把結構標上去了,基本公式就是在資源稟賦條件之下,用比較優勢處理好有效市場加有為政府的關系就行了。但我們認為不夠,有為還必須有限。“有為”不能變成“胡為”,而且政府行為非常容易變成“胡為”。在林毅夫教授和張維迎教授的爭論里可以看出來,其實分歧的核心問題,癥結也在這里——林毅夫教授主張政府要積極處理好產業政策問題,符合一般的政府實踐,但是張維迎教授的抨擊雖直觀看極端化了,認為對產業政策根本不應該考慮,但其內核卻很合理,是必須注重從中國看也好,外國看也好,產業政策失敗率很高,往往就是被扭曲,往往就出差錯,有大量的例子——今天時間關系不展開講了。對這個事情怎么處理呢?我們是說有為政府是體現著政府不能不考慮產業政策和技術經濟政策,在80年代我看《亞科卡自傳》,是他最后說拯救美國經濟發展之道是工業政策,其實就應是翻譯為產業政策。林毅夫教授直觀表述的產業政策有必要性可以成立,但是張維迎教授的抨擊對于中國的現實意義更大,一定要逼著我們在這很窄的空間里邊,處理好政府“有為”、還怎么樣自我革命使自己“有限”的問題,這就涉及艱巨的實質性改革了。
(未完待續)
賈 康 簡 介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肅、廣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專家、顧問或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安徽大學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1995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品質層次學術交流帶頭人。多次受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第二屆理事會期間任首席經濟學家),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寫出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模型與實踐路徑》、《供給側改革主線上的未來財稅》、《財政學通論》等多部專著。2021年與劉薇合作《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一書又獲評“2021年度中國好書”。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余萬篇文獻的大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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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學問的甘苦,如魚在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但關于做學問的“指導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懷:寫出一些論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爭取為人類的思想認識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虛榮浮華都是過眼煙云,而真正的學術和真知灼見,才能垂諸久遠。
—— 賈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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