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商鞅變法到秦王政即位一百多年里，是秦國的飛速發展的階段。這一時期內，秦國君王相繼采取了一系列富國強兵的措施，使秦國疆域日廣，國勢驟增。在開拓疆域的過程中，每攻取一個戰略要地，往往要遷出原地的豪族，并讓秦國的居民遷入此地，以加強對新得地區的控制。

一、遷客此時徒極目，長洲孤月向誰明

秦國勢力的壯大，對他國豪族的處理辦法也相應發生了變化。秦王政時期，對六國豪族并非是一味嚴厲打擊，他也會利用六國大家族為自已服務。

雖然秦王政即位后有遷六國豪族于內地之舉，但在秦統一中國之前，這只是少數情況，而更多的現象是把豪族遷往邊遠地區。這一時期，秦始皇對六國豪族的遷徙，仍是因軍事形勢而單獨征徙，尚且缺乏統一的計劃和組織。

秦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十二萬戶于咸陽。這次遷徙范圍擴大到全國。咸陽是秦王朝的政治、經濟中心，統治力量較強，它便于監視新遷來的六國貴族。另一方面，咸陽一帶經濟繁榮與否直接影響到秦的統治，秦統治者迫切需要在咸陽一帶進一步繁榮地主經濟。

這次大遷徙的目的與以前有所不同，它雖然也具有削弱六國豪族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轉化利用他們，使之為秦王朝服務。遷徙豪族目的的前后變化，是由秦統一這一歷史局面的形成所決定的。

統一后的秦王朝是地主階級專政的國家，保障地主階級的政治地位和對農民的經濟剝削是其主要職責。這一職責的實現，需要一個強大的地主集團充當階級基礎，而秦國地主階級和六國地主一樣。

《廣韻》記載:“東滅趙，卡孫輿了成陽，為右內史。”

統一后，其經濟力量十分薄弱，單靠他們難以統治一個由封建割據剛剛統一起來的偌大中國，要在短時間內使秦國地主階級的經濟力量迅速發展起來，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們需要尋找同盟軍，共同鎮壓農民階級的反抗，而這一時期的六國豪族，正適應了這個需要。

從本質上講，六國豪族中的大部分也是地主階級。在秦統一中國的戰爭中，他們與秦國地主角逐爭雄，矛盾十分尖銳。但秦統一后，他們之間的矛盾便逐漸緩和了，在某種意義上，他們也渴求安定。

因而在秦統一后，六國豪族便較容易和秦國地主階級聯合在一起，成為農民的對立面，從而構成社會的上層集團。六國豪族能否轉化為秦王朝的擁護者，除其階級本質外，還與其自身的政治、經濟地位有聯系。

秦統一后，六國豪族的政治地位，隨著其國家的滅亡而不復存在，雖然他們在動亂中所受到的經濟損失比秦國地主階級更大，但在經濟上仍擁有一定的實力。而他們政治地位的喪失，又使其經濟地位失去了可靠的保障，這就迫使他們不得不改變對秦王朝的政治態度，以換取奏保護其既有的經濟地位。

如果讓六國豪族在原地繼續割據，隨著其經濟力量的壯大，勢必有礙于秦統一局面的鞏固，如果對他們嚴厲打擊，又可能引起六國豪族的反抗，不利于盡快地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

二、本是朔方士，今為吳越民

雄才大略的秦始皇看到了這一點，因此，他在積極扶植秦國地主階級的同時，也企圖通過拉攏、限制的手段，來轉化一些六國豪族，使之成為自己的擁護者，以擴大秦王朝的統治基礎。

于是，秦始皇對六國豪族采取了一種剛柔相濟的政策，即迫使其遷離原地，并允許他們在新遷地區發展地主經濟。這樣，既可以限制六國豪族以穩定社會秩序，又可以培植、轉化新的地主階級力量以擴大統治基礎。

秦代除對六國蒙族遷徙外，還有遷徙本國貴族的現象。秦代遷徙本國豪族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出于政治斗爭的需要，是統治集團內部爭權奪利的表現。

在秦國，雖然早于獻公七年，就允許商人在國都范圍內進行商業活動，但執行區域間物資交流功能的商人，其身份地位卻十分低下，活動也受到很大限制。

《新唐書·字和世系表》記載:“秦破趙，牧子輿于咸陽，秦封武安侯。”

盡管如此，商人的經濟力量依然發展很快，到秦統一后，商人已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于是，秦始皇出于維護自己統治的需要，對個別大商賈便拉攏利用，而對大多數商賈，則打擊壓抑。抑商的方式很多，遷徙即是其一。

秦代遷徙商賈，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對六國大商賈的遷徙，二是遷徙本國中小商賈。從現有史料看，凡六國商賈被遷徙者，多為大商賈。秦對上列大商賈遷徙之時，正值秦武力統一中國之際。

從記載看，遷徙方式也比較嚴厲，一般說來，財物都被沒收。遷徒六國商賈，并不是自由遷徙，而是由秦政府指定遷徙地點，并派官員直接管理，六國商賈在秦官吏的押送下到達新遷地區。

這種遷徙的強迫性很大，含有一定的政治內容，不是單純的抑商政策。對本國商賈的遷徙，多在統一后進行，并且一般遷至邊遠地區，與遷徒六國大商賈相比，抑商因素較多，可以說是一項用政治手段推行的經濟政策。

“重農抑商”的出現，是中國封建經濟結構本身所決定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不需要發達的商品經濟，因此，在某種意義上，“重農抑商”符合當時的經濟特點。

其次，把商賈遷至邊地，有利于邊陲地區的開發與繁榮。如，梁人孔氏遷于南陽后，重操舊業，以至“家富數千金”。因此秦代遷徙商賈對秦初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是具有積極作用的。

由于大批商賈被遷到邊遠地區，內地的社會經濟也遭到一定程度的沖擊，使內地戰國以來出現的商業經濟迅速發展的趨勢，受到一定的限制，并且對后世的商業政策也產生了一些消極影響。

三、門有萬里客，問君何鄉人

秦代對罪犯及一般民眾的遷徙，次數較多，據統計有二十余次。雖然每次遷徙的規模不大，但情況卻十分復雜。按其性質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充實邊疆，二是處理民族關系。

早在商鞅變法時期，對一些反對變法的人就“遷之于各邊城”，這些被遷徙者雖然不是一般民眾，遷徙的直接目的也不是實邊，但遷民于邊地，在客觀上卻起到了墾土守邊的作用，同時也為后遷民實邊開了先例。

《史記·商君列傳》記載:“孝公用商鞅，下變法令，行之三年，秦民初言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

自商鞅變法以后，惠文王、昭襄王、奉始皇等，都有遷民實邊之舉，并且規模越來越大，當時被遷之邊地者，一般都是罪犯或與重大案件有關者。

昭襄王二十一年，秦取得魏的安邑后，政府還對充邊者予以一定的獎勵，有罪者赦罪，無罪者加爵。可見這種遷徙是在國家統一安排下進行的，與以前相比，規模大，范圍廣。如果說商鞅“遷民于各邊城”是徙民實邊之始，那么，從昭襄王到素始皇時期，則是遷民實邊的大發展時期。

從時間上看，這種性質的移民一般在秦統一后進行，統一前則很少見。遷民的范圍突破了只遷漢人的圈子。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大國，要保持政治上的統一，不僅需要共的經濟生活，而且要有共同的心理狀態，單靠武力難以形成長久的穩定形勢，才能使統一的局面進一步得到鞏固。

秦代遷民實邊和處理民族關系，意義十分重大。首先，這個措施大大促進了邊遭地區的經濟繁榮。秦朝以前，黃河流域生產發達，經濟繁榮，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心。而一些邊遠地區則人煙稀少，經濟凋敝。秦朝在統一中國過程中及統一后的遷民實變，使這一狀況有所改善。

結語

秦朝的徙民政策極大地促進了國家政治和經濟的發展。遷居邊地的中原人，把內地先進的生產技術帶到了邊境，他們同當地人民一起辛勤勞動，進行邊地開發，山澤墾辟，使許多荒蕪的土地變成了良田。秦朝以后的兩漢王朝出現了空前的繁榮，這與秦代對邊地的開發有很大關系。

參考文獻：

《史記》

《里耶秦簡》

《商君列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