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開放時代》2012年第12期

圖：梁漱溟

（圖片來源：觀察者網）

內容提要：1950年中至1951年中這一年在梁漱溟關于中國共產革命的思考中占有著特別位置，有著特別的思想認知價值。本文聚焦1950年、1951年這兩年梁漱溟思考中的種種曲折，正是欲通過細致進入這些曲折、細致厘清其所以曲折，一方面正面呈現這些曲折中包蘊的思想、理論、歷史理解意涵，另一方面也想通過對這些開顯出的思想、理論意涵對現代中國革命理解所具有意義的定位，指出：我們現在通行的很多關于中國共產革命的流行解釋，實會妨礙我們對中國共產革命這一充滿著嘔心瀝血精思、苦試的豐富歷史的真正進入與掌握，當然也就妨礙我們對中國共產革命中豐富的思考、實踐經驗的真正理解、把握、評估，當然也就更談不上把這些經驗發展為它本該成為的——我們知識、思想、實踐可以不斷回到其中去漂洗、辯證、打磨、淬煉的——經驗和思想的資源田野。

關鍵詞：梁漱溟　中國革命　建國　階級 階級斗爭

一

1950年中到1951年中這一年左右時間，在梁漱溟的思考史上是一個相當特殊的階段。

梁漱溟一直認為他關心的問題只有兩個，一個是人生問題，一個是中國問題。我們想到梁漱溟和中國問題的關系，首先會想到他是鄉村建設理論家、實踐家。不過，和大多數現代中國鄉村問題的思考者、實踐者一個重大的差別是，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思考核心關切的不是局部鄉村、鄉村某些問題的改善，而是中國如何才能成功建國的問題。[1]就是，梁漱溟所以選擇鄉村建設之路，是因為認為歐洲民主憲政的建國道路和蘇俄階級斗爭、黨治的建國道路在中國都走不通，而只有走他所理解的鄉村建設道路才可能成功建國。[2]而也正因為他對自己這套認真思考的自信，他當年雖然一直不乏對中國共產黨人奮斗精神的贊佩、人格的尊重等等，但直到1950年中，他卻一直堅定地認為中國共產黨走階級斗爭的建國道路是一定走不通的，是一定要失敗的。

正是以這些思考為背景，他對1949年10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反應很淡，以為這建國只是一時的，并不意味著國家的和平統一可就此達成。但接下來1950年4月至9月梁漱溟到山東省、平原省（后撤銷）、河南省以及東北一些地方的參觀考察[3]，讓其發現，他對這次建國的判斷有誤。用梁自己的話說，就是：“這大半年來，我從各種見聞中，體認出全國統一、國權樹立是已開了端的”[4]，而且不僅全國統一、國權樹立開端，讓梁又驚訝又興奮的大端還有他所一直核心焦慮的——中國人缺乏團體生活和中國現代人心麻木陷溺的情況，也都大有改觀。所有這一切梁親眼看見的許多新氣象，使他不能不由衷點頭承認：“這確是一新中國的開始！”也使他不能不由衷感嘆：“我體認到中國民族一新生命確在開始了。”[5]

在現實的諸種沖擊面前，梁漱溟開始認真思考他此前完全沒有想到的這一切到底該怎么理解。這幾個月考察帶給他的強烈經驗感受，和他對這些經驗感受帶給他的思想挑戰的緊張思考，集中表現于《中國建國之路（論中國共產黨并檢討我自己）》這部未完成的書稿。[6]

這部稿子沒有完成，梁漱溟便于1951年5月到8月去川東參加土地改革；土改的經驗和1951年7月中國共產黨建黨30周年時彭真等對中國共產革命的解釋，對梁產生了新的沖擊：

第一是梁認識到中共的這次建國已經不是全國統一、國權樹立開端的問題，而是他一直夢寐以求的目標——統一、穩定、有能力的國家確定會被建立起來的問題；而且不是一般統一穩定局面的實現，而是此次立國其基礎扎根意想不到之深之牢固的問題。

第二是梁漱溟開始用階級斗爭解釋中國共產革命的成功，開始強調以階級眼光觀察中國社會，以階級斗爭解決中國問題，對中國共產革命所以做到成功建國所具有的根本性意義。以這次他對他的土改經驗理解和他對中國共產黨建黨30周年時幾篇文章關于中國共產革命的某些解釋的接受為直接契機，他在回北京后很快動手寫了對他此后直至20世紀70年代末有關中國共產革命理解具有標桿性意義的文章《兩年來我有了哪些轉變？》[7]，然后又于1952年上半年寫成在有關中國共產革命成功的理解上續有發展、在自我批評上加詳的長文《何以我終于落歸改良主義》。[8]

通過以上最簡括的敘述、整理，我們已可大致明了1950年中至1951年中梁漱溟有關中國問題思考的特別性。就是從20年代后期到1950年中，梁漱溟認為中國走黨治建國、階級斗爭建國的道路不可能走通；1951年下半年后，直至“文革”結束的70年代后期，梁漱溟則未能擺脫用階級斗爭建國論（具體意涵詳見下文）解釋中國共產革命成功建國的歷史：即不是把當時中國共產革命中的階級理解、階級斗爭實踐，植回它們所在的中國共產革命的豐富歷史，通過追考它們實際上所處身的意識—實踐—歷史—社會結構，來對中國共產革命中的階級意識、階級話語、階級斗爭的實踐等所實際具有的歷史—社會—觀念—政治意涵加以準確理解；而是把未經過以上艱苦認知努力程序的、他自己的一些理解，和當時一些有關敘說，直接認定為對中國共產革命成功歷史的合歷史的歷史解釋了。

直到“文革”后的1981年，梁漱溟寫《試說明毛澤東晚年許多過錯的根源》[9]一文時，在他的思考中才真正出現擺脫用階級斗爭建國論解釋中國共產革命歷史的契機。在這篇很短但很重要的文章中，梁說毛澤東晚年許多錯誤的總根源是在“思想言論上過分強調階級斗爭，更且以其不可抗的權威勵行之”。“例如他說‘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階級斗爭一抓就靈’；‘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如此等等。試問：此地果真有階級對峙，自然就有階級斗爭，避免不得，何須叫喊千萬不要忘記呢？這顯然在加工制造階級斗爭，逞其主觀謬想，荒唐錯亂，可笑亦復可哀！”又說，“我又檢看舊日筆記，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對美國朋友斯諾談話，曾說到中國是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產業工人為數不多，而且亦很年輕云云。這些正是難得吐露的真情實話。既然中國社會是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了，缺乏敵對的兩大階級了，卻為何強要無風起浪，制造階級斗爭？什么‘破四舊’；什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真是胡鬧！從1966年動亂遍及全國各地約達十年，言之痛心！思之可嘆！”

這確是一個絕好的契機，一個梁漱溟既認真對待階級斗爭在中國共產革命歷史中的關鍵地位，又擺脫用階級斗爭建國論框架解釋中國共產革命歷史的限制的絕好契機。這么說是因為，這篇短文否認的是毛澤東晚年的階級斗爭運用，而仍承認建黨、建國中毛澤東的偉大。而這就存在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共產革命建國所以有當年梁漱溟所見的為之贊嘆不已的成就，中間很明確貫穿著階級斗爭理解、階級斗爭實踐，而且當時的中國社會也像梁指出的那樣，并不自然存在兩大階級對立沖突之局，相當程度上也是“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產業工人為數不多”，為什么這時的階級斗爭實踐卻產生了梁漱溟所稱贊的建國成功，社會精神振奮，人的主體飽滿、發舒這些令人感奮的結果呢？當年梁漱溟自己不也一直指出，中國共產黨最令他贊佩的創造性，就是用階級眼光去處理一個本無兩大對立階級現成存在的社會嗎？像梁在《兩年來我有了哪些轉變？》中便說：“中國共產黨今天所以成功，恰在前面說過我所一直不同意于他的那一點：以階級眼光觀察中國社會，以階級斗爭解決中國問題。我現在覺悟到盡管中國社會有其缺乏階級的事實，仍然要本著階級觀點來把握它，才有辦法。”[10]他并接著在《何以我終于落歸改良主義》中針對“有些讀者看了不解，以為‘既然缺乏階級了，如何還能以階級觀點把握它’”，特別解釋說：“其實正該如此。階級立場和階級觀點是一個革命者應當始終不放棄的。卻遇到缺乏階級的社會，依然可以承認其事實；僅承認其有所缺乏，并不曾輕忽其階級本質。要必在不否認其缺乏階級之中而把握其多少有階級一面，然后才有辦法能解決社會問題。”“中國共產黨或許于中國缺乏階級那一面有些認識不足；然而不要緊，他卻正好把握了其有階級一面。”[11]這些當年所在多是的表達，充分傳達著當年梁漱溟認為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高明，正在于用階級斗爭觀點把握中國這個缺乏現成兩大對立階級的社會，并用階級斗爭觀點來構造組織階級斗爭沖突不足的自己的中國社會政治實踐。[12]

1981年梁漱溟認為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在“中國社會是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缺乏敵對的兩大階級”，而“強要無風起浪，制造階級斗爭”；卻未深究，中國現代史在梁漱溟把握也是“中間大兩頭小”[13]的社會，也即是“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缺乏敵對的兩大階級”。為什么毛澤東和中共那時“強要無風起浪，制造階級斗爭”，梁卻對毛和中共的做法一唱三嘆呢？僅僅是通常所講的，現代中國壓迫、剝削問題沒有解決，階級斗爭存在，因此應該運用階級斗爭，而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剝削、壓迫所依賴的所有制問題已經解決，因此還用階級斗爭來思考荒唐？還是現代革命時期的階級意識、階級斗爭實際處身的意識—實踐—歷史—社會結構，賦予著這時的階級意識、階級斗爭實踐更多建設性的歷史—社會—觀念—政治意涵呢？也就是，1981年后的梁漱溟如果同時正視毛澤東在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這些經驗對其認知構成的挑戰，他接下來應該會觸及如下重要的中國現當代史理解問題，就是：不是直接的階級意識、階級斗爭的強調或否定，而更是包括它所置身的整個意識—實踐—歷史—社會結構賦予階級意識、階級斗爭的實際具體歷史—社會—觀念—政治意涵與效能，才是決定階級意識、階級斗爭在歷史—現實中是發揮建設性作用還是破壞性作用的真正原因。

而這樣一種——在所置身的意識—實踐—歷史—社會結構中掌握一時期階級意識、階級斗爭的實際歷史—社會—觀念—政治意涵與效能的——認知方式，本來也有助于梁漱溟對毛澤東晚年的思與行認識、批評得更加深刻。就是，階級意識、階級斗爭實踐的具體的歷史—社會—觀念—政治意涵與效能，總是要在其所處身的意識—實踐—歷史—社會結構中才能加以準確理解，因此把階級意識、階級斗爭實踐運用結果的好壞，過快從這樣一種歷史理解結構中剝離出來單獨審判，當然是不能對這階級意識、階級斗爭觀念運用結果問題，作出真正深刻、有力的分析與批評的。

從這樣一種認知—理解意識來審視，梁漱溟反感毛澤東晚年強調階級意識、階級斗爭產生的實際結果，卻把其錯誤所在的根源直接解釋為這時的階級意識、階級斗爭是人為的，當然就缺少思想和歷史的深度。因為，一方面是上面所講的，在當年梁漱溟看來現代中國革命中的階級意識、階級斗爭實踐也帶有相當的人為性，其結果卻被梁所稱贊不已，而這等于挑戰了梁1981年關于毛澤東晚期的批評、理解邏輯，說明梁的前后歷史解釋邏輯中存在著自相矛盾；另一方面，1981年梁的這一簡化解釋妨礙他通向更能帶出認知貢獻的解釋努力，就是他本應該更深入地分析：毛晚年的階級斗爭設計所以產生梁所反感的結果，比毛是在人為制造階級斗爭更有力的批評，應該是討論毛在晚年強調階級意識、階級斗爭的同時，并沒有像他當年那樣，使其與之所置身的意識—實踐—歷史—社會結構更富靈感地配搭，從而更具建設效能，同時使其歷史—社會—觀念—政治破壞性減至最低。

更何況1981年梁漱溟的這種以人為制造階級斗爭批評晚年毛澤東的方式，也接不上毛的問題。就是毛晚年人為制造階級斗爭，在思想上并非沒有邏輯，是低級的“逞其主觀謬想，荒唐錯亂，可笑亦復可哀！”恰恰相反，毛晚年強調階級斗爭，并非他不知道其人為性，而是他知道其人為性卻有意為之。對于毛，正是因為他了解“中國是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產業工人為數不多”，而這一在他看來關乎中國社會主義方向保證的社會構成性條件卻不理想的現實，讓他更憂慮中國未來的政治方向和社會經濟方向，因此決心以有意識的設計與努力來彌補這種他認為的社會構成性條件不足的缺陷。也就是，他這時人為地制造階級斗爭，在他自己恰恰是一種有邏輯的匠心獨運。對毛這一思考和政治設計當然可以嚴厲批評，但若沒有任何中間分析環節，直接便定性為“逞其主觀謬想，荒唐錯亂”，“可笑亦復可哀”，問題就不只是毛當年思考的不足了，還包括這種非思想性的、也和毛的問題接不上的批評本身了。

可惜在1981年抵達這一思考躍升契機門檻后梁漱溟再無下文，如此，當然也就談不上把對晚年毛的批評、分析推進到更有思想、歷史深度的層次，更談不上對現代中國革命重新把握理解了。

1938年1月，毛澤東在延安會見來訪的梁漱溟

（圖片來源：人民網）

那么，如果我們有意接續梁漱溟來做這個他1981年后未做的工作，把對中國共產革命和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有關經驗的理解推進到一個新的層次，我們應該怎么辦呢？

對此，我的看法當然是，首先必須把不同時期、不同空間的階級意識、階級斗爭實踐回置它所實際處身的意識—實踐—歷史—社會結構中去，以準確理解、把握不同時空中階級意識、階級斗爭實踐的歷史—社會—觀念—政治的意涵與效能，從而對它們在不同時空下的歷史位置、歷史意涵、歷史后果作出真正合歷史的把握。

但如此講帶來的問題是，那什么又是中國共產革命的階級意識、階級斗爭實踐實際所處身的意識—實踐—歷史—社會結構呢？

而也只有從這一角度，我們才容易講清1950年中到1951年中這段梁漱溟思考史上相當特殊階段的特別認知價值，就是這一階段雖短，卻是他鄭重、開放、誠摯對待中共的成就，而又未把中共的成就回收到階級斗爭建國論的時期。同時，他這個時期雖短，且他展開整理自己有關觀察、思考的《中國建國之路》文本未完成，但由于這部書的已完成部分所把捉、探問的問題，都是在中國共產革命中具結構性位置，卻不能被階級斗爭理解直接回收的問題，因此這部未完成著作仍特別蘊含了雖有待自覺、完善，但卻極富啟發性的關于中國共產革命的理解、把握視野。如果我們以《中國建國之路》中蘊含的這些理解、把握視野為基點，把梁此前、此后的很多有關敏識、睿見特別充實、組織進他這一理解、把握視野，然后以他這一被重組、被重新定位的視野、敏識為向導，努力深進中國革命，那么，一方面沿著這些線索更有助于我們探查、追索、感覺、掌握中國共產革命的實際意識—實踐—歷史—社會結構，另一方面也只有在對中國共產革命的意識—實踐—歷史—社會結構的這些追索進展中，我們才更能理解、掌握此中的階級意識、階級斗爭的歷史—社會—觀念—政治意涵，更準確理解、確定它們的歷史—結構位置和歷史功能。

當然，也只有如此，我們才是在更有力、深入面對階級意識、階級斗爭在中國革命中實際歷史功能的情況下，超越1951年中以后梁所建立的過重階級意識、武裝斗爭對革命的意義和規定性的理解，真正建立起更富歷史解釋力，更能釋放革命歷史中蘊含的實踐啟發性和思想啟發性的中國革命新理解框架；也只有以這些工作所提供的歷史理解和思想把握為參照，我們才能更用貼近而非拉開的歷史內部視點來把握、分析毛澤東晚年階級意識、階級斗爭運用，所以會如此偏離其目的設想的歷史—結構原因和思想原因。而也只有如此，我們才是在更深入歷史的情況下，超越與紓解——梁漱溟1951年中之后對中國革命中階級斗爭的理解，和他1981年對毛澤東晚年推動的階級斗爭的理解——兩者間所蘊含的理解邏輯上的沖突；才會在更深入歷史的前提下，連貫解釋階級意識、階級斗爭在中國共產革命和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實踐中所引發的諸歷史、社會、政治、心理現象與諸歷史、社會、政治、心理后果；也才更能把這些經驗發展為它本該成為的——我們知識、思想、實踐可以不斷回到其中去漂洗、辯證、打磨、淬煉的——經驗和思想的資源田野。

當然細致厘清1950年、1951年這兩年前后梁漱溟思考中的種種曲折，細致開掘厘清《中國建國之路》潛含的思想認知能量，意義不止上述。就我的理解而言，這一工作對關心傳統把握、中國傳統—中國現代關系的朋友來說，也都有著它的特別意義位置。

如此說，首先是因為梁漱溟認為，要成功地“建設新中國”，必須以“認識老中國”為基礎。在中國現代，梁漱溟無疑是對關于“何謂中國人”、“何謂中國社會”、“何謂中國文化”等“認識老中國”問題作出極杰出貢獻的人。他在1950年中之前，也正是以這些重要認識為前提，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建國之路絕不可能成功，是共產黨成功的事實讓梁不得不承認自己錯了。而梁漱溟的這一經歷等于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問題，就是中國共產革命的成功是否說明梁此前有關“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文化”等“認識老中國”的工作有所不足呢？在實際歷史過程中，中國共產革命當年是把他們非常突出階級問題、階級斗爭的理解推向對整個中國史的敘述和解釋的，而梁在50年代至70年代接受階級意識、階級斗爭對中國共產革命的核心意義這一解釋時，卻并沒有接受中國共產革命所發展出的這一中國史解釋。這樣，在50年代至70年代處理自己當年的中國共產革命判斷為什么失誤時，梁漱溟一方面必須面對他認為對革命成功最為關鍵的階級斗爭問題，另一方面又基本保留了他自己對老中國的解釋。相對于中國共產黨通貫古代、現代的連貫解釋，梁漱溟這時在古代解釋和現代解釋之間存在著如何連接的問題。對此，梁當年主要是通過把中國共產革命中階級斗爭的實現盡力解釋為一個現代史事件，來對他的中國古代解釋和他不得不面對的他認為的革命首要現實——階級斗爭兩者間存在的緊張加以逗合、調解。[14]

當然，我們在認真面對中國共產革命勝利的歷史現實時，不需要連帶接受這一革命關于中國歷史、中國社會、中國文化的特別解釋。有意思的是，“文革”結束后的這幾十年，是突出階級問題、階級斗爭的中國史解釋不斷被淡化直至被放棄，而梁漱溟對中國傳統、中國社會、中國文化的解釋越來越有影響的幾十年。但問題是，中國共產革命作為中國史上一個巨大事件，其何以能如此發生，必須被解釋。梁50年代過于把這一革命的發生解釋為一個現代史事件，而少從它和傳統中國的關聯去理解這一革命。[15]此種解釋傾向，若不能有力面對革命的歷史，不能有力面對革命所處身的中國社會的真實情狀（有關這些方面的進一步分析詳見下文），那么梁當年關于傳統中國歷史、中國社會、中國文化、中國人的解釋及近幾十年中國傳統的認識理解潮流，仍然存在怎么把自己的中國傳統認識理解和中國共產革命勝利這一巨大歷史事實逗合的問題。換一種說法，就是中國共產革命的歷史經驗是不是真的沒有特別挑戰到梁和近幾十年中國傳統的認識理解潮流關于中國歷史、中國社會、中國文化、中國人的關鍵理解？這仍然是一個待決的問題。所以，要不就從梁關于中國歷史、中國社會、中國文化、中國人的理解對中國共產革命的經驗作出更有說服力的解釋，要不就涉及梁的中國傳統解釋的修正或深化問題。而如果是后者，便涉及“何謂中國人”、“何謂中國社會”、“何謂中國文化”——這些在中國認識、中國思考上具有基點性問題的再把握、再理解。

其次，相比多數其他關切現代中國命運的思考者和實踐者，梁漱溟的突出特點可以說是在強調“認識老中國”對“建設新中國”的意義，并由此出發在“認識老中國”方面的殫精竭慮與突出貢獻，和他由對老中國的認識所發展出的對現代中國問題的獨到分析，以及由之產生的獨特的對該如何建設新中國的思考。梁漱溟關于建設新中國必須以老中國遺留下來的歷史—現實為條件這樣一種思考方向所達致的成就和力度，我們可以通過如下例子看出：梁在1926年底至1927年初國民黨“氣勢極盛之際”，便根據由南方回北平的朋友報告的印象和感想，準確預見了國民黨在現代中國政治史上的限度，就是斷定改組后國民黨的“這條路子還是走不通”，其建國目標“還是非失敗不可”。[16]故才會在國民黨的勢力如日中天的1927年5月，當面針對李濟深的看法“最要緊是統一，建立得一有力政府”，兜頭斷言：“國家是不能統一的；黨（國民黨——筆者注）是沒有前途的；凡你的希望都是做不到的！”[17]而梁漱溟對國民黨在現代中國政治史上成就限度的準確預見，也讓他更增加了對自己關于中國不可能走通俄國共產黨建國道路這一判定的自信。

但問題是，準確判斷了國民黨政治命運的梁漱溟在判斷共產黨的政治命運上卻錯了。綜合50年代梁漱溟的有關論說，我們知道梁是用國民黨不能扎根一個明確的階級立場等來解釋國民黨的渙散，而用堅持無產階級立場，堅持階級斗爭、武裝斗爭，解釋共產黨如何把自己成功鍛造成了一個國民黨羨慕而不得的紀律嚴明，有高度行動力、組織力的政黨的。[18]不能否認，梁漱溟所注意到的階級立場、階級斗爭問題，是國共兩黨非常重要的不同，其引發的后果也是多方面的。但如此并不能解消：兩者既然是在同一個中國社會追求和中國傳統相悖的組織紀律嚴明的革命政黨目標，兩黨當然都基于相近的條件，碰到相近的問題，而這些條件限制、問題挑戰都不是直接的階級意識強調、階級斗爭運用就可自然消化的（詳見下文）。中國共產黨建黨的成功一定涉及根植、強化某些中國資源，消化困擾國民黨黨治成功的那些直接承自中國人、中國傳統的一些行為習慣、方式的問題。[19]國共兩黨基于同樣的中國社會條件，追求同樣的組織紀律嚴明的現代革命政黨目標，其結果卻如此不同，其中實涉及兩者關聯傳統與現代方式的不同。而如此，意味著國共兩黨的建黨經驗，給我們更切實思考傳統與現代關系問題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且難得的歷史經驗場。

同樣深富傳統—現代認識意涵的，還有中國共產革命所帶動出的、給當年梁漱溟印象深刻的、50年代革命中國廣泛出現的人心感奮狀況。面對這一令他驚喜的人心、精神局面，他有時直接歸于當時中國共產黨人身上所擁有的近于宗教的理想主義精神、苦干精神所引發；有時歸于共產黨的善于領導，善于調動人們身上那種和人的占有欲沖動對極的創造沖動。梁的所有這些討論當然都把握住了這一當時令他驚喜的現象中的一些關鍵，但不能否認，這些說法也都是沒有細致研究這一令人感奮局面出現的歷史—社會—意識過程便急著給出的把握。[20]因為這一如此廣泛的讓人感奮的社會、民族狀態，不可能是沒有相當歷史、文化、社會基礎的。不論是中國共產黨的理想主義精神，還是它的善于領導、善于調動人們身上的非占有欲沖動，都必然是有著中國歷史—文化—社會內涵的。如果我們從如何成功轉變傳統中國到現代中國這一角度審視革命中國帶給（既深入傳統又深入現代中國的）梁的嘆服和驚喜[21]，我們就該明白，梁的嘆服和驚喜背后多數都有著有待切實討論、把握的重要歷史經驗。由于梁漱溟對老中國的深刻把握和洞見，由于他對中國現代史進入甚深、思考甚深，因此梁漱溟的嘆服和驚喜無疑有著特別的指示作用，從他的嘆服和驚喜入手，我們無疑更容易一開始就有效聚焦到那些最能幫助我們思考傳統—現代關系的歷史經驗點和這些點背后的歷史經驗脈絡上去。

而從這樣一種視野，審看對老中國有著極多深刻洞識、睿見的梁漱溟，和有著極富實踐創造性的中國共產革命推動出的具體社會生活經驗的第一接觸——相當程度上是他用他先前的中國認識照看讓他驚訝的革命所推動出的活潑潑狀態——所產生出的《中國建國之路》，其中的感受起伏、思緒流轉，都該聯系到他瞥觀時背后的結構，才能充分體味其感受、思緒的歷史分量、思想分量。那特殊境況中的點點滴滴，都可能指示著一個重要的歷史、思想切入點，從而要求我們在它面前，不得散神、輕心。

不管怎樣，但愿以上我關于20世紀50年代初梁漱溟重要的敘說已經打動了你，使你有愿心跟著我去一一探尋他那時留下的歷史褶皺，擦拭他那時留下的思想光源。

請！

二

有了上面初步的敘說、整理，我們就方便講述1950年、1951年這兩年梁漱溟種種異于他人的行為、言論，分析這兩年前后梁漱溟思想上的種種曲折了。

正因為有1950年中之前梁漱溟的中國問題思考為背景，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一當時便在很多人心中引發強烈反應、事后更被證明具重大歷史標志性意義的事件，在卷入中國現代史甚深的梁漱溟心中沒有翻起太大波瀾。就在這個10月，梁漱溟為他該年完成的，他用力甚深、甚久的《中國文化要義》寫了序言。在序言的結尾處，他寫道：“‘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這是我的兩句口號。繼這本書而后，我將寫《現代中國政治問題研究》一書。蓋近幾十年來政治上之紛紜擾攘，總不上軌道，實為中國問題苦悶之焦點。新中國之建設，必自其政治上有辦法始。此無可疑也。然一旦于老中國有認識后，則于近幾十年中國所以紛擾不休者，將必恍然有悟，灼然有見；而其今后政治上如何是路，如何不是路，亦遂有可得而言者。吾是以將繼此而請教于讀者。”[22]

1948年，梁漱溟在北碚勉仁文學院工作時留影

（圖片來源：中國孔子網）

顯然，這時的梁漱溟并不認為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意味著中國已突破了清末以來中國人渴望建成穩定有能力的現代國家而不得的難局。并且梁所以對此不樂觀，非因他對現代中國的隔膜，而恰恰源自他對現代中國進入甚深、思考甚深。

是的，辛亥革命順利傾覆清朝，何嘗不讓很多人高燃熱望——以為中國從此一舉步入穩定有能力的現代國家，將迅速鋪開現代化建設，從而迅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同樣，國民革命北伐的節節勝利何嘗不讓很多人再燃熱望——以為中國就要建成穩定有能力的現代國家，整個國家將迅速轉入全方位現代化建設局面呢；而對日抗戰開始時煥發出的強烈民族熱情，“抗戰建國”口號的廣泛高喊，更讓太多人相信——抗戰的開展、勝利，和穩定有能力現代國家的建成，一定是一體的兩面。但結果總是，希望越深，失望越深。

因為確實，軍事的突破，并不意味著政治上的突破，軍事上的一時威強并不意味著政治上已有出路。1913年袁世凱迅速挫敗國民黨的二次革命，彼時袁氏威勢誰敢攖其鋒。而1946年的蔣介石，外有世界五大反法西斯領袖之譽，和雅爾塔會議等一系列有利于其中國統治地位穩固的大國協議作背景；內有抗戰勝利、解除近代以來列強加給中國系列不平等條約的光環，更有不論在數量上還是武器裝備的質量上都遠遠壓倒中共等競爭者的軍力，可曾幾何時，無論是袁還是蔣之無上威勢卻都在短時期內土崩瓦解。

經歷了20世紀上半葉中國這些起伏，且對這些起伏有很深觀察和思考的梁漱溟，在面對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一歷史事件時，生出如下疑問毋寧說是相當自然的。如果導致辛亥革命建國和國民革命建國失敗的中國歷史狀況、現實條件仍在，那么，中國共產革命憑什么能逃脫使辛亥革命和國民革命失敗的歷史命運？毛又憑什么在這一挑戰面前不成為一個新的袁和蔣呢？

1949年底梁漱溟雖應邀從重慶北上北京，但對中共能否真的開創出一歷史新局未存奢望。當1950年3月10日毛澤東從蘇聯回來，3月12日便約梁見面，邀請他加入政府時，梁拒絕。而梁所以拒絕，按梁的原話便是：“我尚信不及中國能以就此統一穩定下來，以為我如其參加政府，就落在共產黨一方面，莫若中立不倚，保持我對各方面說話歷來的立場資格。”梁接著又講他所以如此想與決定，與現代史經驗和他對這些經驗整理間的關系：“中國自推翻帝制多少年來，紛爭擾攘，外無以應付國際環境，內無以進行一切建設，天天在走下坡路，苦莫苦于此。我一向切盼大局統一穩定，而眼見一時的統一不難，就難在統一而且能長期穩定下來。”[23]也就是說，梁當時不愿參加政府，是因為梁不僅不認為斯時中共突破了中國現代史太多政治力量都曾致力追求而不得的建成穩定有能力現代國家的困局，就是對退一步的，中共這次建國是否真的實現了國家的統一穩定也沒有信心。而沒有對此前亂局的根本性突破，1949年10月1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不過就像以前出現過的各種旋起旋落的事件一樣，今天凱歌高張，明天黯然謝幕。若一切不過如此，梁當然覺得自己留在這一政府外，保持獨立身份，更有利于他對歷史盡責、為中國盡力了。

不過，梁漱溟有關中國共產革命難免如其他政治、軍事力量覆轍的疑慮并沒能保持太久。1950年4月初到9月中，通過到山東、平原、河南、東北許多地方走、看、聽，梁發現，中國共產黨實不能用此前其他政治、武裝力量比類。幾個月的走、看、聽，讓梁清楚地看到，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尚不滿一年，但他一直夢寐以求的——把中國建成穩定有能力的現代國家——目標卻已大見眉目。梁對此又驚訝又興奮的心情，反映在我前引的他的由衷感嘆：“這大半年來，我從各種見聞中，體認出全國統一、國權樹立是已開了端的”；“親眼看見許多新氣象，使我不由暗自點頭承認：這確是一新中國的開始”；“我體認到中國民族一新生命確在開始了”。

在被現實強烈震動后，梁漱溟即于當年10月開始動筆撰寫《中國建國之路（論中國共產黨并檢討我自己）》。該書原計劃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討論中共何以做到了其他政治、社會力量求而不得的三大成就——全國統一、國權樹立，成功引進團體生活，成功引發出人們積極向上熱情；中篇焦點在于比較自己建國思路和中共建國思路的異同，并通過對照中共的成功，反省自己先前極為自信的建國思路失誤所在；下篇焦點則為，在中篇比較、自我批判的基礎上，再定位自己一部分思考對中國要更周全、理想建國的價值。[24]可惜的是，該書至1951年5月寫作中輟，只基本完成了上篇。[25]

1951年5月梁漱溟去西南參加土改工作。5月至8月在川東幾個月的土改經驗，給梁以新的震撼。因為梁此時的問題，已經遠遠不是國家統一、國權樹立開端，而是此統一、此國權怎么會如此鞏固、如此深入的問題。用梁自己的話就是：“此次到西南參加土地改革，在下面看了看，才知道高高在上的北京政府竟是在四遠角落的農民身上牢牢建筑起來；每一個農民便是一塊基石。”[26]可想這給先前嘔心瀝血于鄉村建設，尋求中國建國出路卻收效有限的梁以多強的沖擊了。

而且沖擊不止這點。土改中明確的階級斗爭運用，和這年7月梁讀到的彭真（《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胡喬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陳伯達（《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結合》）等為中國共產黨建黨30周年所寫的文章，梁“結合事實而讀文件，不覺豁然”[27]，而這豁然讓梁漱溟對中國共產革命的認識相比寫《中國建國之路》時有了很大不同。

在參加四川土改后回北京馬上動手寫的《兩年來我有了哪些轉變？》一文的開始，梁這樣概述那段時間的自己：“三年來整個中國有了絕大轉變，不但是面貌一新，氣象不同，而且幾乎每個角落的人，彼此互相影響著，從內心上亦都起了變化。就我個人來說，亦許旁人看著變化不大。其實在我自己正是‘打破紀錄’了。因我平素比較肯用心，對于什么問題恒自有見解主張，而我的行動又必本于自己之所知所信，不茍同于人，既好幾十年于此；說思想轉變這句話，談何容易？更簡捷地來說，我過去雖對于共產黨的朋友有好感，乃至在政治上行動有配合，但在思想見解上卻一直有很大距離，就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我還是自信我的對。等待最近親眼看到共產黨在建國上種種成功，夙昔我的見解多已站不住，乃始生極大慚愧心，檢討自己錯誤所在，而后恍然于中共之所以對。現在那個距離確實大大縮短了，且尚在縮短中。”[28]接著他扼要解釋：“我的思想轉變起于1950年1月由川到京之后，為時還不夠兩年。其引發變化最有力的外緣約計有三：（一）去年4月到9月我在華東，華北[29]以及東北一些地方的參觀考察；（二）今年5月到8月我在川東合川縣云門鄉的參加土地改革工作；（三）今年7月在云門土地改革中，正逢中共建黨三十周年，讀到幾篇重要論文。”[30]

正是以梁所說的這第二次現實沖擊，和中共建黨30周年幾篇文章的影響為直接契機，梁漱溟土改歸來后沒有再續寫他因應這里所說的第一次沖擊所寫的《中國建國之路》，而是于1951年9月寫了萬字文章《兩年來我有了哪些轉變？》，明確宣布自己思想上發生一極大轉變，就是關于解決中國問題，此前圍繞著“中國社會的階級問題”一直和共產黨所見不合，用梁自己的話就是：“我過去一直不同意他們以階級眼光觀察中國社會，以階級斗爭解決中國問題，而現在所謂得到修改者亦即在此。”[31]1951年5月至8月現實和閱讀這兩方面的沖擊讓梁不得不相信，中共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功，走的就是他此前認為絕無可能走通的階級斗爭道路，而這等于在事實上推翻了向來自信極深的他對現代中國社會與政治的基本理解與判定。[32]

以中共現實成就和梁這一思想轉變為背景，梁緊接著于10月的中國人民政協一屆全國委員會三次會議上明確發言表示：“……說到我自己。我過去對任何事情都喜歡有自己的意見，而且自信很強。但在事后證明，共產黨的領導卻是正確的；我的意見并沒有對。兩年來，無論對內對外，我們國家在共產黨領導下都搞得很好，一天比一天好，特別是社會風氣的變好，幾乎多數人都表現了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是較比某些具體成績更重要的。因為這證明路子對了。路子對了是產生那些具體成績的根本。我到此時再不能不相信共產黨。因此我現在要聲明，今后在政治上我將信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并且兩年來發覺自己在生活態度上在思想上很有毛病，很有缺點。今后亦要學習共產黨的思想方法以改造我自己。”[33]而其于1952年上半年寫成的超過4萬字的長文《何以我終于落歸改良主義》，其主旨也在表述他對共產黨的贊佩和對共產黨路子為什么正確的理解，并以之為標尺檢討自己鄉村建設建國道路所以失敗在思想和實踐上的原因。顯然，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上取得了種種成就，而且這些成就所取得的相當部分正是通過梁漱溟以前認為只有壞事的階級斗爭路子，使得這時的梁漱溟不再有寫《中國建國之路》時想平心比較各自異同、平心比較各自優勢的想法，而把注意力充分放到了理解共產黨、檢討自己上。

三

確實，決定性地影響著梁漱溟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后現實理解和行為選擇的——“在現代中國為什么建立穩定有能力現代國家這么難”——這一梁所深切關注的問題，不僅是理解把握現代中國政治史必須面對的基點議題，也是把握理解整個現代中國不可或缺的關鍵議題。

沿著梁此一問題視角，我們才容易清晰意識到在現代中國政治史上具有核心地位的現代中國建國問題內涵的特別性。如果我們對現代中國建國問題作適當考察，我們會清楚地發現，中國現代建國的核心難點，不在社會認同分裂，不在國際強力干涉，也不在精英觀念分歧。也就是，現代中國建國的核心困難，恰恰不在我們意識中通常會妨礙建國成功的幾個方面問題。現代中國建國問題在認知上的挑戰性，恰恰在于這一問題是在我們通常意識中影響建國的幾個最常見不利條件不存在或不能影響大局的情況下發生的。

當然，中國當時不是不存在認同問題，但很清楚，現代史中妨礙中國建成穩定有能力現代國家的關鍵在內地中國，而內地中國基本不存在國家認同問題。這從中國即使在軍閥各掌一方、政權分裂的時候，各種各樣全國性的會議說開就能開起來可以清楚看出。即便政權是分裂的，人們的認同卻沒有相應分裂，因此，梁漱溟才會感慨系之地說：“若將政府除外，中國國家原來是統一的。”[34]

而在國際承認方面，大家知道，北洋政府后來政令常常是出不了北京的，但國際列強仍特別承認它；國民黨南京政府在1927年成立后，能有效治理的地方很有限，但國際列強也承認它。而且這些承認不只是口頭上的，比如，他們會把他們所掌握的中國海關稅收的相應份額交給他們承認的中國政府。而這一大筆錢，對當時任何一支政治力量都是非常重要的。可見，現代建國坎坷問題雖常有國際要素參與，但在日本大規模侵華之前，國際要素并不是那么決定性的。

至于觀念方面，1900年八國聯軍聯合干涉中國后，需要把中國建成穩定有能力的現代國家，從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便成了中國精英群越來越普遍的共識。正如許多人所觀察到的，這甚至也是被作為現代中國建國首要障礙的很多軍閥的看法。

而這就是現代中國建國的吊詭之處，明明通常被認為對成功建國最緊要的條件都在，為什么建成穩定有能力現代國家卻這么難呢？這使得在相當意義上，中國現代政治史乃至中國現代史都可以被描述為一不斷致力于建國又不斷失敗的歷史。那么，該怎么來把握與檢討現代中國建國如此坎坷的問題呢？

對此，卷入現代中國建國問題極深、極久，為之嘔心瀝血的梁漱溟，為我們指引了考察、思考此令人困擾問題的聚焦要點。梁認為，此種狀況所以形成，核心問題在于，此不乏認同的社會卻不能形成一種核心勢力，掌握武力，建立國權，本應作為工具的武力反而喪失其工具性，變成為存在而存在，為發展而發展，成為破壞統一、損害國權、戕害社會的去之不掉的毒瘤。這樣，要成功建國的關鍵，則在成就出有責任感、有能力、能掌握武力作為政治的工具之中心勢力，以此中心勢力和其掌握的武力為樞軸，才能真的實現統一，才能真的樹立起國權。[35]

核之中國現代政治史，梁漱溟之檢討要點可謂直探現代中國建國困境的核心。因為武力不受政治、秩序的約束，不成為秩序與政治的后盾，反成為破壞政治與秩序的罪魁，確是現代中國欲成功建國而不得的直接關要。此問題不解決，其他進一步問題當然談不上。

問題要點既定，接下來當然便是如何深入認識此問題，如何克服此問題。有關這兩方面，梁氏有眾多著述，對之有相當繁復又極具啟發性的思考和論述。

當然，梁漱溟在中國建國問題上思考的重要，不在他感受到“在現代中國為什么建立穩定有能力現代國家這么難”這一問題，這是他同時代很多人也感受到并深致感慨的，而在他對這一問題的獨特而犀利的思考展開上。面對“在現代中國為什么建立穩定有能力現代國家這么難”這一大問題，梁的思考展開可基本敘述如下：先把問題轉化為——為什么辛亥革命至20年代初在中國走民主憲政建國的道路不能走通？為什么1924年后國民黨想走蘇俄黨治革命的建國道路仍然不能成功？——這兩個切實具體的問題；而他思考這兩個切實具體的問題，不是直接地就事論事，而是從比較的視野入手，先努力去看成功的歐洲憲政民主國家和蘇俄所以成功背后所依憑的物質條件、社會—歷史構成條件和文化精神心理條件，從而映照理解中國所以不成功的結構性不足所在。在發現彼此建國的結構性條件不同之后，梁又進一步去追索這些不同所以形成的深遠歷史—文化原因，以評估這些不同，哪些可以通過某種可做到的調整來改善，哪些因為扎根深遠、因為根本結構性條件不同而不能改變。這就是他強調“建設新中國”必須“認識老中國”的原因。因為在梁看來，一負責任的政治思考、實踐倡導，必須以其有實踐的可能為前提，否則空羨歐洲、蘇俄的建國成績，盲目照搬其建國途路，在現實上卻無實現可能，將更貽誤國家。他的“認識老中國”和通常的學院學術一個很不同之處，就是他的“認識老中國”是以理解、改變現實為緊密依歸的，因此也是當時最為急迫、最為關要的政治行為。[36]

正是這樣一種關聯追求，使梁嘔心瀝血給出的“老中國”把握，一開始便包含用歷史—結構的眼光把握、分析、理解辛亥革命至20年代初中國民主憲政建國努力的失敗，1924年后國民黨走蘇俄黨治革命建國努力的失敗等這些中國現代政治史上一等一的大問題。而這些理想較高的建國努力失敗的背后，是現代中國政治史更讓人傷痛的，就是：其時本來國內、國際現實都迫切要求中國迅速轉成穩定有能力的現代國家，可實際上不光大家希冀的穩定有能力的現代國家沒有出現，甚至能維持很低的統一要求、很低的現實秩序要求的國家都不可見，可見的只是長時間的軍閥割據、武力自為。而在現代中國，沒有統一，建設便抵不過破壞，民族便始終在走下坡路。故梁痛之又痛：“統一問題是中國民族的生死問題。統一才是生機。不統一便是死路。”[37]

《梁漱溟全集》第六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這一更讓人痛心的、極低限度的統一和秩序也不可得的現實之長期存在，在梁漱溟看來，就是因為現代中國缺少能掌握住武力的政治主體。而現代中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在梁的理解中，“不論是隱是顯，是直接是間接，在各式各樣國家內，武力卻總是以一個階級為其主體，這是一定的。因為一切國家莫非階級統治；而統治少不得武力；武力少不得主體；主體自然就是那個階級。在這里原沒有問題的”。[38]從這樣的理解邏輯看中國，缺乏西方式階級的中國當然容易在武力主體上存在問題。是以梁說：“問題乃獨出在中國。過去的老中國，其武力主體便大有問題；而1911年后的中國，其武力主體更是尋不到著落。依我看來，近40年間中國所以總不得統一之故，就是武力缺乏主體一個問題而已。”[39]梁漱溟說老中國“武力主體便大有問題”，是指老中國“乃是融國家于社會，以天下而兼國家，不屬于一般國家類型的。一般國家莫非階級統治；此則缺乏階級”，是通過皇權掌握武力，而皇權屬于一家一姓，相比階級作為主體太小，因此過去的創業皇帝，一旦取得天下，便“偃武修文”，就和這掌握武力的主體過小有關。而這也就決定了中國皇權的統治只能是一種“消極相安”的統治，而不能是一種積極有為的統治。[40]進入現代中國以后，則社會上既沒有可以作為武力主體的現成階級，皇權制度又崩潰不可復為，武力主體的問題遂成為阻礙現代中國統一建國的首要問題。

如此重視階級，和梁漱溟在理解西方歷史時非常受當時的共產主義思潮影響有關。梁漱溟在1934年講自己建國思路形成過程時自承：“當我看出中國社會組織構造已屬崩潰時，便在比較中西社會組織構造之不同中，一方面尋求西洋社會的組織構造，如何從歷史之背景演變而來，我們何以不能成那樣的社會。總之，過去是那樣，現在當然另是一個樣子，將來又是一個樣子。于是我先前所用之心思，所有的思想，已隨即落實而不是流入于空洞之處，我的主張便更堅決不疑。在這些地方，得益于馬克思和共產黨各方面之啟發不少；我的主張雖不相同于馬克思和共產黨，正因為不相同而思想上獲得許多幫助也。”[41]梁漱溟當年雖然和共產主義思潮分流，但卻受到此思潮從階級角度解釋國家，從階級斗爭角度解釋西方現代國家出現的決定性影響。階級問題對梁漱溟思考的重要性，不僅在它適合作為武力的主體，在它對一個國家內部形成積極有為統治的重要，而且梁認為它對西方現代國家的順利建立本身至為關鍵。梁漱溟認為，西方這些現代國家在其建立時，內部都有兩大對立階級，被壓迫、被剝削者正是在這兩大階級對立中起而革命。而由于階級剝削、階級壓迫的明確存在，使得被剝削、被壓迫者起而革命時自然有著明確、共同的敵人，也起碼有相近的行動意識、行動意愿。這些國家的革命便是被剝削、被壓迫階級反抗剝削、壓迫階級這兩大集團間的斗爭，而斗爭中自然涌現屬于這階級的武力和政治領袖，這樣革命勝利后就會出現統治的階級基礎、政治、武力三者間密不可分的三位一體狀況，這樣建立的國家當然容易穩定而有能力。相比之下，蘇俄成功建國的內部階級條件雖然不如西歐，但其階級對立的情勢已非中國可比，加上蘇俄建國前成功組織成了組織嚴密、紀律嚴明、行動高度統一配合的布爾什維克政黨，補益了其無產階級發展相對不夠的缺陷，故也實現了強有力的現代建國。

當然，梁漱溟和其時的共產主義思潮一樣，希望階級對立、階級斗爭帶來的是歷史的進步。用梁漱溟的話來說，就是希望起來反抗并取得勝利的階級，是他所說的“恰當其時”的階級。在梁漱溟看來，“一不合時宜的階級，早在人類歷史那一時間失其意義，早在人類全體那一空間無其功用。他本身的利益，對于大社會只見矛盾不相容，而不見其統一相合。”[42]這樣的階級若在斗爭中占上風，梁漱溟稱之為反動。具體到當時，梁漱溟便以封建階級為不合時宜，而以在西歐國家當權的資產階級、在俄國革命中被樹立的無產階級為恰當歷史其時。

不管是西歐的民主政治建國，還是蘇俄革命的黨治建國，在梁漱溟看來都是恰當歷史其時的，都是現代成功建國的范例；只是這兩條道路，不論是從現實的社會階級條件，還是從長遠形成的中國人的社會文化心理、精神倫理習慣，都不適合中國而已。[43]正是從這樣的一種歷史—結構理解視野，梁漱溟細致分析了辛亥革命至20年代初中國民主憲政建國努力失敗的必然性，1924年后國民黨走蘇俄黨治革命建國努力失敗的必然性，寫了奠定他30年代、40年代對現代中國政治基本理解的系列重要文章《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我們政治上的第一個不通的路——歐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我們政治上的第二個不通的路——俄國共產黨發明的路》。在《我們政治上的第二個不通的路——俄國共產黨發明的路》這篇文章中，梁漱溟談的雖只是想走俄國共產黨以黨建國道路的改組后的國民黨，但從梁漱溟這篇發表于1931年的文章的最后判定：“今國民黨雖失敗，而夢想黨治者猶大有人在；雖大有人在，而吾知其無能為。誠以其想憑藉的客觀形勢，在此社會中固無有，而事實所有者乃處處與其預期需要的形勢相反”[44]，和后來其對中國共產黨或隱或顯的回應中，我們可知，雖然梁對共產黨整個的奮斗精神、對他所接觸的一些共產黨人的品格能力相當欽敬，但整體上梁漱溟不認為共產黨能越出使20年代國民黨失敗的那些結構性限制。在梁眼里，中國人想建成布爾什維克式的政黨，不僅社會階級條件不足，而且中國人，特別是在現代中國政治中發揮核心作用的傳統士大夫階層所轉化成的知識分子，其文化、心理、行為、價值習慣都和這種布爾什維克式的政黨要求相悖。

在梁漱溟的分析理解中，中國現代建國的困境，不僅在于階級條件不具備與西歐、蘇俄建國時相近的條件，而且在于其時最具責任感的精英們的深層精神心理、行為習慣、價值所安，與布爾什維克式政黨的要求相悖，與民主政治所要求的精神心理、行為習慣、價值所安相悖。而中國人深層精神心理、行為習慣、價值所安與西歐民主政治建國、蘇俄黨治建國要求的相悖，所以對現代中國建國追求努力的落空至為關鍵，在梁看來，則不僅因為中國人的很多精神心理、行為習慣、價值所安有其長久歷史、文化、社會依據、來源，而且中間所蘊含的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價值韻味，多有遠高于革命政黨、民主政治要順利施行所要求其參與者的價值感覺、人生感覺、行為習慣的部分。而這所以使問題更加復雜，是因為在梁看來，改變自己、學向他人，以低就高易，以高就低難。

如此認為，是因為在梁漱溟對老中國的理解里，自周孔等“其言有當于人心，其所指示于人者既有效驗而人安之也”，中國“文化的特殊方向”遂萌，“后之人皆于是竭盡其聰明才思，益為種種安排種種教訓，上而為精神，下而為習慣，以振以勵，以濡以染”。久之，“其社會已構成一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之局；士農工商以及天子每個人心思力氣還用諸其身，以求其各自之前途。其社會秩序人生幸福皆于此得之，故數千年相安而不改。如或亂作而生民苦，則以為有失于是道，務求所以循歸之，蓋無有異議者。于是所有人生思想，人類精神，悉向此途以發揮，高明深厚，有說之不盡者，并以蔚起而陶成。即其處己有以自得，處人仁讓謙禮，于人生意趣之所進詣，已遠非近世西洋人日以逐于外爭于人者所能夢見。兩者相較，此實為更需要精神上努力自強之一種人生。”在梁看來，中國人這樣一種文化方向、精神方向，雖有老中國物質條件不足等所限帶來種種之問題，加上“吾民族生命數千年傳演至于清代，民族精神浸已消涸；所謂中國人者適當軀殼徒存內里空虛之侯”，故當時多數中國人表現，“視近世西洋人生有愧”，但梁以為，如思考上只認識到“近世西洋人生亦自有其一種精神”，現實表現上只看到多數中國人“視近世西洋人生有愧”，還不夠。而需進一步認識到：“近世西洋人生”這幕劇雖“殊見精采，值得欣賞；然而不免野氣的很，粗惡的很”，“使既造于深厚溫文之中國人復返于粗野之為，有不可能已”。而從這樣角度，便需認清：“凡吾所有，雖上而精神；下而習慣一切都與歐洲制度所需條件不合，眼前為礙的，似尤在多數人的下流習氣，牢不可破，但其真使中國人與這種制度絕緣的，則在有力精神之隱約僅存”，否則，“單是陋習為礙，則從我們的向上心，非改除不可，亦沒有不能改除的；當改除之時，即創造出新生命之時——一切新生命皆以向上奮發為根苗。若有力精神不合，則無辦法。因為要牽就這制度（指模仿歐洲的制度——筆者注），不能不學著歐人向外爭求的態度。這回視自家精神（現于意識上或隱約于意識后），實是一種退墜；實在松懈萎靡下來，則喪身失命，就在于此，尚何有于新生命之創造？”[45]

梁漱溟的這些認識，實基于他甚深之感慨。比如，他認為，歐洲民主政治有極多妙處，確為一極難得之制度架構，但這制度的良好運轉，“必要有一個條件才能實現，就是個人都向前要求他個人的權利，而不甘退讓”，否則，“如果不是大家自與其本身有關的公共利害問題而參加，則大權立即為少數人所悉取；如果不是大家自愛其自由，而抱一種有犯我者便與之抗的態度，則許多法律條文，俱空無效用”。是以，梁強調：“法律制度所以為活法律制度而有靈，全在有其相應之態度習慣，雖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其勢力偉大關系重要固遠在形著條文者之上者。”“但中國1911[46]年革命后則徒襲有西洋制度之外形，而社會眾人之根本態度猶乎夙日之故，相應習慣更說不上。”尤其相應于對這制度良好運轉極重要的“爭”，“中國人一般的態度是安分守己；——這是最標準的態度”，正與制度所要求的“爭”相反。但中國人的“不爭”本身有其復雜性，就是由安分守己而上，不爭實“含藏著更高明的人生思想，更深厚的人類精神，說之不盡……”。是以梁認為，“中國人之‘不爭’固有其積極精神，以視西洋人之‘爭’在人生意義上含蓄深厚，超進甚遠”，但也就是因為中國人不爭中所蘊的“含蓄深厚，超進甚遠”，一方面使中國的仁人潔士實質和這些要求“爭”才能運轉好的制度絕緣，另一方面勉強學“爭”等西洋風氣，反使中國人偏離人生固有的向上路途，反使“中國人精神之馳散懈敗陵夷就下，至于不可收拾”。故梁據此恍然：中國人若“欲降而從西洋人之后，將無復精神可言，并不能有如西洋人之精神”，而只能從精神向上為中國尋出路。[47]而也正是這樣一些觀察、理解讓梁斷言：“有一個我們所信的大原則在，就是：凡是高過我們固有精神的，便能替我們民族開新生機；若低下一些，便只益死機；在我們固不能由是開出新生命，即在他亦不能成功。我們所以敢于否認西洋政治制度者在此，所以敢于否認共產黨的亦在此。”[48]

在梁漱溟看來，中國“數千年賡續活命之根本精神”，不僅與歐洲現代民主政治、俄國革命黨政治所要求的精神習慣、行為心理、價值所安常異“其趣”，而且常“高出其上”。而這，在梁的理解中，是比中國物質條件等不足還重要的決定中國走不通歐洲、蘇俄道路的因素，是比現實社會階級條件還重要的催迫中國必須走出自己的建國道路的中國要素。[49]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從20年代后期開始，梁漱溟再面對現代中國民眾狀態不配合精英所焦灼的時代課題的狀況時，自然和“改造國民性”的思路分道，而是把中國人的向上心的喚醒與否，看作是“中國的生死問題”，以為“過去中國人理性早啟，其一切光輝皆我所謂人心之表現；今后復興民族必在復活人心”[50]；以為“我們（中國民族）的前途——我們的新生命，全在循固有精神而向上，而求進；不能退墮降格以求之，不能離開這里向外以求之（不離開這里而有所吸取于外當然可以的）”[51]；以為“要對外復興民族，非啟發這力量不可。要對內解決社會問題，都非啟發這力量不可。如何得從痛癢親切處，條達出來多數人內心的要求，而貫串統一之，是中國的生死問題。得著這個法，便起死回生；得不著這個法，便只有等死！”[52]

1954年初，梁漱溟獨坐新街口小銅井寓所門廊下

（圖片來源：中國孔子網）

因此，辛亥革命后民主政治建國的失敗，和20年代國民黨改組后雖興旺一時，但隨即黨組織渙散，逐步軍閥化，在梁漱溟看來就不是偶然的，而是為中國歷史、社會、文化條件所必然決定的。在梁看來，辛亥革命后民主政治建國的落空，20年代國民黨想走蘇俄黨治的道路而不得，所證明的就不單是北洋政府的失敗、20年代國民黨的失敗，而是證明著這兩種建國道路在中國的必然破產。

在這樣的理解視野中，中國現代政治困境就既來自中國傳統掌握武力、賦予整個社會以上層組織和基本秩序的皇權制度的崩潰，又來自現代有責任感的建國力量其所致力的建國道路與中國條件的背離。梁漱溟對歐洲民主建國道路和俄國共產黨黨治建國道路不適合中國建國的判定，讓他當然堅定認為，要在中國成功實現建國，必須正視中國社會和文化上的特點。比如，中國不存在兩大階級的對立、沖突，本來恰當歷史其時的中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不僅規模小、力量不足，而且政治眼光、能力不足，不足以在建國努力中發揮領導作用，這就表明中國非常不適合走階級斗爭的建國道路。這些情況下，梁認為，與其不顧中國現實，按照西歐、蘇俄榜樣一試再試，不如回頭正視中國自身所具有的條件。而從這樣的眼光看，中國雖然沒有恰當歷史其時的理想的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但中國有士大夫傳統轉化出的有很強民族責任感的知識分子，有在現代中國最遭損害的廣大農民階層。在很大的意義上，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道路，就是期望有現代理解、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深入鄉村，真正貼近農民所碰到的具體社會經濟、社會文化、社會生活問題，想辦法在克服這些問題的過程中把農民組織起來，并在幫助農民組織起來克服問題的過程中，努力從各人的“痛癢親切處，條達出來多數人內心的要求”，“貫串統一之”。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是在面對中國社會非西方式階級構成的情況下，希望通過“人心”的喚醒，鄉村的組織，具體社會經濟、社會生活問題的克服，一方面喚醒民族真生命、民族向上心；一方面就此養成可掌握武力、安穩民族的力量。用梁漱溟自己的話說，就是“中國之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天然的不能外于其固有文化所演成之社會事實，所陶養之民族精神，而得解決”。[53]而他的鄉村建設方案，在他自己看來，才是同時考慮到所有這些方面，冶幾者而一之的現實可行方案。

而正是以上這些思考，使得梁漱溟對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內心并不真起波瀾。因為在梁看來，武力的勝利，并不意味著能穩定掌握此武力的現代政治主體相應形成。而此種政治主體不能形成，接下來必然是武力的蛻化。而這也是1949年11月尾，當梁在重慶看到“劉伯承第二野戰軍和林彪第四野戰軍相繼入川”，他因“親見兩軍軍士裝備和待遇，四野優于二野情形，兩軍接收重慶物資彼此爭奪情形”，加上又知道全國劃分為六大軍區，因此馬上疑慮中共武力勝利之后會很快轉成割據之局。[54]

而梁漱溟1950年的參觀山東、平原、河南、東北，雖然革命所帶來的種種新變化讓他驚喜，讓他嘆服，但他所以仍然猶疑“是不是從此可以統一穩定下去沒有問題呢？我尚不敢作此肯定”，而只說“我只承認大局的統一穩定確是開了端”[55]；直要等到他參加1951年四川土改，才真的相信這次國家的統一穩定確乎實現[56]。這正在于他在中共領導的土改實踐中明確看到共產黨這一新政治主體在中國社會是如何強有力存在的。在梁漱溟眼中，通過這時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的一氣呵成的土改，中共不僅把一向自外于中國政治的農民在短時間內納入自己的政治設計，讓農民變成中共這一政治主體極積極、堅固的土壤，乃至有機組成部分；而且通過土改進一步形塑著已參加革命的精英們的中國感受、中國理解，并以這些重新被鍛造后的情感、理解為媒介，有力加強著精英們對革命的認同。而這就等于中共不僅有意識、有能力一時吸納、團結當時中國社會各種具積極政治性的力量，而且能進一步轉化這些力量，積極有效推動、組織整個社會，把社會大部都變成自己穩固扎根的土壤，乃至自己的積極有機組成部分。而在這梁漱溟當年想都不敢想的強有力主體的鮮活存在面前，當然梁不會再生出“是不是從此可以統一穩定下去沒有問題呢？”這樣的問題了。

*本文是從2009年為臺灣《思想》叢刊撰寫的一篇萬字文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歷史意涵：從梁漱溟的視角看》發展而成的。所以會特別發展這篇文章，實和干春松、李志毓、孫曉忠、丁耘、王奇生、冷嘉、何浩等師友的鼓勵，特別是楊念群的督促、鼓勵密切相關。這里謹向最初約我寫稿的《思想》雜志主編錢永祥先生、鼓勵督促我的諸位朋友和學界同行致以誠摯的謝意。

參考文獻、注釋

[1]按梁漱溟的話說，就是，“我所主張之鄉村建設，乃是解決中國的整個問題，非是僅止于鄉村問題而已”。引自梁漱溟：《自述》，載《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31頁。我所使用的《梁漱溟全集》，是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至1993年6月出版的第1～8卷，以下再引到《梁漱溟全集》時不再一一注明。

[2]梁漱溟這些看法形成于20年代末，并一直貫穿到1950年中。沒有時間讀他這創作力旺盛的20余年的量很大的相關著述，而又有興趣了解他這一方面基本思考面貌的讀者，可特別挑讀他刊于1930年、1931年的如下四篇文章：《主編本刊（〈村治〉）之自白》、《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我們政治上的第一個不通的路——歐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我們政治上的第二個不通的路——俄國共產黨發明的路》。這四篇文章當年均收入《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一書，現在均收入《梁漱溟全集》第5卷。

[3]根據梁漱溟1950年的日記，梁是4月9日離北京去山東，5月19日回到北京；5月25日離北京去平原省和河南省，6月10日回到北京；7月4日再離北京去河南省，22日回到北京；8月2日離北京去東北，9月15日回到北京。很有影響的李淵庭、閻秉華編著的《梁漱溟先生年譜》這一部分多處有誤。梁漱溟日記收入《梁漱溟全集》第8卷，其中1950年部分見第428～446頁。

[4]梁漱溟：《中國建國之路》，載《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321頁。

[5]梁漱溟：《國慶日的一篇老實話》（1950年），載《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838頁。

[6]根據梁漱溟1950年10月、11月日記，梁漱溟在動手寫這部書稿前，從10月11日開始到11月2日曾把這部書稿講給朋友聽。不知道當時的聽講人有否做記錄？若有，不知道這記錄稿還存于人間否？但愿有記錄稿存于人間，并能盡快公開出版，以使我們能進一步知道這部書稿未完成部分的內容。

[7]據梁漱溟1951年日記，梁是該年5月16日離北京，8月30日回到北京，9月8日開始寫《兩年來我有了哪些轉變？》，27日寫完。《梁漱溟全集》第8卷，第454、460～461頁。

[8]《兩年來我有了哪些轉變？》、《何以我終于落歸改良主義》均收入《梁漱溟全集》第6卷。《兩年來我有了哪些轉變？》寫完后即獲刊于1951年10月5日《光明日報》，《何以我終于落歸改良主義》于1952年5月初寫完后多年未出版，1987年6月首次發表時易名為《我的努力與反省》。

[9]該文收入《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520～521頁。

[10]梁漱溟：《兩年來我有了哪些轉變？》，載《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860頁。

[11]梁漱溟：《我的努力與反省》，載《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1004～1005頁。

[12]梁漱溟并把這理解為毛澤東的矛盾論在中國革命中的具體妙用，認為毛澤東掌握了矛盾論“乃是他領導中國革命成功之本”，認為自己過去實踐的無效，乃在于強調中國沒有西方社會的階級，結果“在‘缺乏階級’的強調中竟致忘記了立場，拋棄了觀點，把矛盾法則根本不要”，也就是沒有用階級斗爭觀點把握中國這個缺乏現成階級的社會，對此，梁感慨：“革命在我不成空談，成什么呢？”《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1001、1004頁。

[13]同注[11]，第1005頁。

[14]比如，在梁逗合他的中國傳統理解和他中國革命理解的重要文章《兩年來我有了哪些轉變？》、《何以我終于落歸改良主義》，我們看到的只是他過于著急、就事論事地去羅列他對大規模的階級沖突得以發生的新理解，他對在缺少產業工人的中國為什么會發生無產階級革命的新理解，而并未像他當年解釋中國建國走不通歐洲民主政治的路和俄國共產黨發明的路那樣，從對人、文化、社會把握的層次給他的新理解以嚴密論證。而顯然，他要達致當年解釋俄國共產黨發明的路在中國一定走不通時那樣一個思考層次，他必須對中國現代規定著政治史的社會經濟狀況、社會構成狀況、社會行為心理狀況給出新的描述，而這一工作對我們深切理解中國近現代政治史當然至為重要。

[15]這一情況在1967年～1970年梁漱溟寫《中國——理性之國》時有所變化。有關《中國——理性之國》——既未脫出階級斗爭建國論的中國革命理解，又嘗試從和傳統中國的關聯去理解革命中國——所帶來的種種和梁寫《兩年來我有了哪些轉變？》、《何以我終于落歸改良主義》又關聯又不同的特別認知、理解狀態，以及該如何定位這些認知、理解狀態的思想、認識價值問題，由于其本身甚為復雜，故需要長文才能展開處理。梁漱溟：《中國——理性之國》，載《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199～481頁。

[16]梁漱溟：《自述》，載《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25頁。

[17]梁漱溟：《主編本刊（〈村治〉）之自白》，載《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7～18頁；《自述》，載《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25～26頁。

[18]請參梁漱溟：《中國建國之路》，載《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336～338頁、第350～352頁；《兩年來我有了哪些轉變？》，載《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861～865頁、第869～872頁。

[19]我們通常認為共產黨更加反傳統，國民黨更加傳統，顯然，這些說法是還未達到國共經驗深層結構的層次，便就問題面上的表現急著給出的判斷。不管這樣的判斷是否正確，由于它未深入相關經驗內在，因此其所傳達的信息自然是對歷史—現實的理解沒有太多幫助的。

[20]梁漱溟的有關理解，請參看其《中國建國之路》、《兩年來我有了哪些轉變？》、《人類創造力的大發揮大表現——試說明建國十年一切建設突飛猛進的由來》等著作。

[21]梁漱溟在1950年、1951年的嘆服和驚喜源自他自己的直接所見。此后的嘆服和驚喜，雖然常常受到宣傳方面的引導，但梁認定事實、解釋事實的方式，使得他的有關思考著述，并不就因導致著述的事實的不精準，而抹殺掉它們的思想意義、中國意義。

[22]梁漱溟：《自序》，載《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6～7頁。

[23]梁漱溟：《追記在延安北京迭次和毛主席的談話》，載《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443頁。

[24]請參梁漱溟為《中國建國之路》所寫的《弁言》，載《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320頁。

[25]根據《梁漱溟全集》第3卷編者為《中國建國之路》所寫的題記，現刊于《梁漱溟全集》第3卷的《中國建國之路》是根據抄本整理的，作者的手稿則未見（《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318頁）。不過，根據梁漱溟1976年6月核閱此書時所寫的附記一：“1950年1月半，我到京。3月12日，毛主席邀談后，4月9日出京訪問參觀于關內關外各省。9月返京。10月借寓頤和園，寫此稿。轉年5月去四川參加土改工作，即輟筆”；和附記二：“1976年6月檢出此未完之稿閱之，則相隔既二十五年之久矣。當年思路明敏，信乎值得保存示后”（《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411頁），《全集》據以整理的抄本應該是他已寫完的《中國建國之路》全部，至少是大部，要不他不會不置一語說明。讀這兩則附記的另一感慨是，1976年重讀此當年輟筆之書，梁驚訝于自己“當年思路”的“明敏”，相信有“值得保存示后”的價值，但有意思的是，自1990年此未完成之書面世后，卻少有研究者深究此書。

幸運的是，除計劃中的上篇，梁漱溟交待此書所以寫的《弁言》和當年所擬定的全書目錄也保留了下來，謹錄目錄于此：

弁言

上篇 中共三大貢獻

第一章 建國的一大前提

第二章 引進了團體生活

第三章 透出了人心

中篇 建國之路不同

第一章 彼此所同者

第二章 彼此不同者

下篇 愿更有所建議

第一章 建國根本上之建議

第二章 建國技術上之建議

[26]同注[10]，第865頁。

[27]梁漱溟：《在政協整風小組會上向黨交心的發言》，“第二次發言”，載《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47頁。該頁亦提到胡喬木、彭真文，其讀陳伯達文則見梁1951年7月4日日記（《梁漱溟全集》第8卷，第457頁）。

[28]同注[10]，第857頁。

[29]當時河南省屬中南局，梁漱溟這里疏忽。

[30]同注[10]，第857頁。

[31]同上，第858頁。

[32]根據梁漱溟的表述，我們直接可以知道上述重要轉變發生在梁參加川東合川縣云門鄉土改時，但可惜的是梁并沒有交待詳細的轉變過程。不過我們可以根據已有材料對梁漱溟的轉變進一步敘述如下：據梁漱溟日記，梁雖然是5月16日離開北京，但到合川縣則已是6月6日下午，而第一次到云門鄉則是6月14日了。又據梁漱溟日記，我們可知梁漱溟7月4日已讀到陳伯達文《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的結合》（發表于《人民日報》6月28日），而我們確知他土改時讀過的胡喬木文《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發表于6月22日的《人民日報》，梁漱溟應該在他讀陳伯達文之前就讀到，至于確知他讀過并且對他思想轉變作用甚大的彭真文《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則發表于該年7月1日的《人民日報》，不知道他是哪天讀到的。注意這些日期，是就《梁漱溟全集》第6卷所收錄梁1951年7月6日的《在西南土改第一工作團團內匯報會上的一次談話》可知，至少到7月6日，梁尚未跨出思想決定性轉變這一步。如此說，是因為在這篇談話中，梁強調自己和共產黨的“距離在縮短中”，但仍有距離，而且是“根本處有距離即指階級問題和階級斗爭在中國的適用問題，此亦即對中國社會的認識及對中國革命的認識”，梁并強調，距離“如在根本上，則毫厘之差就是千里之謬所從來”（《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855、854頁）。而到梁作（《梁漱溟全集》第6卷所收的標題為）《參加西南土改時的一篇發言草稿》時，則可知梁漱溟上述轉變已然發生。在這篇發言草稿中梁明確寫到，“去年我在山東河南以及東北各省區參觀，引起我在中國問題的認識上作了檢討，而此次參加西南土改工作之結果，就使得這一思想轉變得到決定”，并介紹自己轉變的關鍵所在說，以前“對中共所說工人無產階級來領導中國革命的話不同意，對于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不能同意”，“所謂轉變即對此兩點發見它的道理”。（《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848～849頁。根據內容，此發言草稿應該寫在《在西南土改第一工作團團內匯報會上的一次談話》之后，《全集》編者把它排于《談話》之前，失察。）對比這一發言草稿和梁土改回京后所寫的《兩年來我有了哪些轉變？》，可知寫草稿時其有關自己思想轉變的整理還很不夠，故應該是轉變剛發生不久時所寫。細研梁漱溟1951年7月6日后至梁參加土改結束這段日記，可見其發言較多，不過其7月29日日記寫有“早在團部開會任主席，談斗爭及路線兩問題”，而此草稿中正有談階級斗爭，和談自己先前另有“解決中國問題的路線——‘鄉村建設’這條路”（同上，第848頁）的內容，不知道這一發言草稿是不是就為這天的發言所寫。姑記于此，供進一步查考此問題者參考。

[33]梁漱溟：《信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并改造我自己》，載《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875～876頁。

[34]梁漱溟：《中國建國之路》，載《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335頁；另可參梁漱溟：《中國政治問題研究》，載《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743～744頁。

[35]梁有關這一方面的表述甚多，關心梁此方面思考而有沒有時間大量閱讀的讀者，建議讀梁的《中國建國之路》第1章“建國之一大前提”。《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321～339頁。

[36]特別請參梁漱溟1946年辭去民盟秘書長后，自南京飛抵北平，在燕京大學學生自治會所作的講話《淺近與深遠》。載《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674～675頁。

[37]梁漱溟：《中國政治問題研究》，載《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741頁。

[38]同注[4]，第325頁。

[39]同上。

[40]同上，第325～326頁。

[41]同注16，第27～28頁。

[42]同注[4]，第329頁。

[43]梁漱溟曾慨乎言之：“我們一向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大錯誤，就在想要中國亦成功一個‘近代國家’，很象樣地站立在現今的世界上。……曾不知道近代國家是怎樣一個東西。他的政治背后有他的經濟；他的政治與經濟出于他的人生態度，百余年間，一氣呵成。我國數千年賡續活命之根本精神，固與之大異其趣，而高出其上，其何能舍故步以相襲？至于數千年既演成的事實社會，條件不合，又不待論。”《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載《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08頁。

[44]梁漱溟：《我們政治上的第二個不通的路——俄國共產黨發明的路》，載《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294頁。

[45]梁漱溟著述中意思相近之言論、之分析甚多，不過此大段中引文則均見《我們政治上的第一個不通的路——歐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只是對引文的使用綜合了對其他相關文字之消化。此大段中引文見《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52～154頁。

[46]原文中錯為1919，《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48頁。

[47]梁漱溟：《我們政治上的第一個不通的路——歐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載《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48、151頁。

[48]梁漱溟：《主編本刊（〈村治〉）之自白》，載《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4頁。

[49]以上特別請參《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第七節“我們一向的錯誤”、第八節“我們今后的新趨向”，載《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02～116頁。

[50]同注[4]，第382～383頁。

[51]同上，第379頁。

[52]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載《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478頁。如果把這一處生死表述和前引統一是生死表述連起來看，會更有助于細膩體貼梁、準確把握梁。

[53]梁漱溟：《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載《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16頁。

[54]同注[23]，第443頁。

[55]同注[4]，第338頁。

[56]梁漱溟：《在政協整風小組會上向黨交心的發言》，“第一次發言”，載《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34頁。

賀照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