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宋代時期蜀人撰寫的文集序跋內容十分豐富，涉獵極其廣泛。但蜀人生于、長于蜀地，蜀地的地域文化，深刻影響著這片土地上事物與人的方方面面，對士人品性、氣質和精神面貌的成長影響尤甚。因此序跋內容呈現上烙印了獨特的蜀地地域文化特色，尤其是受蜀地地域文化影響的情感貫穿于許多序跋之中。

一、蜀地濃厚鄉土情結的記錄

蜀人的思想情感受到蜀地地域文化影響中，表現最為突出的，就是對蜀地濃厚鄉土情結的表達。需注意在這里的鄉土情結，不單指孕育蜀人故鄉的自然山川，也包括誕生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文要素，如先賢圣人、一方風俗、地方產物等。

《<成都古今集記>序》記載：“成都，蜀之都會，厥土沃腴，厥民阜繁，百姓浩麗，見謂天府?？V縷之賦，數路取贍，勢嚴望偉，卓越他郡?！?br/>

從范百祿《<成都古今集記>序》的開篇之詞可見，成都這片土地物阜民豐的發展盛景，作者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肯定了蜀地的雄奇，提出自然環境對個人氣質和文風的有益塑造，也同樣表明其對故土自然、人文氛圍的高度認可。

三嵎，也寫作三隅，在今四川仁壽縣城外。民謠云：三隅青，陵陽榮。三隅翠，陵陽貴。

可見此雄奇險要，并且生活在此的居民十分依賴其山上的物產。自然山川給予的巍峨感，使得此地士人“大抵莊靖篤實，而文亦如之”，這樣的精神品質也使得士人在為政上勤勉自持，能“以勛勞名節著見者”。

同樣，蘇軾早年隨父赴京中第、為母守喪后，就一生未曾回到蜀地，但蜀地依舊是其渴望回歸的地方。在《書王公峽中詩刻后》中蘇軾言：“軾蜀人，往來古信州，山川草木，可以默數?！弊掷镄虚g都透露出他對故鄉極其深厚的思念之情。

對蜀地的情結不止蜀人才有，曾任蜀地安撫制度使的福建人袁說友，親臨蜀地之后大贊蜀地“有江山之雄，有文物之盛”，之后他主持修著成都地方詩文總集《成都文類》和地方志《成都志》，這兩部典籍中保存了宋及宋前珍貴的成都歷史文獻，是目前研究蜀地文化的重要參考文獻。

我國是農耕文明起源的國家，世代重視安土重遷，思鄉念親早已構成了中華基本情感底色。這樣的情感因子使得序跋文中的地域書寫，尤其是在文章中對自己故土追憶的內容，成為了序跋中體現蜀人地域身份的標志。所以也就不難理解為何蜀人序跋中，對蜀地的鄉土情結表現地如此濃厚。

二、為蜀地正聲立名的使命感

蜀地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易守難攻，是古代兵家常征之地。此外，蜀地物產富饒，擁有“天府之國”的美譽，蜀地也是國家財賦的重要來源地，在宋代擁有重要的經濟地位。

但宋王朝建立之初，卻對蜀地長期持提防態度，認為蜀地邊民易動，蜀人好奢侈、好游樂的行為也是一個極其不穩的因素。宋太祖曾有不用南人為相的言論，可見當時朝局對蜀地的排斥態度。因此，宋王朝的統治階級對蜀地的態度似乎形成了一個悖論，即肯定蜀地蜀人重要性，但卻時刻提防蜀地和慎用蜀人。

隨著田錫、范鎮、蘇軾、李燾、張浚、魏了翁等人入朝為官，面對朝廷對蜀提防態度，他們奔走疾呼，通過各種途徑為自己故鄉蜀地辯護、澄清。因此，此時期蜀人為他人借題寫序跋這樣的溝通機會，在文中即肯定蜀地重要性，以期引起統治者的重視；還為蜀地和蜀人正聲立名，積極為其辯護；同時也告慰同鄉人，要增強對自蜀地地文化的自信心。

《辨蜀都賦》記載：“朝廷不用憂巴蜀，稱霸何曾是蜀人?！?br/>

宋王朝對蜀地的提防態度由來已久，從《辨蜀都賦》中可以看出即看到當時在朝為官的蜀人的無奈，也可知世人對蜀人的誹謗言論影響之深。自北宋至南宋這樣的言論依舊存在。受蜀地地域文化影響，對蜀地有濃厚鄉土情結的蜀人很難不為自己故鄉發聲。此外，蜀人在序跋中言論蜀地重要作用，其目的還在于讓蜀人認識到自己故鄉重要性。

宋王朝對蜀地的誤解，究其原因，一是蜀地地遠閉塞，消息通達不便；二是宋代蜀地廣人眾，地形復雜，夷漢聚居，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治理難度大；三是宋廷對蜀地的經濟攫取，加重蜀地動蕩；四是蜀地守將嚴責苛察，舉措失宜，加劇了蜀地社會秩序不安；五是蜀地偏安政權割據時間較長，民心不附。

實然，面對如此復雜的原因，身處其中的蜀人在北宋初年曾以二十多年不事科舉的態度作為反抗，但后來部分有志之士還是選擇了積極為蜀發聲。從蜀人序跋中的這些積極的辯護內容，讓人看到了他們背后強大的地域自信。

三、多為集注類文集撰寫序跋

在宋代，詩歌注釋很流行，被稱為“杜千注”和“蘇百注”。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有很多蜀詩人，尤其是著名的趙慈公、杜天、石寅、趙奎、任遠、石榮等，他們都來自蜀地。因此，這些文人留下了大量的題跋，在蜀人的題跋中獨樹一幟。這里，我們主要選取唐代的名家，包括杜甫、韓裕、柳宗元三人；宋代有蘇軾、黃庭堅、王安石三家。

這一現象的發生并非偶然，而是蜀人熱愛文學的歷史傳統，是宋代政治、經濟、文化特殊情況的結果，與宋代詩歌的特點和詩歌闡釋有關，是由作家與詩人的關系引發的。從長期來看，宋代蜀人眾多的現象是蜀文學傳統的延續。同時，這也是宋代蜀學的成就之一，也是蜀人的驕傲。

《自序》記載：“余喜本朝孫覺莘老之說，謂：‘杜子美詩無兩字無來處。’又王直方立之之說，謂：‘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老杜詩。’因留功十年，注此詩”

誠然，蜀地自漢文翁治蜀開始，大興教化，以此為根脈，延續數百年，形成了濃厚好學的文化氛圍。蜀人性情樂觀堅韌，為學多有自己獨立看法，不人云亦云，在治學方面肯下苦功。

序跋作為文集副文本，直接服務于文集，是解讀文集的著手點。著名的集注大家如趙次公，郭知達將自己集注緣由、集注原則、編寫體例等信息記錄在文集的序跋。集注的序跋文就像線引，可以通過它快速、全面引導后世學者掌握集注家的思路。

此外，在集注的序跋中，還記錄許多當時社會出版行業和治學風氣的信息，如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序》記錄了當時社會上妄加附會名人制造噱頭，為謀取經濟利益的社會風氣，“欺世售偽?！边@篇序文補充了宋代社會風俗的文獻材料，另外也可從中看到這些從事集注的蜀人，在為學、治學上的嚴謹和操節，這也正是蜀士以及蜀學在宋代可以造極一時的文化因素。

結語

宋代時期蜀人創作的序跋文章，因不是專門的文學創作，其文學藝術特色較為單一。但因其是服務于序跋，用以記錄豐富內容，蜀人在撰寫過程中仍然充分運用了各種表達技巧，尤其是部分序跋文中強烈的情感抒發，使得序跋不再平鋪直述、單調乏味，增強了其可讀性。

參考文獻：

[1]沈約,《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