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開始野外觀鳥是在1983年夏天。

說來慚愧，我的大學本科是野生動物保護專業，畢業后剛到黑龍江省扎龍自然保護區（1987年晉升為國家級，后面簡稱：扎龍保護區）工作時，在野外認識的鳥十個手指頭就能數的過來。盡管如此，我并不在意。因為我受過的訓練是，鳥是要在實驗室里鑒定才算數。當鳥在手中，我自信是能夠利用檢索表，查出它是誰。那時，鄭作新先生的《中國鳥類系統檢索》是最權威的分類工具。

圖1.《中國鳥類系統檢索》在我上學和剛畢業那些年是一本非常熱門的工具書。因為發行量有限我們很難擁有，只有幾位老師或圖書館有珍本，一般都是大家傳來傳去的用。我的這本是后來費殿金老師傳給我的。從它滿目滄桑不難看出歷經過很多人手，不知有多少人還把指印留在書頁上。現在它大多數時間靜候在書架上。

顛覆我自信的，也是引我開始野外觀鳥的是在1983年夏天，ICF組織來自美國的Earthwatch志愿者到扎龍，與我們一起做鳥類調查。每兩周來一批，每批大約有一周時間在扎龍。為此，我們設計了三條穿過不同棲息地類型的觀鳥路線。沿著這三條觀鳥路線，1983年中美聯合調查隊做了8次重復野外調查，1984年又做了2次重復調查。

圖2. 中方和ICF/Earthwatch成員同在野外調查。這是沼澤濕調查路線的起點，在吐木克村西入龍泡子的溝口。那時，濕地里水很深，一般都齊腰深，溝子里1.2-2米左右。我們調查的區域，吐木克村南，有片很大的鷺類群巢區，有草鷺、蒼鷺、白琵鷺、大白鷺、白鹮等鳥類，保守估計這個巢區有二萬個鳥巢。?George Achibald

當時，中國剛剛開始對外開放，那是我們接待的最早的外國專家團隊。黑龍江省林業廳野生動物資源管理和保護處（保護處）非常重視，為此專門組織了一個專家接待團隊，其中包括：馬建章（東北林學院，1985年更名為東北林業大學（東林））、杭馥蘭（東林）、馬逸清（黑龍江省自然資源研究所，2007年更名為黑龍江省科學院自然與生態研究所）、費殿金（齊齊哈爾師范學院，1996年更名為齊齊哈爾大學）、李金錄和馮科民（黑龍江省野生動物研究所），由才瑞海（東林）做翻譯。保護處的楊純處長和李春源副處長親臨扎龍坐陣指揮。當時，扎龍保護區的領導班子為臨時班子，幾位領導都出面了。我們幾個剛畢業不久的大學生不夠資格做正式接待團成員，只做見習陪同。

第一次和這些老外一起在野外觀鳥，就很快發現，盡管他們是外來的，我們是本地的，但在野外鳥類識別上我們完全沒有優勢。

天吶，一只鳥剛剛從眼前飛過，他們竟能立刻說出鳥的名字來！

我很理解我們的教授們只憑看飛鳥，是不能立刻說出鳥名字的。因為那時的我們常用的專業分類手段是要把鳥拿到手中，看它的“跗樜前緣是否有盾鱗”，或數一數“初級飛羽是九根還是十根”等分類特征，來確定這鳥的分類地位。

當然，我這里有點夸大這類方法在野外觀察中的劣勢，當新種被發現仍需要依標本的細微特征來做分類鑒定。

在野外若想看清鳥的特征，第一件事就是要有望遠鏡。而那時我們（中方參與人員）只有幾副望遠鏡，要3-4個人共享一副。每次看到一只鳥，你只能一邊緊緊盯住那鳥的位置，一邊著急的等待望遠鏡傳到你手中。運氣不好的話，等你拿到望遠鏡時，那只不停跳躍的鳥已經在你的視野中消失了。

而那些老外每個人都有望遠鏡，盡管形態各異。還有個別人同時帶著高倍（單筒）望遠鏡，更讓我們望塵莫及。所以，鳥對他們來說是近水樓臺，總能在我們之前看清鳥的特征的。

圖3. 每次看到鳥，大家都迫不及待想通過望遠鏡仔細觀察，然后再看圖譜中鳥的特征。照片中的單筒望遠鏡和圖譜都是國際鶴類基金會帶來的。從我脖子上垂下來的那條白繃帶正栓著扎龍保護區科研科唯一的一副舊雙筒望遠鏡。從左向右：才瑞海、馮科民（后）、蔣星星、李金錄、杭馥蘭、費殿金、蘇立英。?George Archibald

后來，我發現一個竅門，每批老外團隊中總有幾個觀鳥高手。觀鳥時，我緊跟在觀鳥高手身邊。當鳥出現，他們很快就能分辨出是什么鳥，然后就會把手中的望遠鏡與我共享。這樣，我可以一邊通過望遠鏡觀察那鳥，還可以一邊聽他或她描述那鳥的特征。就是這樣，我野外識別鳥類的能力得到快速提升。

此外，他們不但人人都有望遠鏡，而且還人手一本《日本鳥類野外指南》(A field Guide to the Birds of Japan)，要知道他們是從美國來的。再說那《日本鳥類野外指南》就是一本畫書，可他們一看到不認識的鳥就去翻那本畫書。看了書上畫的鳥的特征，再通過望遠鏡仔細觀察，反復數次最后就能確定看到的是哪種鳥。對野外觀鳥，這可真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書。

后來，他們其中一個成員，看我很喜歡那本書，臨走時把他的書留給了我。我當然如獲至寶，立刻包上書皮，每天隨身攜帶，它幫我認識了很多鳥。這本書在中國東北和華北非常適用，大多數物種在中日兩國都有分布。這本書也是當時在亞洲畫的最好的鳥類野外指南。

圖4. 這幾天想到最初的觀鳥經歷，便把這本《日本鳥類野外指南》找出來翻看。它已經伴隨我40多年了，風韻猶存。

快速在野外確認這些飛翔、跳躍的鳥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有挑戰、有趣，也很讓人上癮的游戲。每次有人發現一只鳥都不會落下我，我一定要看個仔細。然后，詳細記錄鳥的位置、棲息地、行為和數量等信息。

這樣，我自然就成為每次野外調查的記錄員。晚上，回到駐地（也是我們的辦公室），我會把當天的野外記錄整理一遍，謄寫一份。其中，若有疑問之處，就去找杭馥蘭老師請教。每一批調查結束，我和杭老師還會把那十來天的調查結果總結出一個完整的名錄。這個過程加深了我對這些鳥的了解和記憶。非常幸福的是當時沒有發表論文的壓力，也沒有以此獲名利的想法，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這些鳥上。

當這個名錄最后確定之后，我都要把這個名錄和野外記錄謄寫一式三份（那時沒有復印機）：給扎龍保護區一份，黑龍江省林業廳野生動物管理處一份，我自己留一份。前幾年，扎龍保護區的小高對我說，他們辦公室搬家時竟看到我當年寫的調查報告。我對他說，如果還能找到的話，我希望能再見到它們。可惜之后就沒有消息了，這是后話。

那一夏一秋，杭老師一直住在扎龍。白天腳踩泥水，仰頭尋覓飛鳥；晚上伏案整理，切磋記錄的過程，讓我們結成了親密的亦師亦友的忘年交。以后的幾年，每次我回到哈爾濱，一定抽時間去杭老師那匯報我在扎龍的新發現。她對我在專業上成長有很多指導和鼓勵。

圖5. 杭馥蘭老師從四川大學生物系畢業后一直在東北林學院工作至退休，主要教普通動物學，但沒有教過我這門課。杭老師帶我們去東北林學院帽兒山林場的老山站進行鳥類學和鳥類分類學實習，在與我們班的女生同住時我才與她相識。她對學問特別認真，很多人可能認為刻板，但生活上非常簡單。盡管她對使用檢索表分類很熟悉，但對野外觀鳥，并通過圖鑒識別鳥類與我一樣有興趣。就在那幾年，她和常家傳老師合作編寫了《中國鳥類名稱手冊》。?George Archibald

其他大領導和大教授們只待了一兩周就各回各處了。費殿金、李金錄和馮科民三位老師，隨一批批老外更換，時來時往。朝夕相處的野外觀鳥過程，讓我和他們也熟絡起來。他們都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鶴類和水鳥研究的領軍人物（欲了解更多他們的工作見拓展閱讀）。

那年ICF/Earthwatcher團隊來了一批又一批。當時，我的注意力主要在鳥上，對他們沒有太注意。多年后回想起來，他們中間除了ICF主席喬治 ·阿奇博(George Achibald)，還有幾個不尋常的人物。其中，有早期研究沙丘鶴，又做沙丘鶴為美洲鶴異親代孵項目的Rob Drewien博士；還有后來WWF在中國第一任首席代表Jim Harkness(郝克明)。

隨著幾個月的野外調查，大家（中方參與野外調查的成員）發現我們的記錄極大地豐富了之前的扎龍鳥類名錄。這是一個可喜的成果。調查結束之后，大家坐在一起，商量如何處理這個成果。第一步要寫個調查報告，大家做了分工。分配給我的任務是協助費老師，匯總鳥類數據，撰寫報告的鳥類生態概述（總論），并協助杭老師撰寫鸻形目和雀科中各種鳥類的描述。其他老師們也都各自負責不同的科、屬中的各種鳥類的描述。這個報告是后來出版的《扎龍鳥類》的初稿。

報告出來了，交專家評審，被質疑。你們有標本嗎？沒有。“那你們怎么確定看到的鳥是哪種？” 只憑望遠鏡看，對照《日本野外鳥類指南》來確定野外記錄？這怎么能作為依據呢？！

那時，科研報告（成果）的鑒定不但非要附原始數據，還要有標本記錄才能做為依據。所以，我們那個年代的人都會采標本（打槍、設網）、做標本，與現在動物專業和野生動物保護專業提供的訓練技能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正是因為這些質疑，后來一有機會我就去各大專院校和研究所的標本室。我翻遍了東林、東北師范大學（東北師大）和中國科學院北京動物所（北京動物所）等標本室里的相關標本，每當看到一個標簽上寫著來自齊齊哈爾（扎龍）我都心情激動，心中暗道：“又找到一個證據。”。其實，有些種我在野外已經著實看到過很多次了。

后來，總結我的野外觀察和查閱各個標本室的記錄，執筆撰寫了《扎龍自然保護區鳥類區系的初步研究》一文。只可惜當時，我對保管記錄不上心，這些記錄后來大多散失，如今悔之晚矣。

這個找標本的過程，又讓我有機會結識，并近距離接觸了譚耀匡（北京動物所，當時中國鳥類學會秘書長）和高瑋老師（東北師大）。在常家傳老師負責的東林標本室，我更是進出頻繁的常客。這些老師們對我饒有興趣地在積塵中翻箱倒柜很驚異。同時，我想他們心中也是欣喜的。

這種反反復復的在野外觀察，再到標本室里把標本拿在手中看，再去野外觀察的過程，讓我學到很多鳥類形態和行為上的特征。再結合書中的描述，加深了我對這些鳥的了解。例如，鳳頭麥雞在很多書上的描述是“雌雄同型”，意思是雌鳥和雄鳥的形態相同，或非常相似。我在野外的反復觀察中發現，雌雄鳥羽色是大致相同，但在色調上有差異。問題是在野外觀察，不能把鳥抓來解剖驗證我的觀點。為此，我到東林標本室，找出所有的鳳頭麥雞標本（十幾個），擺在試驗臺上，把標簽隱藏起來。讓常家傳老師做裁判，我只看羽衣（不必拿到手中），說出是雌（包括幼鳥）是雄。結果是百發百中，讓常老師驚嘆不已。這樣的小小結論被證實，更進一步鼓勵我對野外觀鳥的興趣。

圖6. 鳳頭麥雞（學名：Vanellus vanellus）中國北方的草甸、濕地都可以見到它們三五成群。它們色彩鮮明，翼上覆羽和前胸的領圈有金屬光澤。你若仔細觀察，會發現雄鳥（右）的深色羽毛和有金屬光澤區域較雌鳥面積大顏色更濃，光澤更亮。在歐洲，因為它分布廣，做為一個物候指示種，有超過一百年的記錄，由此為研究氣候變化與鳥類的反應提供了很好的資料（見拓展閱讀）。圖片來自互聯網

那年（1983年）ICF通過這個項目，為扎龍保護區捐贈了五萬美元的儀器設備（包括望遠鏡、孵化器、復印機、對講機、錄音機等）和書籍資料等用品。其中，讓我們幾個科研科當時的年輕人最受益的就是那幾副望遠鏡和有關鳥類的書籍。

自那之后，一有時間我就挎著望遠鏡到處溜達。一夏一秋下來就對扎龍濕地中常見的鳥類開始爛熟于心。幸運的是，那時扎龍的鳥很多，在遷徙季節出去三五天就能記錄到九十多種鳥。

這些鳥中，不必說隨時都會從天上逍遙緩慢飛過的草鷺、蒼鷺，遍地忽扇著翅膀的鳳頭麥雞，僅鹀類就有十五種，其中有三種在蘆葦沼澤中繁殖的鹀，我很喜歡觀察它們。紅頸葦鹀非常常見，時常看到它蹲在葦梢上，悠悠然地鳴唱。可惜，2005年后，我在扎龍濕地只見到它一兩次。葦鹀和蘆鹀在形態和羽色上非常相似，每次見到它們我都要琢磨一陣。近年來蘆鹀也幾乎絕跡，只有葦鹀還偶爾能見到。由此可見，這些鹀中從那時的常見鳥類，變成現在的罕見物種的不僅僅只有黃胸鹀。

圖7. 查閱幾本野鳥指南，我還是覺得日本野鳥指南中對紅頸葦鹀、蘆鹀、葦鹀畫的最好，也可以說貼近野外觀察到的特征，尤其是對紅頸葦鹀描繪。當然，對雄性葦鹀的描繪，蘇聯鳥類野外指南（A Field Guide to Birds of the USSR）略微勝一籌。

黑眉葦鶯是對人最友好的鳥，你若在蘆葦中穿行，一路都會有它的歌聲伴隨。你若仔細觀察，見到十幾個它們綁在葦莖上的巢也不足為奇。鷸類行蹤隱秘，動作敏捷，對初學者的捕捉技巧極具挑戰；柳鶯等只在遷徙季節路過扎龍，我對它們的觀察不多，了解有限。有時，一群沙錐在眼前掠過，真巴不得能把它們抓在手中，仔細看看它們尾羽的形狀。

在那之后的幾年里，每年春天都有一些來自歐洲（英國、德國、荷蘭、瑞典、芬蘭等國）和美國觀鳥團到扎龍觀鳥。這些觀鳥團里不乏有觀鳥高手，我可以很自信地以當地觀鳥人的姿態與他們平起平坐地切磋觀鳥經驗。當然，最有趣的是當我們看到一只拿不準是哪種鳥的時候，通過觀察用互補式說出這個鳥的不同特征，像拼圖一樣拼出完整鳥的畫面，確定物種名。這個游戲我們常玩得不亦樂乎。

幾十年過去，野外觀鳥在中國已是一種比較常見的戶外運動了。觀鳥節等活動從南到北此起彼伏，中國鳥類名錄也隨著野外觀鳥的普及而加長。中國野外觀鳥指南也從無到有，形式多樣。望遠鏡更不是制約觀鳥的稀罕物了。唯一讓我遺憾的是，鳥沒有四十年前多了。

對我個人來說，野外觀鳥不僅僅是一個野外鳥類調查的技巧，最重要的是它成為我終身受益的欣賞自然的娛樂活動。

編輯：侯博 劉濤 程雅暢 郭志偉 唐林芳

Both, C., Piersma, T., & Roodbergen, S. P. (2005). Climatic change explains much of the 20th century advance in laying date of Northern Lapwing Vanellus vanellus in The Netherlands. Ardea, 93(1), 79-88.

費殿金. (1989). 齊齊哈爾東郊東方白鸛繁殖情況的調查與觀察. 動物學研究, 10(3), 8.

費殿金, 車仁富, & 楊正明. (1985). 扎龍保護區草鷺、蒼鷺繁殖習性的初步研究. 動物學雜志(2), 15-19.

馮科民,李金錄. (1985). 丹頂鶴等水禽的航空調查. 東北林業大學學報(1), 80-87.

馮科民, & 李金錄. (1986). 丹頂鶴的繁殖生態. 東北林業大學學報(03), 41-47.

李金錄, 馮科民. (1982). 烏裕爾河下游地區的白鶴. 野生動物(1).

李金錄, & 馮科民. (1985). 丹頂鶴及白鶴的越冬研究. 東北林業大學學報(03), 137-144.

許杰, & 費殿金. (1993). 東方白鸛在烏裕爾河下游濕地的繁殖動態及保護. 野生動物學報, 000(001), 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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