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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周報以翻譯、掃描輿論場上的觀點文章的方式，為讀者呈現全球思想動態。本期思想周報，我們關注《瘋狂的麥克斯》系列新作《狂暴女神》上映后的各路反響，以及英國近年來愈演愈烈的無家可歸危機。

文｜盧南峰，莊沐楊

備受關注的《瘋狂的麥克斯》新作

2024年5月15日，《瘋狂的麥克斯：狂暴女神》（Furiosa: A Mad Max Saga）在戛納電影節首映，并于5月24日在美公映。該電影將于6月7日在中國大陸上映。作為廢土科幻的扛鼎之作《瘋狂的麥克斯》系列的新作，這部電影在上映之前就備受關注和期待。

《瘋狂的麥克斯：狂暴女神》劇照

九年前，它的前作《瘋狂的麥克斯4：狂暴之路》（Mad Max: Fury Road）以其極致的廢土美學、瘋狂的末世逃亡，在全球斬獲3.7億美元的票房，獲得奧斯卡多項大獎，并被英文影評網站爛番茄評為2015年最佳電影，還被《滾石》等媒體譽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動作片之一”“2010年代最好的電影之一”，乃至有發燒友將其稱為“曠世神作”。

今年上映的新作實則是一部前傳，故事設定在《狂暴之路》20年前，講述了前作女主角、“狂暴女神”弗瑞奧薩驚心動魄的成長史。年幼的弗瑞奧薩從原本的家園被掠走，落入軍閥狄門特斯（Dementus，克里斯·海姆斯沃斯飾）領導的幫派手中，在穿過荒原時，他們來到不死老喬（Immortan Joe，拉黑·休姆飾）所掌管的堡壘。在兩位暴君爭奪統治地位的同時，弗瑞奧薩必須在重重考驗中活下來，并想方設法尋找回家的路。在此過程中，她也逐漸成長為利落酷颯的狂暴女神。

目前，該作在爛番茄獲得90%的新鮮度和92%的觀眾評分（前作為97%和86%），在IMDb獲得8.0的評分（前作為8.1），似乎能夠擺脫“狗尾續貂”之憂。

但新作的口碑尚未蓋棺定論。《帝國娛樂》（Empire）給了這部電影5顆星，稱贊它“情感鮮明、人物驅動、動感十足”，“在這148分鐘里，特技和視覺效果的水準令人驚嘆。”《澳洲評論》（The Au Review）認為，《狂暴女神》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電影制作人之一推出的令人振奮的動作片……天才和堅持不懈的勇氣，造就了一部浮華、夸張、情緒化的動作盛宴，展現了導演無與倫比的創造力。”IGN非洲（IGN Africa）稱其為“完美制作”，“將一流的世界觀建構、具有情感共鳴的導演眼光、灼熱的表演、犀利的拍攝技術和令人戰栗的配樂交織在一起，這是一部非凡的英雄之旅，其間穿插著令人難以置信的動作場面”。

但并非所有的評論都如此熱情洋溢。《南華早報》形容這部動作片和2015年的《狂暴之路》一樣“浮夸”，但海姆斯沃斯（電影反派狄門特斯飾演者）提供了“額外的獎勵”。影評說：“真正讓影片賣座的是那些小片段。”“一只蜥蜴從頭骨里跳出來，然后被一輛怪物車壓死；假發落在樹枝上，樹枝長出嫩葉，用延時攝影記錄了弗瑞奧薩從年輕人變成年輕戰士的過程。”

更有媒體直接打出了差評。《洛杉磯時報》認為，《狂暴女神》“忘記了《瘋狂的麥克斯》系列電影的偉大之處”。而英國廣播公司（BBC）的評論則直言不諱：“與其說是令人興奮，不如說是令人筋疲力盡”，“盡管我尊重米勒瘋狂的愿景，以及他將這種愿景搬上銀幕的不可思議的能力，但《狂暴女神》似乎是那種填補了兩部系列電影之間空白的衍生漫畫小說，但卻與電影本身不太匹配。”

中文影評網站豆瓣同樣對這部作品褒貶不一。批評者認為“如果抱著《狂暴之路》的期望一定會失望”“文戲太多”“無聊透頂”，擁躉者則表示“比上一部劇情豐富”，“動作場面減少，但是人物更加完整立體”，“對女性充滿接近于神的崇拜，（女性）具有力量、愛和生育力，又能打”。

5月24日，《大西洋月刊》網站刊發了大衛·西姆斯（David Sims）對導演喬治·米勒的采訪報道，題為《世界盡頭的喬治·米勒》（George Miller at The End of The World），文章介紹了《狂暴女神》的創作背景與理念。

大衛·西姆斯回溯到該電影系列的源頭：上世紀70年代末，當喬治·米勒開始構思第一部《瘋狂的麥克斯》時，他對電影的世界觀設定只有一個模糊的概念。他只知道他的獨立處女作將是一部動作片，在澳大利亞鄉村拍攝，成本低廉。巡警麥克斯（梅爾·吉布森飾演）在寬闊空曠的道路上與狂暴的摩托車幫派作戰，由此產生的電影提供了一種一眼就能識別的現代生活愿景與社會崩潰的詭異氣氛。兩部續集——《瘋狂的麥克斯2》（1981）和《瘋狂的麥克斯：超越雷穹》（Mad Max Beyond Thunderdome，1985）——強化了末日感，但對作品之間的連續性漠不關心，每一部新的、基本是沒有計劃的電影，都加入更多奇異的沙漠超級惡棍，讓麥克斯與其展開狂野的飆車行動。

作為一名急診醫生，米勒拍攝《瘋狂的麥克斯》的部分靈感來自于他在工作中目睹的混亂，以及他成長過程中看到的事故。這部熱門電影成為了其職業生涯的標志，盡管他參與了許多其他廣受好評的電影，如《東鎮女巫》（The Witches of Eastwick）、《小豬寶貝》（the Babe）和《快樂的大腳》（Happy Feet），以及最近的《三千年的思念》（Three Thousand Years of Longing），但《瘋狂的麥克斯》一直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如今，在原版問世45年后，他推出了該電影世界的第五部作品——《狂暴女神》。《狂暴女神》在前作中精心設計的反烏托邦基礎上，解釋了由安雅·泰勒-喬伊（Anya Taylor-Joy）扮演的主角弗瑞奧薩的起源。

對米勒而言，這個系列得以繼續存在，本就是意外之喜。米勒在采訪中表示：“老實說，在拍完第一部《瘋狂的麥克斯》之后，我從沒想過我會再拍一部電影，這太艱難了。我很幸運，它引起了觀眾的共鳴，尤其是國際觀眾。我并沒有自欺欺人地認為這是因為我特別聰明。這是因為我們無意中挖掘了一些原型，我把理解它作為自己的工作。”

在這中間的幾年里，米勒描繪了一個以汽車、槍支和石油為中心的未來，在那里，幸存的人類駕駛著加大馬力的老爺車，從事穴居人級別的暴力活動。《瘋狂的麥克斯》系列電影一直都能理解迫在眉睫的環境崩潰帶來的恐懼，但《狂暴之路》有著獨特的先見之明，它以一座山地堡壘為背景，由一個名叫“不死老喬”的白面變種人統治。老喬帶領一群被稱為“戰爭男孩”的放射性士兵，通過從地下抽取剩余的少量水來控制他的民眾，同時警告城堡里的群眾:“我的朋友們，不要對水上癮！”

《狂暴之路》描述了一個荒漠廢土化、充斥著極端利己主義和父權主義惡棍的恐怖世界，老喬在地牢中囚禁了一群女人，把她們當作“妻子”奴役，這些元素使其成為2010年代中期完美的啟示錄故事。米勒表示:“這些故事有可能相當豐富，因為它們是寓言性的，就像美國西部片基本上是寓言性的一樣。”“一部電影通常需要10年左右的時間，才能在某種程度上融入時代精神。這個過程現在正在加速，因為信息在各個方向的流動要快得多。”

事實上，《狂暴之路》的大部分內容已經融入了互聯網語言，無論是戰爭男孩向英靈殿（Valhalla）發出荒謬的祈禱，還是麥克斯抱怨道:“那是誘餌。”（“That’s bait”）。而前作中由塞隆（Theron）飾演的弗瑞奧薩——一個有著機械手臂、剃光的腦袋上沾滿機油、目光犀利的女武神——也許是它最獨特的創作。她在電影中不知從哪里冒出來，策劃營救老喬的妻子們，并把麥克斯卷入了混亂之中。當米勒和《狂暴女神》的聯合編劇尼科·拉索里斯（Nico Lathouris）構思《狂暴之路》時，他們為她勾畫了一個完整的背景故事，創作了一個前傳劇本，他們考慮同時拍攝，或者把它變成一部動畫作品。

米勒表示:“《狂暴之路》幾乎是真實發生的。所有的劇情、所有的背景故事都必須在運行中。為了講述這個故事，我們必須了解一切——不僅是所有的角色、角色的動態、關于世界的信息，而且每個道具、每個手勢、每個話語都必須以某種方式得到基本定義。”拍攝《狂暴之路》的過程充滿了麻煩，而且非常緊張，因此推遲了拍攝前傳的計劃——不管是否以動畫形式呈現。米勒說:“我們需要用《狂暴女神》的故事來講述《狂暴之路》的故事，而在這么多年之后，我們終于完成了這個故事。”

雖然《狂暴女神》仍然充斥著動作場面，但不同于《狂暴之路》那種只在幾天內發生的、令人腎上腺素爆棚的場面，這是一個持續15年的漫無止境的流浪傳奇故事。《狂暴之路》讓觀眾投入到行動中，一刻不得喘息，而《狂暴女神》則不慌不忙地沉浸在米勒世界的細節中。《狂暴之路》基本上是一部越獄電影，而《狂暴女神》則是對復仇極限的沉思——而且它不怕讓觀眾失望。米勒說：“人們說，它與《狂暴之路》不同，我認為這是一種褒義。”他曾經拍過一些顛覆人們預期的續集，比如黑暗無序的《小豬寶貝2：小豬進城》，以及充滿愛和怪誕的《快樂的大腳2》。“一個故事總是需要一些新鮮的東西，這樣在進化中就不會停滯不前。然而，它又必須是似曾相識的。”

就像塞隆一樣，泰勒-喬伊的表演基本是無聲的。弗瑞奧薩在整部電影中說了大約30句對白，但她總是用眼神來表達情感。對米勒來說，電影史上最有趣的人物往往是那些簡潔的人物。“弗瑞奧薩很少說話，因為這是必要的，她變成了一個行動的而非言語的生物，這基本上是廢土里唯一真正有意義的東西。”

弗瑞奧薩對沉默的嗜好，也定義了她與自大的反派二人組不死老喬和狄門特斯（Dementus）的完全對立。在設計老喬的形象時，米勒盡可能走中世紀的道路，把他放在最高的塔上，把他變成了周圍人心目中神一般的人物。“他基本上是以歷史上許多人用過的方式運作的，用的是20世紀以前的技術；大多數煽動者把重力（gravity，這里指高高在上）作為他們的競爭優勢。然而，狄門特斯是一種完全不同的動物。他的競爭優勢是機動性，就像歷史上所有的人物一樣，從羅馬人到成吉思汗再到漢尼拔，他在這片土地上大肆掠奪。”

米勒說，老喬在他的城堡里發表簡短的強人演講，而狄門特斯則是一個冗長而滑稽的生物，他擁有強健的體格，但“更多地依賴于他的個人魅力，而這種魅力在于其不可預測性”。“我們不知道他會走哪條路。他總是很吸引人，很危險，而且他很幽默，他是一個騙子，這是故事中另外一個常見角色。”相比之下，沉默寡言的弗瑞奧薩顯得更加英勇，當狄門特斯試圖用一段接一段的獨白為自己的邪惡辯護時，她一言不發，怒火中燒。

米勒在采訪中表示:“人類是讀臉的。”電影研究人員跟蹤觀眾的注意力，以確定他們在看電影時關注屏幕的哪一部分——“幾乎不可避免地，他們在看眼睛。”《狂暴女神》對主人公所處的世界有著復雜的看法，但對于如何知道誰值得信任，卻有著鮮明而簡單的看法：只要盯著他們的眼睛看。“這是人類出現之前就存在的東西（prehuman），這是我們生存和理解所需要的東西。”這就是弗瑞奧薩何以成為他完美的銀幕英雄：她是現代大片中的明星，但卻脫胎于最早、最原始的電影語言時代，用一個眼神就能傳達她需要的一切。

英國深陷近年最嚴重的無家可歸危機

根據英國政府最新統計數據，該國的無固定居所人群在2023年最后三個月內激增了16%，已經高達45000戶——相比之下，2022年同期的數字則是39000戶。按照《衛報》和《金融時報》等媒體的說法，英國目前已經陷入了全球發達國家之中最為嚴重的“無家可歸危機（homeless crisis）”，包括兒童在內的居住在非固定居所的人數更是讓這一情況變得更加緊急且棘手。

當地時間2023年8月2日，英國倫敦，流浪者躺在商店門口。

面對這一危機，在野工黨的影子內閣地方發展大臣阿姆斯伯里（Mike Amesbury）將矛頭對準了執政多年的保守黨，稱正是該黨的錯誤政策導致英國陷入如今這番境地，并語帶揶揄地抨擊道，拜保守黨所賜，大量英國兒童只能在臨時住所長大，從學校回到居所的他們只能在床上吃完晚餐。對此，保守黨地方發展部的發言人則回應稱，國會已經通過高達12億英鎊的專項撥款用于改善國民居住條件，輔以增加住房補貼等手段，為160萬領取住房福利的私人租房者額外提供了800英鎊，用于他們的租金支出。然而，回顧保守黨2019年開出的政治支票，當時他們宣稱，到2020年代中期，保守黨當局每年將增建30萬套住房用于緩解住房短缺問題，可事實上，去年一整年英國全國新增住房也就23萬余套，而且極大概率到2025年，該國的住房供給也無法兌現保守黨當初的承諾。

而即便面對前所未有的住房危機，保守黨當局卻也采取了一些頗為激進的舉措。例如，去年11月，時任內政大臣蘇拉·布雷弗曼（Suella Braverman）便計劃在英格蘭和威爾士對被認定為拒絕當局所提供幫助的無家可歸者實施新的處罰，包括禁止人們使用帳篷在街頭露宿。在社交媒體平臺X（前推特）上，布雷弗曼直言，任何人在英國都不應該睡在街頭的帳篷里，政府會支持真正的無家可歸者，但不能允許英國的街道被一排排的帳篷占據，并稱這種街頭露營生活為一種“生活方式”，而選擇這種方式度日的人，理應有其他的選擇。布雷弗曼還進一步補充，稱自己的主張只是為了阻止那些在公共場所搭帳篷、乞討、偷竊、吸毒、亂扔垃圾和破壞社區環境的人，而政府的新舉措就是為了避免英國陷入美國加州舊金山和洛杉磯等地那般臟亂差的境地。

但不論布雷弗曼如何解釋，她的說法都被視作上位者的傲慢，不出所料地招來了反對黨和其他政治人物的抨擊。倫敦市長薩迪克·汗就表示，保守黨當局對于這些帳篷露宿者的態度令人心寒。該國著名的住房慈善機構Shelter更是逐條駁斥布雷弗曼的說辭，稱流落街頭絕非什么“生活方式”的選擇，而是恰恰標志著保守黨當局政策的失敗，并且，任何人都不應該因為無家可歸而受到懲罰，給睡帳篷的人和幫助這些人的慈善機構定罪是不可接受的行為。

而即便布雷弗曼在此前的內閣改組中卸任內政大臣，保守黨當局依然疲于應對住房危機帶來的無家可歸者激增問題，比如英國國家統計局一度提議減少對因露宿街頭致死的案例數字的公布——在2021年，英格蘭和威爾士登記在冊的無家可歸者中約有741人死亡，其中有35%死于吸食毒品，13%是自殺，10%則是酗酒致死。這些數字乍看起來，似乎在某種程度上佐證了布雷弗曼此前的判斷：露宿街頭者之中，的確存在著大量的癮君子和酒鬼，他們在衛生和治安上對當地街區的確是個隱患。但反過來，之所以這些無家可歸者會靠酒精和毒品度日，甚至最終死在街頭，也與當局始終沒有對露宿街頭的民眾投入足夠的資源有關：無論是住房供給的短缺，露宿者的心理和健康干預缺失，再到布雷弗曼式的短視政策，都在讓情況更加惡化。

《金融時報》的專欄作者、首席數據分析師伯恩-默多克（John Burn-Murdoch）則通過詳盡的數據和圖表，分析英國何以陷入發達國家中最為嚴重的無家可歸危機。與本文開篇援引《衛報》的統計有所不同，伯恩-默多克將英國的無家可歸者定義為沒有固定住所的人。按照他的統計，英國真正的露宿街頭人口，每一萬人里的占比其實遠低于美國、比利時、德國和加拿大等歐美發達國家，但一旦納入居住在臨時住所的人口數量就會發現，英國每一萬人里就有50余人生活在這些條件惡劣的居所里，這個數字遠遠超過排名第二、三位的比利時和法國。作者也強調，相比起街頭露宿者來說，蜷居在臨時住所的人們顯得更加“不可見”，而據統計，居住在臨時住所的英國家庭數量自2010年至2023年期間成倍增長，從48000戶增加到了112000戶之多。

在其個人X賬號上，伯恩-默多克也進一步說明了自己根據統計得出的結論。他表示，對于無家可歸者的統計早已應該突破固有的刻板印象，不能只把目光對準露宿街頭的人們；而如果有人質疑居住在臨時居所的人不算“無家可歸”的話，他建議這些人多讀一讀住房慈善機構Shelter所公布的數據：據信在居住于臨時居所的英國人里，40%的人不同程度地遭到霉菌、潮濕環境的侵襲，35%的人則遭遇蟲害和動物侵擾，另有18%的人面臨著取水困難等問題，這些臨時居所的環境之惡劣可見一斑。另外，臨時居所對于兒童和青少年的負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大批居住在臨時住處的孩子們會面臨不斷的以及由此導致的輟學；而僅僅在過去五年中，整個英格蘭已經有55名兒童因為臨時住所環境過于糟糕而去世。

對此，伯恩-默多克呼吁當局加大公有社會住宅的建設力度，盡管他也承認，這在一個資本主義市場體制下或許會是一項頗具爭議的舉措。同時，與足夠數量的社會住宅建設和住房補貼同樣重要的，還有交由市場機制調節的新房供應。他認為，維也納和赫爾辛基等歐洲大城市的經驗足夠英國政府借鑒，這兩個地方均提供了相應的公有住房，讓無力負擔高房租的當地居民可以解決居住問題，同時這兩處的商品房買賣與租賃價格卻又完全是市場決定的。不過眼下保守黨蘇納克內閣已經宣布將于7月初舉行全國大選，住房問題是否能得到解決，又將如何解決，或許也會面臨選票的考驗。

在英國，無家可歸與露宿街頭也被一些民眾視作烙印在當地文化中的一環。近日，一個“無家可歸者博物館”（Museum of Homelessness）就出現在了北倫敦地區，這是整個無家可歸者展覽在多年的流動展出之后，首次在固定場所對外開放。創辦人之一的杰斯·特爾透（Jess Turtle）來自威爾士加的夫地區一個名為Wallich Clifford 的流浪者社區，她在與志同道合丈夫馬特結識之后，決定將自己和更多無家可歸者的遭遇展示在世人面前，以呼吁人們重視英國的無家可歸者和住房危機。在這個博物館里，所有展品背后都有一位露宿街頭或蝸居在臨時居所的無家可歸者的悲慘遭遇。按照杰斯和馬特的說法，“無家可歸”已經成為英國當地社區文化難以割舍的一部分，顯然這種“文化”布滿了創傷，而像杰斯這樣的人也一直致力于改善人們的居住條件，哪怕是對露宿街頭的流浪者們給予最基礎的關懷——在接受BBC采訪的過程中，杰斯就臨時中斷對話，跑去給一個因為露宿街頭而被逮捕的流浪者提供幫助，她和她的團隊的工作實際上也揭露出住房危機背后的難民問題：許多難民在失去政府提供的臨時居所之后也流落街頭。只是，令人遺憾且又略帶諷刺的是，由于許可證的問題，杰斯和她的團隊開設無家可歸者博物館的場所并不能用于給流浪者們提供臨時居所。就像伯恩-默多克所總結的，無家可歸問題反映出的是英國政府自1970年代以來最大的無能，即住房供應體系的全方位失靈。一旦政府無法在社會住宅供給上加大力度，英國社會只會在這個危機中越陷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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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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