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作家安昌河創作的“信仰三部曲”（《千日旱》《血與骨》《山桃紅》）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而此時距其交稿已逾三年，距其創作起始已逾六年，距其醞釀構思已逾十年。十年磨一劍，匠心至初心。這部橫跨一個世紀的百萬字長篇巨著沿襲了安昌河一以貫之的文學理想國——秦村—土鎮—愛城，這三個地方“剛好構成一個相對完整的社會建制：出生在秦村，求學在土鎮，發展在愛城，死亡在秦村，正好形成一個圓”，依次見證了人生的起承轉折。而安昌河就如一位兢兢業業的打石匠，用鐵楔、鏨子和手錘深入到“秦村—土鎮—愛城”的每一寸肌理中，一點一點摳鑿著這片文學世界的孤峰、平原與盆地，賦予其地理景觀、人性景觀、社會景觀和歷史景觀。關于苦難與希望、信仰與背叛、欲望與救贖的故事，就埋藏在那層砂礫與粉末混雜的石屑里。

安昌河“信仰三部曲” | 四川人民出版社

/穿過命運那扇窄門 /

“我決定當一個作家了。”

安昌河對苦難的執拗似乎是與生俱來的。特殊年代，歷史的錯位使他的父輩被一種龐大且無形的力量牢牢摁住，“這種羞恥是會進入血脈的，會像基因一樣遺傳給子孫”，于是孤獨的文字便成為安昌河的精神出口，“躲在防空洞里看小說，躲在小溪旁的樹叢里看小說”，躲在事物的背陰處旁觀著周圍的一切；16歲時，安昌河被迫輟學，遠赴山西煤礦，在瓦斯與塌方的險境中開絞車、打炮眼、鏟煤塊，感受著那種來自青年的、積極熱血的“清澈的愚蠢”。

安全感在這里似乎成了一組反義詞，一種因貧窮和饑餓帶來的生存危險置換了另一種恐懼和意外帶來的死亡危險，“曾經有一個班被垮塌的頂板石壓在下面，收拾他們的遺體時，得拿木楔子從地上往起刮”，好在“那時候國家干部的工資百十塊不到，我一個禮拜就可以掙他們一個月的工資”。20世紀八九十年代，“煤礦還是一個藏污納垢、逞兇斗狠的地方，好些犯了事的、躲避仇殺的，都往煤礦里跑”，鋼絲上的平衡術維持了數年之久，安昌河也因此見識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并對人性有了更加切身的感受。

安昌河在山西

日復一日的超負荷機械勞動終究抵消了初入社會時的新鮮感，相較于豐厚的經濟回報，安昌河更傾心于那些方塊漢字組合的奇妙力量，相信工友們嘴里吐出來的帶著顆粒感和煤灰氣的鄉野故事，相信夜幕下的高原上一盞盞星辰點燃的大地輝光。在此期間，閱讀的渴望如同嘴角上那簇蓬勃的胡須，因為擔心長篇不過夜，安昌河甚至做到了對《先秦散文選》和《宋詞三百首》爛熟于心，并在那些激揚頓挫的文言停頓中確認了自己的方向。沒多久，他買了一張火車票，將自己押回了故鄉安縣鄉村。

“我決定當一個作家了。”

安昌河鏡頭下的安昌河

（橫屏全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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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仰中尋求光明/

“誠如余華先生所言，文化館的確是個好單位。”

回到故鄉那幾年成了冰與火的分界線，尤其是父親去西藏務工后，伺候莊稼地的重任全壓在了安昌河肩頭。白天在土地里耕作，夜晚在一本四角號碼的詞典里耕耘，那些由字詞句段組成的文字迷宮使他由衷體驗到一種天然的快樂。“挖地的時候，先拿出來背誦幾組。背熟了，停下鋤頭，再拿出來讀幾組”，甚至憑著一本中學勞動技術課本《植物栽培》，安昌河不僅“種出了村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最好最高產的辣椒！還學會了怎么施葉面肥”。

修理地球的夙愿被結婚生子的“人生波折”攔腰斬斷，為了償還戀愛和婚禮欠下的巨債，鄉村王子變成了個滿村子吆喝叫賣的“何豆腐”。豆腐行當沒能把他從泥淖里拔出來，盡管他做的水豆腐、豆腐干、豆皮品質極佳，但鄉村從來不缺石磨，更不缺對黃豆得心應手的平頭百姓。

毫無疑問，安昌河再次失敗了，也正是這次失敗讓他下定決心逃離農村。土地不養人，那就去縣城尋找機會。恰逢安縣電視臺招聘采編播人員，最低學歷要求高中，幾乎沒有正經寫作經驗的安昌河動了心思。雖然只有土地里的泥腿子文學訓練，安昌河還是從數百人中脫穎而出，那一刻，浮萍般游蕩的他有了《人生》中高加林躍出農門時的喜悅與歡心。不同于高加林的是，安昌河明白，自己無依無靠，只有一條道走到黑，才能看見黎明的曙光。

人到中年，回憶這段往事時，安昌河仍舊動情地說道：“每天晚上只睡三四個小時，我系統地讀完了《電視采訪學》《新聞寫作學》《新聞學》和一些著名新聞人的傳記。差不多三個月，我就成了臺柱子。半年不到，我就成了安縣的‘著名記者’。一年半后，我就自己開辦了兩三檔電視節目，成了部門負責人。”

那一刻，他知道自己成了。

當記者時的安昌河

這種成功并非對農村生活的剝離，相反，拿到人生中第一筆令人激動的版稅時，安昌河拆掉了村里的老房子，重建了一座三層小樓。“離鄉越久，他越加堅信：你有多討厭你的父親，最后總會變成你父親的樣子；你有多想遠離你的鄉村，最后總會以比你離開時更快的速度，回到你的鄉村。”

生活逐漸步入正軌，安昌河慢慢體會到了合同工不公正待遇的挫敗感，新聞事業也難以突破瓶頸，幾乎未經猶豫，他便提交了辭職申請書，準備遠赴河南另謀出路。命運卻在這時拐了一個彎，縣領導以解決特殊人才待遇的政策，將他再次留在了縣文化館。

從學生到礦工，從礦工到農民，從農民到記者，再從記者到文化館文學專干，兜兜轉轉一圈，最終還是那本翻得外皮發毛的四角號碼詞典拯救了他。

“誠如余華先生所言，文化館的確是個好單位。”

“5·12”汶川特大地震后三天在帳篷創作《我將不朽》的安昌河

/活著就是為了講述/

“我就像一張弓，永遠都是飽滿的樣子”

早在電視臺時，安昌河便創作了《鼠人》《鳥人》等一系列充滿魔幻色彩的長篇小說，這些作品為他帶來了部分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文學根據地“秦村—土鎮—愛城”也由此深深地烙印在了他的創作生涯中，成為一個抹不掉的文學印記。

進入文化館后，仿佛置身于一個五彩斑斕的萬花筒世界。最顯著的變化是，幾部小說接連出版。此外，作品《菜刀傳奇》改編為電影《刀見笑》（導演烏爾善憑借此片榮獲第48屆臺灣電影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作品《租妻七十二小時》改編為電影《踩橋》，進入魯迅文學院第十三屆作家高研班，獲得了一些文學獎項，整理并出版了十來部文獻研究、民俗文化和民間文學專著。

安昌河在魯迅文學院，從左至右依次為李進祥（已故）、

安昌河、劉一瀾、李明華

一個真摯的作家，在追逐社會普遍認可的成功時，往往會產生一種難以消解的復雜情緒，但安昌河始終保持著一種出身草根的韌勁，“我一直在認真生活，不管是在哪個環境，哪個狀態，我都是以一種極其認真的態度在生活，在熱愛生活，并且對未來抱有極大的耐心和希望。所以，我的創作從來沒有呈現出懈怠。我就像一張弓，永遠都是飽滿的樣子”。

文學評論家何平談及安昌河的創作時說道：“安昌河巧妙地復活了那些深藏在記憶深處的鄉村經驗，筆下的人物形象鮮明地展現了勤勞淳樸、執著堅韌的民族性格。其作品始終聚焦于善惡糾纏中的人性探索，挖掘出具有民族史志色彩的人性蘊涵。他講述的不僅是秦村故事、四川故事，更是樣本式的民族故事、中國故事。”

安昌河和《山桃紅》編輯

安昌河和《千日旱》編輯

長篇小說既是時間的藝術,又是空間的藝術，相比于之前的作品，“安昌河信仰三部曲”（《千日旱》《血與骨》《山桃紅》）可能呈現出另一個維度的秦村敘事，它們烏黑且明亮，如陽光灼灼地照射在礦井邊的煤堆上，如何長安坐在一條名為安昌河的涪江支流旁。

BOOK

安昌河“信仰三部曲”函套版 | 四川人民出版社

“安昌河信仰三部曲”由《千日旱》《血與骨》《山桃紅》構成，是作家安昌河潛心創作的三部長篇小說，以20世紀30年代苦難深重的農民、新中國成立前舍生忘死的共產黨員、改革開放年代進城的青年男女為對象，構建了獨屬于作者的“愛城—土鎮—秦村”精神家園。

《千日旱》以農民安子謙的經歷和視角，為讀者還原了一幅20世紀30年代因洪澇、干旱、兵災、人禍而帶來的末日景象。秦村人因種植罌粟惹來兵禍慘遭屠戮，接著由于洪水和持續的干旱，成為千里赤地。當村莊只剩下一個年邁的農民和一頭饑餓的野豬，誰會活到最后？這是一部苦難之書，也是一部希望之書。只要有信仰，只要心懷希望，萬物從未死亡，只是在孕育更大的生命的力量。

《血與骨》主要描繪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土地革命時期，土鎮青年安辰極如何領導一群志向遠大的青年，為推翻反革命政權而英勇斗爭的歷程。在革命遭受挫折后，安辰極依然堅守信仰，為理想英勇獻身。小說以土鎮的土地革命為切入點，生動再現了大革命前后農村社會的尖銳矛盾和劇烈變革，進一步勾勒出共產黨人篳路藍縷、披荊斬棘的奮斗軌跡，充分彰顯紅色基因底色。

《山桃紅》以秦村三個家族兩代人的愛恨糾葛為敘事線索，跨越秦村、土鎮、愛城、綿城四地，時間跨度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直至二〇〇八年，長達四十余年，描繪出一幅栩栩如生的人生百態圖。山、桃、紅既是故事的主角，又巧妙地呼應了《牡丹亭·驚夢》中的經典唱詞，人生萬事無不有，繁花落盡命如戲。歷經生活與情感的滄桑波折，夢境中回溯的何山終于揭開了故事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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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人民出版社·文學出版中心

初審：王 雪

復審：王其進

終審：黃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