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信罪，全稱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是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中新增的罪名。指的是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仍為其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器托管、網絡存儲、通訊傳輸等技術支持，或者提供廣告推廣、支付結算等幫助的犯罪行為，是電信網絡犯罪的重要“幫兇”。大家知道，詐騙團伙往往無法也不敢直接轉移支取騙來的資金，必須通過大量從別處收來的實名認證銀行卡，實現多次、多層級轉賬，快速將錢款“洗白”。如果沒有這些賬戶的參與，被騙資金很難流出。

相關資料顯示，幫信罪已導致大量大學生、老年人等社會弱勢群體涉案，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從數據上看，幫信罪案件數量在近幾年呈現出井噴式增長，起訴人數也逐年上升，已成為我國第三大罪名(僅次于危險駕駛罪和盜竊罪)。自2015年刑法增設幫信罪至2020年10月“斷卡”行動前，檢察機關共以幫信罪起訴6000余人。而“斷卡”行動以來，起訴人數直線增加，2021年共起訴近13萬人，是2020年的9.5倍。2022年起訴12.9萬人，2023年起訴14.7萬人，盡管2024年以來起訴幫信罪的數量有所下降，但整體仍處于高位。

幫信罪已成為當前社會的一個嚴重問題，其中，手機卡、銀行卡案件占據主導地位，占幫信罪案件總數的80%，這類案件多為向上游犯罪提供轉移支付、套現、取現的工具。他們的作案方式主要是出售、出租、出借本人的銀行卡或第三方支付賬戶。這些人往往因受騙或者利益的驅使而參與到幫信罪中，卻并未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已經觸犯了法律。比如，許多老年人由于警惕性低，有的為了一袋大米，有的為了賺十幾塊錢的話費，就把個人信息泄露給別人；還有好多是為了幫別人“忙”，就將實名辦理的銀行卡、電話卡的提供給熟人，從而淪為“電詐工具人”。

由于對法律的不熟悉，許多人到現在還不知道幫信罪。2023年1月22日，嵐山法警在社交平臺發布了一條短視頻，記錄了一名20歲出頭、剛踏出校園的女青年因犯幫信罪被送入牢門的情景。視頻下方有近11萬條評論詢問“什么是幫信罪”，顯示出公眾對此罪名的陌生和好奇。。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幫信罪涉案人員普遍具有低齡化、低學歷、低收入的特征，且初犯人員占比較高。有的電詐犯罪組織甚至已經將未成年人、在校學生、老年人作為重點發展對象。作為在校學生一旦觸犯幫信罪，將面臨刑事處罰，這也將嚴重影響他們的學業、就業以及人生道路。而老年人卷入幫信罪，輕者銀行賬號被凍結，被公安人員調查，重者獲罪被判刑，失去人身自由。

針對這一現象，我們提出以下建議：

1.對于在校學生、老年人等弱勢群體涉案幫信罪的處理，建議以教育為主，進行寬大處理

《2023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提及一個案例：8所院校的57名學生跨省實習時誤入詐騙團伙，檢察機關依法對他們不起訴或督促撤案，涉案學生均回歸了正常的學習生活。我們應當對最高檢的這一做法表示贊賞！同時，也希望各級司法機關對于涉案幫信罪的在校學生、老年人等弱勢群體，特別是那些初犯、情節較輕、被騙或脅從參加犯罪的人員，不作為犯罪處理，給他們一條自新的道路。辦案人員應當牢記“你辦理的不是案件，而是別人的人生”，給這些涉案人員一個出路。此外，在處理幫信罪案件時，應嚴格區分“明知”和“應當知道”的概念，避免將“應當知道”擴大解釋為“明知”，以確保幫信罪的打擊范圍精準無誤。同樣，也不應當僅以支付結算賬戶的流水金額認定情節嚴重，因為銀行卡一旦提供給電詐分子后就不受提供銀行卡人的控制，銀行卡的流水金額不應當作為幫信罪情節嚴重的標準。

2. 加強法律宣傳教育和防騙教育

法治意識淡薄是多數人觸犯幫信罪的重要原因。許多人特別是老年人對幫信罪的法律后果認識不足，容易受到不法分子的蠱惑和誘導，從而參與電信網絡詐騙等違法犯罪活動。因此，必須加強教育和宣傳，使廣大人民認識到幫信罪的嚴重性，從而主觀上杜絕參與該類犯罪。

3. 加強執法力度

加大對幫信罪的打擊力度，加強執法部門的協作，建立起完善的打擊機制。對 “卡頭”“卡商”等職業犯，犯罪集團、團伙的組織者、領導者、骨干分子等，或者利用未成年人、在校學生、老年人等弱勢群體實施犯罪的，依法嚴懲不貸。通過依法嚴懲這些犯罪分子，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形成對幫信罪的高壓態勢，以威懾潛在犯罪分子。

4. 加強社會監督，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通過加強社會監督，提高社會對幫信罪的關注度，形成全社會共同抵制幫信罪的氛圍。共同維護社會的安全和穩定，降低大學生等弱勢群體參與幫信罪的風險。

綜上所述，幫信罪導致大批大學生獲罪的社會問題是一個復雜的問題，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來解決。只有通過加強法律宣傳教育、完善法律法規、加強執法力度和加強社會監督等多方面的努力，才能有效地應對這一問題，保護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的安全和穩定。

作者：國廉評論網評論部主任 孫江波

編輯：張紹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