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的處境，提高居民收入和經濟發展獲得感，應是一切改革措施的落腳點，也是檢驗改革成功與否的最重要標準。

增強人民群眾的改革獲得感，已經成為本次三中全會的重點議題之一。6月27日的政治局會議亦指出，要做到“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

不可否認，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世界矚目的成就，2021年我國人均GDP歷史性地超越了全球平均水平，成為中高收入水平國家，如果保持目前增速，未來五年內將成為高收入水平國家。但是這與人民實際享受的經濟發展成果之間，存在著不小的溫差。以我國快速工業化初始的2000年為對比參照點，從2000年至2023年，我國經濟總量增加了13倍，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了7.25倍（從6280元至52821元），如果考慮得到貨幣貶值、房價上漲等因素，普通居民生活壓力其實是更大了。

與國際橫向相比，中國居民可支配財富占GDP比重約為43%，比發達國家一般低20個百分點，比同類發展程度國家也低10個百分點左右，中國國民經濟分配中的工資支出和社會福利支出比無疑都是嚴重偏低的。盡管中國人民是世界上最辛勞的民族之一（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對147個經濟體的統計，中國勞動力周平均工資時間47小時以上，長期排前三），但是我們并未享受到與經濟發展成就相匹配的成果。

當下我國經濟發展動力缺乏，發展質量轉型升級困難，一方面是技術“卡脖子”問題導致的，另一方面是居民收入增加“卡脖子”問題導致的。居民收入占比過低的問題長期不能破解，導致盡管中央屢次出臺促進消費政策，但是始終不能有明顯見效，內需對經濟增長拉動乏力；同時，一個活躍的科創體系背后必須有一個繁榮的消費市場，內需不足還會加大科技創新風險和延緩技術更新速度，所以是影響經濟未來趨勢的根本性問題。

如果說技術“卡脖子”難題，主要是我國在關鍵核心科技領域起點低、積累少造成的，解決起來很難一蹴而就，那么居民增收的“卡脖子”難題，則長期是人為因素導致的，癥結和出路都是顯而易見的，更取決于改革的決心和勇氣。

那么，我國居民增收“卡脖子”問題是如何形成的？中國人民為什么勤勞而不富有？我們應該如何構建公平的經濟發展成果共享機制？本文試做分析，權當拋磚引玉，不周之處歡迎拍磚。

一、長期依賴高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擠占工資和社保支出的問題

長期以來，投資是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動力。當然這種發展驅動模式，在早期工業化階段很有優勢，可以迅速完成基礎建設，更方便進行資本積累。但是在已經完成工業化之后，依然采用這種驅動模式，而不大幅提高分配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經濟發展效率發生就會降下來，前車之鑒是1975年之后的蘇聯。

衡量固定資產投資水平的一個相近國際通用統計標準是固定資產形成總額，我國2022年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為52萬億人民幣，約占GDP總量的42%，而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而全世界平均水平為16%左右，中國的投資率是世界銀行有統計的近200個經濟體中排名中排名第7高的，也是大中型經濟體中唯一超過40%的。

就另一個概念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來講， 我國2022年達到7.58萬億美元，大約相當于全球固定資本形成額（25.3萬億美元）的30%，或者相當于美國（4.43萬億）和歐盟27國（3.78萬億）總和的85%以上。

（2011年各國固定資本形成總額GDP占比，中國為45.5%，歐盟平均水平為18.5%）

當然投資如果用在技術改造、物聯網建設等對塑造經濟增長動力是有必要的，但是我國投資仍舊主要集中在基建、地產和制造業方面，這三個領域GDP占比僅為35%，卻吸納了60%以上的社會性投資，也就是說每年已經有10-20萬億的過剩。現在全國而言，至少有45億平方米住宅和6億平方米寫字樓處于閑置狀態；工業產能利用率約74%，按照國際標準處于嚴重過剩狀態；中西部很多高速、高鐵投資特別大，但使用率都很低，總之，過度向投資傾斜，帶來的浪費是驚人的。

投資過多無疑擠壓國民收入中的分配占比，直接影響居民的發展獲得感。2022年，我國居民工資性收入僅占GDP的24.2%（29.11萬億V.S.120.47萬億），而美國達到56.9%（13.77萬億美元V.S.22.99萬億美元），歐盟也在48%左右，與我國發展水平一些相當的國家，比如智利、墨西哥也都在40%左右。

（上圖中的紅線為中國工資性收入GDP占比，一直維持在25%左右，下圖為美國工資性收入GDP占比，近些年雖然有所下降，也保持在52%以上）

我國社福利和保障支出的GDP占比，也是中大型經濟體中最低的，按照OECD測算口徑，2022年我國該方面的支出比重大約為10.1%（注釋一），而OECD國家平均值為21.1%。如果考慮OECD經濟發展水平普遍高于中國這個因素，即便是它們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時期的水平，也達到15.84%。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我國目前僅僅相當于中低收入國家約旦之類的水平。

（一些發達國家近些年的公共部門社會福利和保障支出GDP占比）

所以， 當前我國每年至少可以壓縮10萬億不必要的重復性投資，而用來增加工資性收入、社會保障支出或者用來改善民用生活設施。這不但可以讓居民實際收入增加四分之一左右，經濟發展獲得感明顯提高，并且還會對經濟發展有巨大促進作用。因為當前，固定資產投資乘數效應已經從過去的1.4降至1左右，也就是每增加100元投資，實際產生的GDP勉強高于100元， 而消費的乘數效應則可達2左右。

二、公私權利的不平等，導致的收入分配不公及腐敗問題

在一個健全的市場經濟體系下，保持政府對市場的必要干預，以及形成一定比例的國有經濟，有利于彌補市場功能的缺失，維持社會穩定發展。

但是，我國由于受計劃體制慣性的影響，政府及其經濟代理人國企，仍掌控了大量經濟資源，形成壟斷及介入一般性競爭領域，造成國企與一般企業法人之間的事實不平等地位。再者，在財政資源分配中，過多向公職人員傾斜，行政費用遠遠高于普通居民的福利支出。

我們姑且把國企職工與機關事業單位工資人員，統稱為“體制內人員”，普通群眾為“體制外”，以上的兩種不平等，導致了體制內的經濟發展成果獲得程度大大高于體制外。

以薪酬來算，全國2022年財政供養在職人員約7000萬（注釋二），以人均工資支出為9萬元計算（注釋三），該部分工資總收入約6.3萬億。另據國家統計局信息，2022年國企職工有5612萬，人均年薪123623元，工資總支出約7.08萬億。

綜上，所謂體制內1.26億人員的年工資性總收入約13.78萬億，而全國7.68億的勞動力工資性總收入為29.1萬億。言外之意，體制內人員以占就業人口16.3%的比例，享有了47.3%的工資收入；如果加上社保、獎勵、住房福利等隱性收入分配的優勢，占全部就業人口不足六分之一的體制內人員，在收入分配中占據的份額遠超二分之一。

這種社保上的差異是更明顯的。比如2022年，全國2113萬享受機關事業單位離休待遇的人員，所享受養老金為1.52萬億；而1.64億非職工類退休人員（主要是老齡農民及城市失業人員），所享受的養老金僅有4044億。前者人均年養老金收入為7.19萬，而后者為2456， 二者差距達近30倍。

其次，權力對經濟干預過度，還導致嚴重腐敗。根據經濟學家王小魯的估算，在本世紀初每年約有12%的GDP被轉化為腐敗或灰色收入，如果考慮我國反腐倡廉取得巨大成效，但是至今每年有超過數萬億的經濟發展成果淪為腐敗群體囊中之物的可能性還是有的。

我們另據招商銀行發布的《2023中國私人財富報告》，全國可投資資產超過1000萬的高凈值人群，大約有 316萬，擁有101萬億可投資資產，言外之意，他們以僅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0.22%，占有了全國35%的個人可投資資產（全國為278萬億）。

（從招商銀行2021年存款數據，看社會財富結構金字塔）

當然，不可否認一部分高收入是通過智力、技術、資本等合理的市場競爭獲得的，這些值得鼓勵，他們創造了財富的同時，也推動了社會創新，增加了就業。但是相當一部分是權力介入分配，即所謂的腐敗所得和灰色收入。我們以一線城市高端房產持有者為例，大致分為兩部分，已不是創業致富的企業家或企業高管，另一部分則是依靠權力裙帶獲取財富者。

所以，減少財政資源分配中的官民不平衡，以及關于如何落實國有資產全民性，一直是經濟學界關心的問題。從后者來講，經濟學界長期呼吁對國有企業利潤進行全民分紅，或者劃撥部分資本充實社保基金等，這些年雖然有所推進，但是總體進展不大。

比如從2017年至今，中央直屬國企及金融機構已經劃撥1.68萬億股權用于充實社保基金，據著名社保問題專家鄭秉文的估算，這些股權每年可以為社保基金帶來約200億的收入。但是這無論對于一年全國6.6萬億的社會保險支出，還是對于全國86萬億國有權益資本，以及國企4.31萬億利潤都是杯水車薪。

三、民營長期低水平發展，導致的“有效就業”供給嚴重不足，低收入群體占比過高的問題

就業是收入或獲得基本經濟發展成果的根本，沒有就業，居民就很難獲得穩定收入，所以，能創造多少就業，是衡量經濟發展能給人們帶來多少福利的最直觀標準。

我國在過去的45年創造了約4.6億非農業就業崗位，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勞動力就業升級，大致相當于整個西方從工業革命到二戰，約一個半世紀成就的總和。在肯定我們成績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我們這個社會高質量就業或有效就業太少了。

如何定義有效就業呢？筆者認為應該是在沒有財產和經營收入情況下（低收入群體這方面的收入本來就很少），僅憑薪資就能滿足基本消費需求，并且可以支撐家庭未來發展的就業。

按照2022年人均消費支出24538元計算，以及考慮每個勞動力老年和少兒撫養比為45%，那么一個勞動力年凈收入達到35580元，也就是月收入超過3000元，才能滿足家庭的最基本開支。如果再考慮購房、長期發展等需求，即便是在三四線城市，一個勞動力年收入達到6萬以上，才有實現的可能。

如果以前一個標準看，我國年收入可以達到3.55萬的勞動力估計在3億左右，或者勞動力總量的40%左右（注釋四）。能夠達到后一個標準，也就是月收入高于5000的人口，估計在1.5億（注釋五），約等于全體就業人口的20%。

筆者還有另外一個標準去定義“有效就業”，那就是享有養老、醫療保險的在職職工崗位數量，也就是老百姓平常所說的“正規工作”。根據全國社保繳納數據來看，這一類人員數量約為3.11億，與前面所推算的年入超過3.55萬人口的數量基本一致。

言外之意，我國約有6成勞動力（總量4.6億以上），從事的是月收入無法滿足社會平均消費需求，并且缺乏必要養老及風險保障的工作，他們處于“低效就業”階段。這種“有效就業”率很低的局面，也是導致居民收入無法增加的核心因素。并且隨著近年就業形勢越發嚴峻，居民經濟地位上升的渠道也就越來越狹窄。

（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財富調查顯示的收入結構，中國其實不是倒正常社會的金字塔結構，而是低收入群體過大的“圖釘型”結構）

從實際來看， 綜合改善營商環境，實施有利于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是可以增加勞動收入構成比，壯大中產社會的唯一途徑。因為體制內就業容量是基本恒定的，甚至穩中有降（以國企職工數量為例，2012年至2022年十年間，總數減少了1227萬），一個社會也不可能供養那么多吃財政或者國家資源飯的人員，只有發展壯大民營經濟，才能創造更多的高收入崗位。

雖然目前我國民營經濟已經形成了在國民經濟中的“五六七八九”的格局，但是由于受到諸多制度性約束和歧視，民營經濟發展質量一直難以提高，從而影響了 “有效就業”供給能力的提升。其中最顯著的是：中高收入群體最集中的行業，如科學研究、信息技術、商業及租賃服務、文體娛樂等監管政策不穩問題；高利潤行業的準入限制問題；以及企業稅負（注釋六）、租金、融資成本過高，影響工資支出比的問題。這些既是民營經濟發展的“卡脖子”問題，也是居民增收“卡脖子”問題，必須有所突破。

（一些代表性經濟體的公司納稅額與商業利潤的比值，其中中國常年在59%之上，全球平均水平為40%，數據來源：世界銀行）

四、金融市場的系統性缺陷，導致的財產性收入過低的問題

除了工資等固定收入外，獲得一定財產性收入，也是提高居民經濟獲得感的一個重要方式。比如，美國居民財產性收入占總收入20%左右，成為僅次于工資收入的第二大來源，自從2020年以來，該國居民工資收入增加了24.7%，而財產性收入增加35%左右，成為家庭收入增加的最快部分，有力緩解了疫情給家庭帶來的經濟沖擊。

改革開放后，我國收入機制的一個重要進步就是就是擺脫了單一靠工資的局面，開始獲取各種自主投資性取得收益。到2021年我國居民家庭資產已經達到687萬億，從財富總量上僅次于美國，以我國有4.94億個家庭計算，平均每個家庭擁有139萬的財富。

但是這些巨額的家庭資產給居民帶來的財產性收入是極少的， 當年全國居民財產性收入僅為4.26萬億，也就是說資產收益率僅為0.62%，還不如銀行的固定存款利率高，也趕不上通貨膨脹速度。而同年美國家庭財富總量為159.1萬億美元，財產性收入總和為5.49萬億美元，也就是說財產收益率為3.45%，收益率是中國的近6倍。

那么為什么中國居民財產收益率如此低呢？中國人民擁有的巨額資產，為什么不能帶來相應的收益呢？筆者認為，總體來說是由于我國金融市場的法治不健全，以及缺乏合理的分紅機制，投資人合法權益不能得到有效保護導致的。

直接后果來講， 金融市場非但不能為居民創造財富，近些年反而成為吞噬個人財富的無底黑洞。從2007年以來，A股股票創造社會財富能力總體為負，近者來說，從2021年至2024年6月底，A股總市值減少了約19萬億，以全國共有2.1億個股票賬戶計算，每個賬戶損失超過9萬。

再以上交所A股市場為例，2007年底我國持股市值100萬以下的散戶總量為2446萬，其持有總市值為19170億，人均股市資產7.83萬；到了2022年底，100萬股值以下的散戶數量增加到4139萬，其持有市值為23539萬億，人均股市資產下降到5.68萬。由于這十五年間，我國居民財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顯然這種股市資產下跌，不是居民投資能力下降導致的，而是市值蒸發導致的。

也就是說，占我國股民絕大多數的中小投資者，在這15年時間里，總體是虧損狀態。盡管我國資本市場規模已經穩居全球第二，不過全國居民財產性收入的60%以上，仍然來自于極為微薄的銀行存款利息收入，說明資本市場對居民增收是無效或低效的。

間接來講，居民因對金融市場缺乏信任，只能把大多數資金投往成本很高、收益率極低的不動產（2021年家庭財產中476萬億為不動產，占財富總量的69.3%，房屋年平均租售比低于2%），導致進一步拉低資產回報率，增加居民的債務負擔，形成惡性循環。

一個經濟體的財產性收入占比水平，反映了這個經濟體在不增加個人勞動付出前提下，增加個人收入的能力，是經濟制度優劣的重要標志。全世界發達經濟體在過往的轉型中，都在實現工業化后，有一個財產性收入快速增加的過程，而我國這方面進展緩慢，從2011年至2023年，僅僅增加了0.8個百分點（從7.8%至8.6%）。所以，我們不僅需要一個居民工資收入的“倍增計劃”，也需要一個財產性收入的“倍增計劃”，這是不可回避的時代命題。

五、必須進行深層面的系統性改革，才能提高國民的經濟發展成果獲得比

春秋戰國時期，我國產生了截然不同的兩種治民思想。一種是《管子》里的富民思想，認為民富是國強的基礎，即“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另一種是《商君書》里的弱民思想，把民富與國強對立起來，“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

從實踐上看，齊雖然最終未能統一天下，但是保持400多年的強盛，國運最持久，與管仲開辟的富民之道不無關系；秦行弱民之道，雖能統一六國，但是其興也勃焉、亡也忽焉，從商鞅變法到滅亡不過150余年時間。

所以，只有讓人民在經濟發展分配中處于優先地位，社會才能保持興旺和穩定。我們應該把人民收入是否能夠穩定增加，獲得感能否得到基本滿足，作為衡量一切改革措施和發展成就的試金石。如果像蘇聯那樣，發展成果盡管很大，人民卻享受不到，這種模式也是很難持續的。

收入分配和改革獲得感問題，根本上不是經濟問題，而是系統的制度性問題。以上分析的導致我國當下人民改革獲得感不強，居民收入占比過低的種種因素，都是法治缺失、監督缺失、公私權失衡在經濟層面的反映。由此導致經濟發展路徑、目標扭曲，背離馬克思主義“ 以人為中心”的發展觀，忽略個體獲得感，私有財富和產權也不能得到保障。

如果我們能夠改變這種狀態，建立一個受法治約束的、規則公平的市場經濟體制，即便是保持目前經濟發達程度，普通民眾的收入分配所得至少可以提高30%。以上每個問題都是機制扭曲帶來的嚴重基本性問題，隨便做出一項改革，就可以至少給普通民眾帶來數萬億以上的福祉好處。

此外，安全感、尊重感、表達權的是否得到滿足，也深刻影響人們的改革獲得感。一個社會即便物質再充裕，也只能說是解決了人民部分的需求，如果其他方面需要不能被滿足，他們對這個改革也不會滿意。而實現這些，也同樣需要在深層制度改革上有所突破。

注釋及參考文獻：

注釋一：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指出，中國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僅為2.96%，比發達國家低16個百分點以上，這個說法廣為流傳，其實是錯誤的。劉元春的統計口徑，只計算了財政支出中的“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一項，而沒有估算財政支出中其他用于社會福利和保障的部分。按照國際通用的“社會性支出”（social expenditure）口徑，社會保障福利支出共包括養老、遺屬福利、失能待遇、衛生健康、家庭福利、失業救濟、住房補貼等九類，按照這個統計口徑，我國社會福利和保障性支出的GDP占比在10%上下。

注釋二：主要依據是《2022年全國醫療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所透露，全國機關事業單位參保人員為6572萬，外加軍事武警系統400余萬，當然里面也有可能重復。

注釋三：我國2022年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平均養老金為7.19萬，按照體制內養老金替代率為80%計算，在職人員平均工資約為9萬元。

注釋四：目前社會上對月收入的統計，多數以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的研究報告，指月收入3000以上人口只占16.5%，這個數據是依托2013年抽樣調查完成的，所以有很強滯后性。筆者依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2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為31370元，推算月收入超過3000的人口比例應該在40%左右。

注釋五：筆者主要依據2022年國家統計局人均可支配收入五等分法推算，大致收入最高的20%一組以年收入6萬左右為下線。

注釋六：根據世界銀行于2020年對全球189個經濟體的企業稅收負擔的分析，盡管中國近年在減稅層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是仍屬于全球稅負最高的一檔，中國企業綜合稅負占商業利潤的59.2%，遠遠超過世界平均40.4%的總稅率水平，全球排名第21位。

文中主要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13年-2023年），《上海證券交易所統計年鑒》（2007年—2022年），世界銀行網站、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