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魏水華 圖 | nQve
在很多時候,印度菜干凈又衛生的固有印象,來自于糊糊。
可疑的顏色、可疑的質地、可疑的氣味,可疑的吃法。
很難不讓追求食材新鮮、原汁原味的中國人產生不好的聯想。
事實上,印度所在的南亞次大陸,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物產最豐富的地區之一。
西北部的旁遮普邦出產堪比新疆的瓜果和羊肉;東部的阿薩姆邦出產堪比云南的蔬菜和菌子;南部的喀拉拉邦和泰米爾邦則出產堪比海南的海鮮和水果……
這些在中國人眼里珍稀難得的食材,需要清蒸、爆炒、香煎、文火慢燉等等精細和凸顯食材原本質素的烹飪方式,才對得起大自然的恩賜;
但到了印度廚房里,它們卻將遭遇粉身碎骨的厄運:無情的印度廚師會對食材發動無差別攻擊:切碎,加入淀粉、植物色素和香料,燉煮融合,出品為一鍋面目依稀、氣味濃烈的糊糊。
所以,為什么印度人這樣浪費食材?
印度糊糊的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是“咖喱”,但實際上,curry并非印度官方語言印地語詞匯,在印度南部方言泰米爾語中,curry用來描述一種香料植物甜印度楝,以及用它的樹葉制成的醬汁。
17世紀,英國人來到印度殖民之初,并不了解印度的糊糊宇宙,在接觸泰米爾人之后,誤以為所有的印度糊糊都稱為curry——于是,這個帶有叢林野性面貌的單詞,通過航海、貿易和殖民,傳遍了全世界。
而印度糊糊的真正起源,要比英國人登陸早得多。
早在公元前3000年的吠陀時代,印度人總結出了一套名為“阿育吠陀”的巫醫體系。大致來說,就是以瑜伽、推拿,配合各種植物曬干研磨混合的藥粉來治病。
這種藥粉,印度人稱為“瑪薩拉”(masala)。本質上來說,它與傳統中藥沒什么區別。
但印度大陸與東亞大陸的植物完全不同。在缺乏香料植物的東亞,人們傾向于使用帶有苦味、澀味的植物入藥,“良藥苦口利于病”,最早源自祛除邪祟病痛的巫術。
而印度大陸盛產各種香料,那里是胡椒、肉桂、桂皮的故鄉,豆蔻、丁香、八角等原產東南亞的香料,也在很早之前就傳到印度。中古時代,西方世界視作珍寶的香料,在印度人眼里,可能是產量過剩的、不值錢的蔥韭大蒜。
值錢的作物用來吃,不值錢的作物用來參與巫術,這個沒毛病。
和中醫類似,印度的阿育吠陀也在后來的發展中出現了類似藥食同源、食補食療的概念。由茴香、月桂、胡椒、丁香、肉豆蔻、豆蔻莢和芫荽籽等香料曬干磨粉,并以不同比例調配的復合香料——瑪薩拉開始應用于烹飪。
在珂琳.泰勒的著作《Feast and Fasts:A history of food in India》中,描述了公元五世紀印度笈多王朝時代,人們在烹飪蔬菜和肉類時,加入八角茴香和姜黃調配成的香料粉,以獲得“嗅覺和精神的愉悅,并使人在食用中達某種神性的世界”。
巫術無疑了。
事實上,在氣候濕潤炎熱的南亞大陸,細菌繁殖極快、各種疾病橫行。在中國人眼中的瘴痢之地、瘟病之地,香料對于當地的疾病治療、食物防腐和掩蓋腐敗氣味方面,有著重要的作用。
通過某些香料植物里的植物堿,人們可以獲得類似于喝咖啡、喝茶所產生的愉悅感和興奮感,加快身體代謝,并在巫蠱中更容易出現幻覺。
哪怕食物真的壞了,香料還有掩蓋食物腐敗氣味的功能。
此外,印度人還固執地認為香料具有壯陽的作用。這種古老的觀念持續到今天——所謂的印度神油,也是以油浸泡萃取的各類復合香料。
但一個悖論是,香料不好吃。
月桂是苦的、豆蔻是澀的、胡椒是辣而麻嘴的、茴香有讓人難以下咽的齁味、肉桂則有厚重的木渣感……
在這個地球上,散發香味往往是植物出于繁殖授粉,或者防敵驅蟲的目的,所分泌出的化學物質,但它們的初衷從來不是為了自己被吃掉。
如果少量使用香料,確實能調節掩蓋肉類和水產中的膻味和腥味,但如果像古代印度人一樣,要借香料獲得提神、防腐和治病的效果,就不只當調味品使用一丁點就能解決問題的了——香料本身,必須也變成一種食材。
把其他食物切碎、熬糊,與香料混雜在一起成為糊糊,是這種飲食邏輯下的最優解:二者深度、充分融合之下,香料賦予食物氣味,食物則掩蓋香料不好的味道。
這與唐代《茶經》問世之前,古代中國人對茶的處理方式是一樣的:加入花椒、生姜、奶制品,與茶一起“混煮”;或加入米面和菜蔬,與茶一起做“羹飲”。
本質上,這都是無法欣賞茶的原味,又需要茶堿、咖啡因帶來的興奮感,而用其他食物掩蓋茶葉的苦味。今天西北地區的咸奶茶、酥油茶,西南地區的擂茶,都是這種古老習慣的遺存,它們與印度的糊糊,實際上有著極其類似的飲食發展脈絡。
與中國茶后來的發展史完全不一樣,印度沒有誕生陸羽,也沒人寫出《茶經》。
相反,被譽為“亞歐群租房”的印度,在后來的歷史發展中,經歷了無數次的被征服、文明被打斷。
大約公元前1500年左右,雅利安人來到印度,帶來了印歐語和種姓制度;
公元前600年,大流士皇帝帶領波斯帝國的鐵騎進入印度,帶來了中西亞地區的宗教、繪畫藝術和音樂藝術;
公元前300年,來自希臘的征服者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大帝進入印度,帶來了歐洲的雕塑藝術和古羅馬眾神;
公元前200年,中國西域的大月氏進入印度,讓西域地區的古老崇拜與印度婆羅門教結合,誕生了大乘佛教;
公元4世紀左右,在中國群雄逐鹿中失敗的匈奴人進入印度,帶來了游牧民族吃牛羊肉的生活習慣和奔放的生活方式;
公元8世紀,阿拉伯人進入印度,帶來了伊斯蘭教和一系列嚴苛的生活方式;
公元16世紀,在中亞爭奪中失利的蒙古人進入印度,帶來了今天印度引以為傲的建筑藝術和享樂基因;
簡述印度的歷史,實際上就是一部被征服、被同化的殖民史——就像鍋里的糊糊,混雜亂燉之后,最終不分你我。
今天的印度,有122種“主要語言”,以及1599種其他語言,堪稱語言博物館。
對被殖民的民族來說,一方面迎合征服者的欲望,另一方面也要盡可能地保留自己的文化特征;
對于殖民者來說,懷柔、安撫,并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尊重,是維持穩定的最重要手段。
印度原住民信仰的天神濕婆,在這個過程中,慢慢融入殖民者們帶來的婆羅門教、印度教,也成了與外來神梵天、毗濕奴并列的主神;而來自于原始飲食習慣的糊糊,就在這種殖民與被殖民的拉鋸中,慢慢成了餐桌正朔。
在農耕與游牧兩種文明拉鋸形式相對穩定、外來入侵較少的古代中國,上古時期的“糊糊”:《禮記》里的各種“羹”,已經退到了中國菜的邊緣地位。但在印度,原始的糊糊,卻在殖民者的一次次妥協與包容,被殖民者們一次次賣力的延續里,漸漸升高了影響力。
很容易想象,波斯人在糊糊里加入了藏紅花和鷹嘴豆、希臘人在糊糊里加入了橄欖油和葡萄酒、匈奴人在糊糊里加入了奶制品和羊肉、阿拉伯人在糊糊里加入了洋蔥和雞肉……
對征服者來說,飲食方面的妥協與同化,是對賤民們莫大的恩賜;
而對賤民們來說,主子們的在餐桌上的躬親,則是沐浴圣恩的榮耀。
糊糊,正好是最容易承載異域文化、最方便各種不同產區一鍋燴的載體。
印度糊糊,就在這一過程中,逐漸走向癲狂。
更重要的是,南亞這塊肥沃的土地,自古以來就是世界糧倉。單是印度河上游的旁遮普地區(現分屬印度和巴基斯坦),就占到了今天全球稻米產量的1%和小麥產量的2%。
對比古代中國時不時鬧個饑荒、沒食物以至于吃觀音土的農民來說,在印度,根本不存在餓死人的情況。
大量谷物的富余,也為印度糊糊的癲狂之路推波助瀾——根本不怕浪費糧食的人們發現,面粉和米粉作為糊糊的增稠劑,有著良好的特性,它們能讓糊糊的質地更濃郁粘稠、香料與食材融合度更好,且可以保溫和解膩,緩解糊糊中各類油脂和肉類帶來的油膩感。
原本粗劣的糊糊,也在這種不斷融合的過程中,越來越能馴服各種各樣的食材,并從多數中國人不太理解的,區別于中餐的另一條道路,窺見了真正美食的門徑。
今天的印度的國菜,已經呼之欲出。
1498年,一位名叫瓦斯科·達伽馬的葡萄牙人,在印度東部一個叫卡利卡特的港口登陸。
“卡利卡特”這個詞,在印度東部的方言中,指的就是香料——歐洲人來到這里的目的,也就不言自明。
事實上, 自1453年奧斯曼帝國占領君士坦丁堡之后,南亞與西方的香料之路、東亞與西方的絲綢之路斷絕。歐洲人必須向奧斯曼土耳其那些貪得無厭的蘇丹們繳納高額的稅收,才能吃上來自印度和東南亞的香料,用上來自中國和日本的瓷器。
為了從海上發現印度和中國,證明世界是球形的大航海時代,就此開啟。
在歐洲人對印度長達400余年的殖民中,大體沿用了雅利安、希臘、匈奴、波斯和阿拉伯前輩們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試著與民同樂,學習印度糊糊的吃法,
葡萄牙菜里的Vindaloo咖喱,是在印度糊糊的基礎上,加入了酒醋汁和大蒜,并以之烹飪豬肉和雞肉。
在英國,英式伯明翰咖喱有著超然的地位,不管是平民的晚餐,還是國宴上的鎮場大菜,都離不開這種由植物油做基礎的改良咖喱。
而偏甜的日式咖喱,最早則是在日本明治維新全盤西化的時代,日本海軍向大英帝國海軍學習的遺存。
全世界都吃印度糊糊。
這是一個被征服者以更悠久的文化,同化征服者的例子。它與日耳曼蠻族學習羅馬人喝紅酒、吃焗蝸牛,滿清貴族把豆腐、蘇造肉列入宮廷宴席這些故事,都有著相同的曲承轉合。
更特殊的是,與印度遭遇列強殖民同時發生的,是新大陸的發現和世界物種大交換:來自遙遠美洲的番茄和辣椒,隨著歐洲商船來到了印度。
番茄帶來酸甜明亮的口感、在久煮之后會出現起膠掛汁的濃稠質地,是虔信印度教教徒們喜歡的素咖喱的絕配。
辣椒則帶來比胡椒更強烈的刺激、比姜黃和藏紅花更醒目的顏色,用來搭配肉類糊糊,常常無往不利。
除此之外,富含淀粉的土豆、酸味突出的木瓜、油脂豐富且帶有特殊香味的腰果等等植物,都在這個過程中被帶到了印度。18-19世紀,英國人甚至從中國福建引種了小葉茶,在這塊富饒的土地上,僅僅種植幾十年后,印度就反超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大茶葉出口國。加入奶和復合香料的瑪莎拉茶,也在此之后,成為印度第一大國民飲品。
這些來自地球另一端的香料與食材,為印度的糊糊宇宙,劃出了一個更漂亮,也更癲狂的句號。
把萬物做成糊糊的印度,絕不是一朝一夕養成;而包容萬物的印度糊糊,也絕不像表面上看來那么簡單。
1997年7月,香港回歸,駐扎在石崗軍營里的英軍全員撤出。
在英軍后勤廚房里服務多年的印度裔廚師桑賈伊面臨抉擇,他已經習慣了香港的生活,不愿意回英國或是印度。
于是,他在著名的“重慶森林”里租了一間鋪面開店,店名Khyber Pass Mess Club,意為“開伯爾山口餐廳”。
開伯爾山口是北印度巴基斯坦地區,興都庫什山脈的一個小缺口,包括波斯、希臘、匈奴、阿拉伯在內的幾乎所有印度歷史上的征服者,都由此進入南亞大陸——它是漫長的印度糊糊故事的起點。
但香港人記不住過分長的印度店名,因為店鋪位于重慶大廈E座7樓,就給它起了個膾炙人口的名字“7E咖喱王”——雖然老板并不覺得他賣的是嚴格意義上的“咖喱”。
多年后,7E咖喱王已經成為港式咖喱的標桿,而印度糊糊也早已在香港膾炙人口,甚至在曾經多數人欣賞不了糊糊的中國大陸,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印度餐廳。
虛假的吃貨用鍵盤選擇,真正的吃貨用味蕾選擇:在印度糊糊上,這一點體現得淋漓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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