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元年五月十八日，在朝廷和皇帝的數次傳召下，熊廷弼終于抵達京師以兵部右侍郎復起并在朝中參贊軍務。六月初一就如何復遼，熊廷弼上呈了那份著名的《三方布置疏》。

廣寧用騎兵對壘河上，以形勢格之，而綴其全力；海上督舟師，乘虛入南衛，以風聲下之，而動其人心，奴必反顧，而亟歸巢穴，則遼陽可復。于是議登萊、天津并設撫、鎮。山海適中之地特設經略，節制三方，以一事權。

五天后朝廷下旨任命熊廷弼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經略遼東等處軍務。但其后因“經撫不和”熊廷弼不僅未能有效執行自己的方略，其本人還因廣寧慘敗、失土之責而被傳首九邊。

那么問題來了，如果沒有遼東巡撫王化貞的掣肘，熊廷弼的三方布置是否能收復遼東進而挽救已搖搖欲墜的大明呢？

首先，熊廷弼提出的“三方布置”對明廷而言并不重要。

熊廷弼提出的“三方布置”很模糊，只說在廣寧、登萊、天津三地分別設置巡撫和總兵官，營建前進和保障基地（由居山海關的經略統一調轄、指揮）。然后兵分廣寧、南衛（遼東半島）兩路威脅女真，迫使其主動向老巢收縮防御。

注：熊廷弼履任后又對他的“三方布置”做了些修改和補充說明，但大體還是通過三個“基地”在穩固防守之下分兩路進攻。一路是廣寧正面戰場，一路為南衛聯合朝鮮襲擾女真后方。另外，熊廷弼一點也不喜歡毛文龍的鎮江大捷，他覺得毛發兵太早破壞了他的整體方略。

至于三方的戰略輕重、如何配合以及如何攻守，熊廷弼是只字未提。這樣的方案有討論價值，但直接執行的可能性為零。所以皇帝、內閣和兵部也不可能直接將“三方布置”確立為朝廷在遼事上的戰略方針。

另外受初任經略被彈劾下崗的影響，河東失陷后熊廷弼并不愿意再次出山，數次婉拒了朝廷的征召。天啟連下敕諭承認當初錯誤并允諾處理責任人后，熊廷弼才赴京覲見。所以當時天啟和朝廷的重點是說服熊廷弼接受重任，而不是考量他的方略是否可行。

換句話說，朝廷要的是熊廷弼這個人，而不是他的方略。當經撫們因為對遼戰略出現矛盾時，朝廷就不會站出來替熊廷弼樹立權威以維護朝廷對遼事的方針。這樣就算是沒有王化貞，“經撫不和”也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這個坑其實明朝自己挖出來的。

為了保障朝廷和皇權的安全，明朝很早就削奪了武將權力改由文官統兵。那怎么防范封疆大吏們形成藩鎮并割據一方呢，明朝的辦法是拆分封疆們的權力。

為了方便巡撫、經略、總督行事，朝廷一般都會賦予他們“便宜行事”之權（不需上奏自行裁決），但會給他們嚴格劃定有效區域和行權范圍。

有效區域指該封疆可以行使權力的地域，如某省、某州甚至某縣，封疆離開指定轄區就類同一個平民，啥也管不了了。

行權范圍指封疆具體在那些事務上有管轄權，如某總督被指定平定某地叛亂，那么除了平亂之外的任何事務他都沒有管轄權；某巡撫被指定清查某省錢糧拖欠，那么稅賦之外的事務他都沒資格問（這是很多明朝地方小官敢抗衡督撫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明廷一直都沒有明確巡撫、經略、總督之間的上下級關系（嚴格來說他們是平級）。當他們職責范圍出現重疊時，朝廷會聲明由誰“節制”誰，但不會剝奪“被節制者”本身的權力。

例如，朝廷是說熊廷弼可節制王化貞，但熊廷弼沒法直接調遣王化貞麾下兵馬，因為王化貞作為巡撫有對麾下兵馬的“便宜行事”之權。在王化貞不同意的情況下，熊廷弼如果想調兵得行文兵部，假借朝廷名義下令（前提是朝廷同意）。

又比如王化貞醉心于聯合蒙古共討女真，覺得蒙古不可信的熊廷弼只能邊苦勸、邊看著王化貞在蒙古人身上浪費錢糧。原因是王化貞有“專司蒙古”的職權，沒此職權的熊廷弼就算上疏朝廷，也可能被扣“越權”的帽子。

明廷這么弄的原因很簡單，就是讓封疆們互相掣肘，防止一方獨大。因此熊廷弼通過“三方布置”構建一個轄區、職權這么龐大的“經略”，即便是沒有王化貞，除非他和其他巡撫們能在各項事務、戰略上保持一致，不然“經撫不和”是很難回避的。

而且有理由和證據讓人相信，明廷也不允許在這么廣大的轄區里出現一位說一不二的封疆。

當熊廷弼和王化貞之間矛盾激化后，朝廷不是沒有意識到問題，但朝廷的解決方法不是在遼事上統一政令搞“一個聲音”，而是想方設法讓熊、王二人擱置爭議、共謀大局（收復遼東）。

最初是行文讓兩人多商議；接著是進一步細分他二人的職權，以減少交叉從而降低摩擦；然后以“功則同功，敗則同罪”將二人綁死在一起，試圖強迫二人同心盡力；最后見二人就是無法共事，朝廷打算取消經略一職召回熊廷弼并擴大王化貞的巡撫職權 …… 明廷的用意，大家就各抒己見吧。

最后，熊廷弼的“三方布置”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明廷的財政能力是否足以支持。

“三方布置”的基礎是守住遼河正面并防御女真進一步擴張和突襲山海關，這不僅需要在廣寧和山海關之間修建一系列堡壘，以遲滯和消耗女真的進攻能力，還需要在廣寧一線聚集大軍。以熊廷弼初任經略鎮守遼東索兵十八萬算，退守廣寧防御實力更進一步的后金，二十萬算是保底數字了。

除此之外，為了向南衛輸出“奇兵”，天津和登萊還需預備幾萬軍隊；山海關作為中樞之地也得備上數萬軍隊作為預備。那么執行“三方布置”的總兵力將接近三十萬，可以負責任的說明朝根本就用不起。

薩爾滸之戰，明廷東拼西湊也就組織了十一萬軍隊（其中明軍八萬八），戰敗后明廷已無力再組軍隊繼續征討。熊廷弼第一次出任經略和朝廷對線爭執幾十輪，最終也就討得十二萬人的援軍和軍餉 ……

所以明廷的財政支付能力根本就不足以維持熊廷弼實現戰略所需的軍隊。更何況熊廷弼的方略是“以守為正”，待兵精糧足、“奴必反顧”時再發兵征剿，這得守一年還是三年，就不是熊廷弼可以決定的。所以明廷就算是咬牙硬耗，又能堅持多久“不變初心”呢？

以“援朝之戰”還未完勝就急切撤兵議和；熊廷弼初任經略不到一年，朝廷就有人不斷催促他進剿 …… 可以看出在耗錢這方面，明廷根本堅持不了太久。所以“三方布置”就算是不打折扣的被執行，熊廷弼也很有可能在時機不成熟時就被強令出征，就如崇禎十四年的洪承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