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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個詞比較火，南官北調。

有人盤了盤，今年至少已經有10名來南方經濟大省的官員，密集調任東北。

其實這種官員變動機制自十八大之后就已經成為常態，比較代表的是黑龍江，書記是江蘇人，省長是湖北人。

如果再進一步分析很多北方省份的領導班子構成，擁有南方省份工作經歷的干部占有相當大的比重。

山西的書記來自上海，河南的書記來自浙江，山東書記來自福建，河北書記同樣長期在南方工作。

這種變化在去年9月進一步加速。

去年9月，高層在黑龍江哈爾濱調研，緊接著召開新時代推動東北全面振興座談會。

考察中特別強調，要加強東北同中央和國家機關、東南沿海地區干部任職掛職和雙向交流，優化干部隊伍結構，提高專業化素質。

一個月后，原蘇州市委書記北上吉林，南官北調又一次迎來實質性動作。

官員密集南升北調的背后是正在逐步拉大的南北差距，我國的經濟重心正在進一步南移。

我國當前區域經濟發展的一個大問題就是區域發展不平衡。

過去，區域發展最不平衡的地區是東西之間，如今南北差距正在超越東西差距成為大國崛起路上的主要矛盾。

北方人口比西部更多，承擔的戰略任務也更為艱巨，因而縮小南北差距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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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差距最直接的體現就是南北經濟規模占比的差距。

在本世紀頭十年，北方地區的頹勢還沒有這么明顯，經濟規模在大盤中的占比還曾出現過較快上升的高光時刻，一度接近50%。

可這種趨勢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發生了逆轉。

尤其是在過去十年，南北差距進一步擴大。

從2013到2023年，北方地區GDP占比由42.6%降低至35.1%。

作為對照，南方地區GDP占比則由57.4%提升至64.9%，幾乎是北方的兩倍。

當南北方經濟總量差距不斷拉大，并且區域人口總數相對恒定，就導致南北人均GDP差距同步拉大，這也讓南北方群眾的個體經濟體感截然不同。

南北差距拉大的另一個指標是頭部城市數量的分化。

過去十年間，GDP前10強城市榜單中，北方地區由京津雙城記變成僅有北京一棵獨苗。

過去十年間，GDP前20強城市榜單中，北方地區由7個減少到5個。

如果把時間再拉長到四十年維度，當時南北方在前20強城市榜單中各自占據10席，不過北方的大部分城市在后來的經濟競賽中都落于下風了，像大慶、鞍山早已泯然眾人。

更直觀的差距還體現在萬億城市的經濟規模量級上。

目前，我國內地有26個GDP過萬億城市，其中有19個在南方，而北方僅有7個，分別是北京、天津、青島、鄭州、濟南、西安，以及剛上位的煙臺。

這些城市共同挑起了大國的脊梁。

但很遺憾，很多北方地區還有很多省份沒有萬億城市，像東北三省、河北、山西等地。

具體到南北城市的橫向對比上，南方排名第四的重慶和北方第四城鄭州的差距最大，重慶的GDP達到了30146億元，是鄭州的2.21倍。

事情發展到現在這個局面就已經很慘淡了，北方擁有比南方面積更大的土地，但在經濟發展層面完全被南方壓制。

南方有上海、深圳兩大世界級塔尖城市，有廣州、杭州、蘇州等一幫干將，有長江三角經濟帶和粵港澳大灣區兩大超級引擎。

反觀北方，能夠出場一戰的只有北京這個政治中心。

按照這種發展趨勢，南北差距還將進一步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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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差距為何越拉越大？這不是今天才面臨的新問題。

南北方的天然分界是秦嶺—淮河線，以此為界，我國經濟重心的南移從魏晉以來已經持續千年之久，南升北降的趨勢從未更改。

早在宋朝時期，南方就徹底完成了對北方的超越。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不是因為北方人智商掉線了，主要還是北方在農業文明時期深受游牧民族襲擾之苦，好不容易攢下的經濟基礎經常會因戰亂遭到重新洗牌。

另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是，彼時全球商路正在由陸路向海路發生轉變。

這一過程中，南方因為有更安全的發展環境，有河湖密集的水利交通網絡，資源配置效率更高，更容易開展大規模商貿活動，因此逐漸占領了國內經濟發展的高地。

時間來到建國前三十年，可能是近千年來南北差距最小的時期之一。

當時，我國以蘇聯為師，走重工業優先的發展模式。為了更好承接蘇聯外資援助，主要工業區大部分都放在了北方，尤其是東北大區以一己之力帶動了整個國家的重工業實力。

相比之下，當時的東南沿海因為沒有政策支持并且民營經濟和對外交往受到抑制，整體發展比較一般。

因此，建國前三十年的南北差距打破了經濟重心南移的歷史潮流，成為史上最均衡的一段時期。

但我們也能夠看到，這種平衡有著特殊的歷史發展階段，基于特殊的戰略選擇，同市場配置資源的規律相悖，注定無法長期持續。

改開之后，我國經濟開始迎來騰飛，最核心的密碼就是融入到全球市場分工。

在海權主導的世界貿易體系中，誰更接近優良海港誰就更容易獲得最高級的貿易效率，也會更容易贏得資本的青睞。

所以，改革初期的對外開放主力大部分都是東南沿海地區，國家給予最優惠的政策促使它們更容易承接外資和產業轉移。

在這種地緣格局下，東南沿海率先實現富裕，并且以點帶面帶動了南方一眾城市群的發展，從而實現南北整體經濟實力的極大躍升。

而這一時期的北方在全球貿易體系中被邊緣化，在產業升級的轉型打法上更為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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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北方經濟持續落后還在于市場化程度的落后。

幾乎所有人都知道一句俗語，投資不過山海關。

這句戲謔直言背后折射的是北方營商環境不如人意的現狀。

從經濟所有制結構上來看，南方地區計劃經濟主導時間較短，民營經濟較為發達，表現出的特點就是觀念開放，市場化程度高，政策上敢想敢試。

而北方地區，在歷史上商業文明積累本就薄弱，長期處于計劃經濟體制之下，國有經濟占比過高，很多城市屬于體制型城市，表現出的特點就是行政管理思維比較濃厚，政策創新欠缺。

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管理思維，直接影響到當地的經濟社會管理方式，導致兩大區域的營商環境表現出微妙的差異，甚至直接影響到人才和資本的流動。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風向標是京企外遷目的地。

過去五年，北京市企業向外遷移96406次，其中主要遷出目的地是上海、天津、深圳。

源：上奇研究院

類似的，不少北方企業的步子也一路向南，更偏好長三角、珠三角地區，比較典型的就是前幾年的一汽奧迪南下杭州，以及沈飛設計研究所南下揚州。

種種原因加持，導致北方在同南方的經濟競爭中漸漸越落越遠。

好的信號是，國家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魄力改變這種南北差距過大的局面。

南官北調是從管理人員上為北方地區帶來先進地區的管理經驗，一帶一路是從地緣格局上將北方重新拉回到雙循環的大局，基建開運河是從交通網絡上補齊先天短板。

南北差距過大是歷史長期演變積累的復雜難題，但并不意味北方需要被放棄。

隨著全球局勢的激烈演變，過往外向型貿易驅動經濟的發展模式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

這種形勢下，去縮小南北差距，積極融入內外雙循環大局，成為北方迎頭趕上的救命稻草。

除此之外，還需要所有人鳳凰涅槃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