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3年，明成祖朱棣命解縉、姚廣孝等人修編類書，要求“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于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

4年之后，永樂大典定稿，朱棣親自為序并贊曰：“上自古初，迄于當世，旁搜博采，匯聚群書，著為奧典。”

然而，朱棣怎么也不會想到，在接下來的幾百年間，這本“包羅萬象，涵蓋古今”的皇皇巨著不僅正本沒了，副本也所剩無幾，更令其無法想象的是，他當年一時興起的政績工程竟然暗藏著人類文明的密碼。

葡萄牙人通過《永樂大典》了解了世界地理，開啟了大航海時代。

意大利人受到了《永樂大典》中人文主義精神的啟蒙，開始了文藝復興運動。

德意志從《永樂大典》里學到了無神論，發動了轟轟烈烈的宗教改革。

十字軍東征帶回了《永樂大典》中所記載的科學知識，使得歐洲在數學、物理、天文、生物、化學等領域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

英國人則從《永樂大典》中參悟了紡織機與蒸汽動力的原理，揭開了工業革命的序幕。

后來八國聯軍侵華，列強更是將《永樂大典》瓜分，因為分贓不均，導致一戰二戰爆發。

可以說，天不生我永樂典，人類萬古如長夜。

有人可能就覺得奇怪了，《永樂大典》明明是中國人所著，為什么卻在國外開花結果了呢？

我想，也許當時外國人剛從樹上下來，對世界的好奇心更強吧。

算了，不編了，我怕真有人信。

實際上，《永樂大典》作為一部類書，遠沒有人們臆想中的那么神奇，之所以被神化，一是因為西方偽史論的盛行，二是因為大部分都已遺失，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間。

對于一些人而言，《永樂大典》是一個抽象的流行梗，而對于另一部分人而言，《永樂大典》則反映出一種非常普遍的文化心理。

這種文化心理并非今人所獨有，其在明末時便已初現端倪。

彼時正值萬歷年間，隨著隆慶開關，西方傳教士來華，大量的科學新知識涌入進來。

明朝人自然不知道當他們還在山呼萬歲的時候，遠在萬里之外的“蠻夷”已經發明了望遠鏡、計算出了開普勒定律。

這些先進思想對于儒家的文人士大夫們而言無疑是聞所未聞的，不過他們在感到新奇的同時，卻又受“華夷之辯”所束縛，難以接受落后的現實，產生了一種以文化對抗為手段的自我蒙騙，試圖證明這些東西中國自古有之，以填補心中的落差。

比如徐光啟就指出，西洋測量諸法與《周髀》和《九章》中的“句股”、“測望”等方法略同，熊明遇則認為西方的地圓說就是《黃帝內經》中的“地在天中，大氣舉之”。

時人根據這些附會出的所謂中西學說的吻合點，進而推斷，西方諸學皆是從中國上古傳過去的。

于是，最早的“西學中源說”誕生了。

到了清初，中西學說之爭更進一步，不僅知識分子，就連康熙都說：“古人歷法流傳西土，彼土之人習而加精焉。”“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國算法。”

在康熙欽定以及梅文鼎的“論證”下，“西學中源說”成了有清一代的官學正統。以至于到了鴉片戰爭之后，哪怕是一些見過世面的變法派、洋務派都還攥著“西學中源說”不撒手。

雖然都是闡述西方科學源自中國的理論，皆出自同一種心理補償機制，但與明清時相比，如今流行的“西學中源說”卻有著不同的文化語境和特定背景。

明清時，傳統文化根深蒂固，面對西方文化的沖擊，華夷之辯是人們自我欺騙的思想源泉，而現在，傳統文化盡顯頹勢，中西對抗下，意識形態成了第一驅動力，“西學中源說”是以西方偽史論補丁的身份出現的。

明清時，“西學中源說”主要流傳于文人士大夫與官僚階層，是正統官學，而如今，則在民間極其盛行，學術領域反而對此嗤之以鼻。

不難看出，兩個時代的“西學中源說”雖不是一脈相承，但卻有著明顯的從文化保守主義到民族主義的演變，而這兩者在中國都難免摻雜著自卑的底色。

這種自卑既來自于西方文化的強勢，也源于本土文化所面臨的危機。前者對應互聯網上流行的“警惕文化入侵”的論調，而后者則反映在人們對于“文化輸出”的熱衷與擔憂上。

如果說明清兩朝，面對陌生的外來文化與翻天覆地的世界變局，人們采取一種防御姿態，選擇抱殘守缺，還可以稱之為是本能反應，屬于時代局限性的話，那么在與現代文明相處了70年后，仍然以一種阿Q心態看世界，就是徹徹底底的大倒退了。

說到底，無論是“西學中源說”還是西方偽史論，都是想通過老祖宗來滿足文化心理上的訴求，以消弭現實中的文化自卑。

然而這些手段終究只是飲鴆止渴，越是深陷其中，越是容易變得敏感脆弱，無法用平和正常的心態看待世界。

唯有舍棄這些沉重的歷史包袱，徹底從老祖宗的墳墓里走出來，中國人才能真正擁抱現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