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團隊-披瀾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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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假如你是生活在中世紀一名久經戰陣的歐洲貴族領主，那么你對于東方那個自詡為“新羅馬”的鄰居，或許不會抱有太過友好的態度。因為在你看來，拜占庭（東羅馬）的將領們簡直是一群人菜癮大的嘴強王者，面對周邊那些虎視眈眈的鄰居，這個老大帝國不能維護好自身的軍事安全，多次被強敵入侵、肆意劫掠，更關鍵的問題在于，即使被打的臉都腫成了豬頭，這些拜占庭人依舊對日耳曼式的勇武不屑一顧，反而認為他們知曉如何輕易化解這些無知蠻族的軍事進攻。最離譜的則是，這個自七世紀以來幾百年間唯一主線任務就是就是收回被侵占領地的菜雞勢力，各種軍事著作卻是豐富至極，對拜占庭的那些歐洲鄰居而言，這簡直“嘴強王者”實錘了。以至于現在中文網絡界，對拜占庭起了一個“敗戰庭”的外號。那么，拜占庭帝國到底是戰術高手，還是嘴炮大師呢？

《羅馬帝國衰亡史》的作者、英國啟蒙時代文史學之父愛德華·吉本就對拜占庭的嘴炮能力極為不滿，認為拜占庭人的這些軍事著作是“為了避免失敗，而非為了爭取勝利而寫”。

吉本的這種嘲諷并非空穴來風。《戰術》一書通常被認為是9世紀拜占庭皇帝利奧六世所撰寫。這部軍事著作仿照7世紀拜占庭查士丁尼王朝的莫里斯皇帝《將略》的結構，對羅馬軍事組織和戰略戰術進行總結，并仿照莫里斯對波斯人、阿瓦爾人和倫巴第人的針對性戰術總結，匯編了他關于對法蘭克人、撒拉遜人、斯拉夫人和突厥人的戰術心得。

比如對已經于一個世紀前就吞并巴比倫、征服薩克森、疆域擴展至斯拉夫世界邊緣的法蘭克人，利奧波德是這么總結的：

“法蘭克人和倫巴第人......膽大妄為......由于缺乏組織和訓練......根本無法進行任何靈活的機動。敵軍雖然會將同部落、同家族的人或首領的親兵會分別列在一起，但與我們營、旅、師層級分明的組織根本無法相提并論。因此只要對他們的側翼或者背面進行奇襲，敵軍就會立刻陷入混亂......這一點是很容易做到的。”

“無法相提并論”、“很容易做到”，單從以上內容，讀者們很難想象現實中拜占庭對于這兩個部落的“輝煌戰績”。公元554年，面對法蘭克人對于意大利半島的大舉入侵，拜占庭軍隊只能困守孤城待援，最后雖然在卡西利努姆戰役中艱難取得勝利，但依舊損失慘重。

而在6世紀中期，入侵意大利的倫巴第人與意大利的拜占庭領地之間對抗不休，查士丁尼時代雖然曾短暫收復意大利失地，但這里又很快興起了一個倫巴第王國，他們占領了帕維亞（Pavia）、斯波萊托（Spoleto）、貝內文托等地區，“在意大利安營扎寨，奪取了居高臨下的位置，迫使周圍的人無可奈何地服從”，拜占庭勢力只能龜縮于拉文納城內。

利奧波德很清楚同部落、同家族的人編成一個單元的軍事價值，《戰術》中的另一章節中曾鼓勵將領們把士兵以親族為單位編入營地和戰線的同一單位，以便“讓其情感紐帶戰勝其恐懼，激起保護欲”。

冷研之前的文章《古代打仗沒訓練沒裝備，如何以弱勝強？看日耳曼部落怎樣和羅馬軍團“五五開”》提到過，日耳曼部落雖然沒有持久和穩定的軍事訓練體系，但由于氏族部落的親緣屬性，其作戰凝聚力足以讓紀律最為嚴苛的羅馬軍團望塵莫及。因此，一味強調己方的組織度和靈活性，就有些“拋開事實不談”的意思了。

這不意味著拜占庭的戰術指揮就真的一文不值。事實上，自6世紀末莫里斯皇帝軍事改革開始，拜占庭最終完成了自公元3世紀以來的騎兵體制轉型，同時，他也為這支新式軍隊創立了一套量身打造的戰術體系。莫里斯本人雖然死于非命，但自他之后的繼任者們無一例外的繼續延續和發揚了這一戰術體系，直到帝國的黃昏來臨。

東羅馬史學家們往往極其推崇拜占庭軍隊所采用的“縱深式”作戰隊形。塞奧發尼斯在其作品《編年史》中是這樣描述它的：

“戰斗伊始，波斯人的‘箭雨’十分密集，產生了遮云蔽日般的效果。拜占庭軍隊使用盾牌抵擋住了‘箭雨’的攻擊，以一種‘緊湊型’的陣法發起反攻。他們的陣型布局深度非常大，波斯軍隊沒辦法阻擋他們的攻勢，紛紛逃竄”。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縱深式”作戰隊形并不是說拜占庭軍隊執著于將部隊擺成幾十人大縱深的方陣隊形。騎兵并不能像重步兵一樣通過大縱深獲得更強的沖擊力和凝聚力，而且由于拜占庭軍隊中往往部署數量不菲的弓騎兵，過大的縱深會導致其弓箭無效化。因此戰術體系穩定后的拜占庭軍隊中，一支騎兵營最多不超過八排或十排。

與戰術單元內的小縱深模式不同，拜占庭人擅長將各戰術單元排布為樣式復雜多變的大縱深格局。按照《戰略：拜占庭時代的戰術、戰法和將道》一書的說法，自莫里斯軍事改革后，羅馬軍隊由于推行了統一的訓練方式，可以實施其設計的雙線戰術體系。在這一體系中，羅馬軍隊主要以騎兵為野戰力量，并規范的分為師-團-營三級單位。

作戰時羅馬軍隊劃為戰斗線、支援線兩條不同的戰線，戰斗線由三個人數較大的師組成，形成一條完整綿密的第一線列，正面迎擊敵人攻勢。第二線規模較小，以全軍三分之一的兵力為宜。

若全軍人數在一萬五千以上，可以布置四個規模較小的師級單位，當軍隊人數只有中等規模時，可以縮小人數，布置兩個師，而當全軍人數不足五千，第二線可完全由一個師來組成。

以最為理想的情況為例，即羅馬軍隊人數在一萬五千以上時，四個小規模師之間可留出空位方便對一線支援，即便戰斗線部隊遭遇重創開始潰散，陣型完整、神完氣足的支援線的軍隊也能以完整建制抵擋敵人的追擊力量，為戰斗線士兵重整旗鼓贏得時間。而在戰斗順利，敵人敗退的情況下，二線也能作為預備隊繼續呈完整陣型跟進，預防敵人可能出現的伏擊。

除此以外，莫里斯還建議在一線的左、右側前方各部署一支側衛或者說迂回部隊（《戰略》中將左翼部隊稱為側衛部隊，右側稱為迂回部隊，但在描述中，這兩支部隊的戰前訓練和戰術指揮并不太多不同。

之所以以左右翼進行區分，可能源自于希臘時代重步兵方陣作戰時慣常以右翼為攻擊側的習慣），在對方戰線長度超過己方時，側衛和迂回部隊需要通過調整正面朝向或者延伸側翼的方式，防御敵人的包圍，而當敵方戰線較短時，則以新月陣型包圍敵軍。

至于布置在敵方視野之外的伏擊部隊和支援線左右后方的后衛部隊，作用從名字上就能看出來，一支是為了方便對敵人的突然襲擊，另一支則是為了防備敵人的繞后戰術。

與西歐騎士們依靠沖擊力或者投射火力的打法不同，羅馬雙線戰術更像是軍團全盛時期三線戰術的騎兵版本，通過連續不斷地攻勢來瓦解敵人的抵抗意識，同時，由于支援線、后衛、側衛等部分的存在，面對敵人兇猛的沖擊，拜占庭軍隊有著更強的重整能力。

與同時代的其他軍隊相比，羅馬軍隊在戰術層面上的確有著更為周密和詳盡的軍事指揮技術，但這種理論理論，卻往往因為國力和戰略局勢的困窘而不能轉化為戰略優勢。

6世紀在位的查士丁尼一世統治時期是拜占庭帝國的第一次黃金時代，帝國在其統治之下幾乎恢復了羅安舊日疆域，但這種輝煌卻是國力的嚴重透支為代價。到了莫里斯繼位后，生存已然成為拜占庭帝國面臨的首要問題。

拜占庭的軍事實力并不算弱小，然而，在它的東部，卻有著另一個同等量級的軍事強國薩珊波斯。

薩珊波斯始終致力于恢復所有曾被亞歷山大奪走的原屬于阿契美尼德大帝國的領土。而這顯然是自詡為羅馬正統的拜占庭人所不能接受的。波斯的長期博弈嚴重消耗了拜占庭的軍事潛力。

查士丁尼時代，拜占庭的東部戰線日益糜爛，查士丁尼不得不屢屢擱置其對于收復舊日領土的渴望，名將貝利薩留（Belisarius）更是被迫奔波于波斯、意大利戰場之間。

而與波斯的糾葛還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帝國宮廷的格局：573年，帝國東部重鎮達拉城失陷，查士丁二世（ 查士丁尼一世的妻子狄奧多拉皇后的侄女婿兼養子）受此刺擊患上了嚴重的精神疾病，發病時他會突然開始狂奔，或試圖從窗戶一躍而下，人們不得不讓將他居所用的窗戶用欄桿封閉起來。

這種生不如死的癲狂的狀態持續了長達五年，直到查士丁二世死亡才宣告結束。這五年間，帝國陷入了持久的混亂中，后來的提比略皇帝就是在此時與查士丁二世的皇后索菲亞結成聯盟，開始掌握帝國實權。

除了東部地區時刻虎視眈眈的薩珊波斯外，北部的斯拉夫人和阿瓦爾人、西部的倫巴第人、北非的摩爾人都對在威脅著拜占庭的軍事安全。這些威脅中，又以阿瓦爾人的威脅最為嚴峻。

這一部族在6世紀末達到其鼎盛時期，曾經于626年幾乎占領君士坦丁堡。在與拜占庭的“交流”中，阿瓦爾人展現出了相當成熟的外交戰略，為了在西爾米烏姆站穩腳跟，阿瓦爾人試圖對拜占庭進行外交欺詐，假稱與后者共同對抗斯拉夫人。

而實際上，前者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控制著斯拉夫人的軍事侵略，終于在阿爾瓦人的長達三年的圍城攻勢和外交威脅下，西爾米烏姆城落入阿瓦爾人之手。到了莫里斯時期，這支因妥協而侵入的蠻族已經開始攜同斯拉夫人，多次劫掠、攻擊拜占庭的城鎮，成為帝國巴爾干邊防問題上的嚴重隱患。

內部的困窘或許比外部威脅更加嚴重。6世紀后期拜占庭災害頻發，根據《古代晚期地中海地區自然災害研究》的統計，“6世紀最后30年中，地中海東部的安條克、君士坦丁堡等地分別于577年、582年、588年發生強烈地震”，而頻繁爆發的瘟疫和隨之而來的饑荒更是導致人口和稅賦的銳減。

對莫里斯來說更為不幸的是，查士丁尼、提比略兩位皇帝雖然不是昏聵之君，甚至于在對外戰爭上頗有建樹，但同時卻也是花錢的行家里手，查士丁尼統治期間，僅在在君士坦丁堡一地就修繕了33座教堂，其中僅索菲亞大教堂一處就花費320000磅黃金。

這筆資金在當時簡直是一個天文數字。舉個例子，波斯與拜占庭曾經于553年到564年間存在11年的短暫和平，其代價是每年拜占庭向波斯繳納400磅黃金的歲貢。

到了莫里斯時代，稅賦的匱乏已經嚴重影響到了軍餉的發放，又由于軍費的難以為繼，軍隊嘩變、反叛的事件變得越發頻繁。至此，財稅不足和兵源匱乏幾乎成為拜占庭實施所有軍事戰略的最大桎梏。

這也是為什么在此后拜占庭的軍事戰略指導中，為何充斥著本土防御戰略和以空間換取勝利的大縱深戰略。拜占庭帝國尤其是其高層對于軍事、戰略部署有著相當精準的把控，《拜占庭兵法》認為，“羅馬人自身從未明確展現一種全面、長期的戰爭計劃，也從未預想過特定方案與應對手段以便保家衛國”。

吉本的那句“為了避免失敗，而非為了爭取勝利”所言非虛，卻枉顧了6世紀至10世紀期間拜占庭所面臨的現實局面——大規模瘟疫帶來的末日情緒，國家近乎干涸的兵源儲備、日益窮竭的國庫資金以及層出不窮、滅之不盡的兇悍蠻族劫掠者，在如此種種的危機局面下，只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謹慎和竭力避免國運對賭的國家戰略才能讓其勉強維持。

這才是拜占庭在軍事上表現得如此精神分裂的原因，成體系的軍事教育讓帝國的將軍們至少在理論知識遠超其他國家的軍事貴族，但同時，惡劣的內外環境卻又時刻教育著他們避免在不確定的條件下與敵人會戰。

參考文獻：1、薛曌琦《拜占庭帝國莫里斯邊防政策研究》

2、蘇聰《論拜占庭莫里斯時代的軍隊結構改革》

3、馬鋒《從戴克里先到查士丁尼時代的軍事變革》

4、《戰略：拜占庭時代的戰術、戰法和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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