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師大中文系劉陽教授）

燕山客（朱國良筆名）：奧勃洛摩夫的影子

（《浙江日報》局部）

奧勃洛摩夫的影子
燕山客（朱國良筆名）
奧勃洛摩夫，是19世紀俄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岡察洛夫筆下的一個主人公。這個懶惰成性的典型，整天想入非非，躺在床上編制計劃，不做一點實事。幾番春來秋去，這個慷慨激昂者的“宏偉藍圖”只得到月球上去兌現。列寧曾借用這個人物，尖銳地批評當時蘇維埃政權中某些領導人“永無止境地老是開會，成立委員會，制定計劃”，并斬釘截鐵地指出：“這是一種很糟的狀態。”
在現今改革開放的熱潮中，群雄爭先，惟求務實者甚多，但其中也不乏奧勃洛摩夫的影子。談到眼下正在進行的工作和事業，他們中有的人也表現出高昂激越的情緒，會議上口若懸河，飛流直下三千尺，卻很少認認真真、仔仔細細地傾聽基層群眾的意見，很少去研究解決問題的具體措施。還有的看起來對那些不正之風怒不可遏，拍桌子、罵“山門”，而一旦要他從自己做起，則立時如“秋蟬落地――啞了”。應該說，這些人也夠忙的，但他們的忙，只是圖形式，喊口號，還有的則是張羅著在春日秋天去哪個風景名勝，甚至東亞西歐借個名頭開會游樂。如此“聰明”，真是精力用錯了地方。
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干任何工作要出成效都須務實，崇尚求實，切忌虛偽和浮夸。如果像奧勃洛摩夫那樣僅滿足于慷慨激昂，空尚“羅曼蒂克”，整天泡在“文山會海”中，那么再好的宏圖最終都不過是鏡中花、水中月罷了。當然必要的會還是要開，而且還應該開好。必要的計劃還是要訂，但務必切實可行。要是把主要精力放在開會和討論上，“日里說到夜里，菩薩還在廟里”，不干實事，不從我做起，不從小事抓起，只會在文山會海中淹沒。明鑒于此，我們切不能忘了干工作、創事業“求真務實”四個字呵！“盛年不重來，一日難為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改革之年，世紀之交，需要我們真抓實干，再創偉業。讓我們以新的精神面貌，與奧勃洛摩夫式那種“很糟的狀態”決絕吧！

（《浙江日報》理論評論部朱國良先生）

金新：“愛斯基摩結構”的影子

（《中國經濟時報》局部）

“愛斯基摩結構”的影子
金新
曾在《中國經濟時報》上看到這樣一段令人心有所思的文字：在那一年四季冰封雪凍的北極世界，狗拉雪橇是愛斯基摩人惟一運載工具。如何讓狗多拉快跑，愛斯基摩人有自己的一套對狗的管理方法。愛斯基摩人的狗拉雪橇，狗是分兩個層次的，前面有一只領狗，后面便是X只力狗了。愛斯基摩人給領狗制造許多特權，它單獨享用食品，它單獨睡好的狗舍，它還從來不挨鞭子抽打。與其相反的是后面的力狗，大家一起搶著吃，還不管飽，狗舍也是大通鋪，拉雪橇時稍有走神主人的鞭子便會落下。于是，力狗們深感不平，拉著雪橇跑起來的時候，在后面的力狗就都一起想趁亂咬上領狗一口。領狗的韁繩比后面力狗的長二尺，后面的狗要咬它，勢必要拉著雪橇飛跑，而領狗因韁繩長，幾乎是空跑，雖然從始至終都看著差一點就要咬著領狗“傲慢的尾巴”，到了終點卻也咬不著。

（愛斯基摩狗拉雪橇）

這是愛斯基摩人發明的一種競爭手段，有人謂之“愛斯基摩結構”。之所以美其名曰“結構”，想來既表明了是一種組合方式，又說明是一個具有一定穩固性的普遍原理。這種普遍原理是建立在動物排他性嫉妒心理特征之上的，能夠最大限度地開發非理性潛力，有超常規的可操作性與實用性。然而，這種管理結構或曰結構理論的實施，盡管比起濫用鞭子或者說光用鞭子來仁慈多了，有點“以狗為本”抑或“狗道主義”的意味，但畢竟是金屬刀叉加獵犬的低生產力條件下的產物，是一種低層次的心理戰術，誠如學者所云：“心理承載量非常有限，這不僅是領狗隨時有被撕碎的危險，力狗的內心也總是充滿了仇恨的陰暗，拉雪橇跑得殺氣騰騰，即使在光明與純凈的的北極，也從它們的眸子里看不到光明與希望。”
可悲的是，在全球進入工業化的時代的今天，我們的一些領導的管理水平還停留在漁獵時代的二元管理結構模式上。他們每每把這種所謂的“以狗為本”式的“狗道主義”出神入化地演繹成“以人為本”式的“人道主義”。
事實上，人類世界的“樹典型”，抑或“評勞模”，在某種程度上確實折射出“愛斯基摩結構”的影子。我們的一些掌握著實權的同志，每每嘴上高唱著和諧的凱歌，心里卻希望下屬之間略有控制范圍內的摩擦。他們常常從自己所把持的“所有制”里分一杯羹于具有“領狗”性質的親近者，以引起具有“力狗”性質的疏遠者的羨慕，從而使得權杖產生無有窮盡的“原子裂變”。這我們只要觀察一下那些被樹典型與被評勞模者總是“四面楚歌”的處境，就會感悟到在“‘愛斯基摩結構’的影子”里“黑云壓城城欲摧”的肅殺之氣。
達爾文認為，生物個體都在特定的環境下發生變異，具有有利變異的個體能適應環境存活下來，并繁衍后代；不具有有利變異的個體，則適應不了環境被淘汰。此者，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是也。這一思想揭示了生命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發展的規律，被譽之為19世紀三大科學發現之一。其作為生物進化的法則，“弱肉強食”并沒有刻意的人為扶植，是一種自然的優勝劣汰，就此意義而言，是一種不無殘酷成分的公正與公平。人類之所以為萬物之靈長，思考是主要原因，問題是思考往往會將天賦人權在向法賦人權轉化的過程中脫離公正與公平的軌道。西方社會我們往往定性為罪惡世界，然而頗有漢奸嫌疑的全盤西化者卻每每有相當的市場，原因就在于：“‘寸’有所‘長’，‘尺’有所‘短’”，西方社會體系雖然是一堆“牛糞”，畢竟盛開著一朵達氏生物進化論的“鮮花”。
愛因斯坦曾說：“宇宙應該是和諧的。”任何社會的高度發展，都是以和諧為前提的。當我們的發展以制造仇恨心理為動力，于“末位淘汰”中求高速時，就違背了發展的原始目的——創造幸福，離和諧的太平盛世越來越遠了。
尤其令人心焦的是，以傳播公正與公平崇尚自由為天經地義的教育，亦隱隱約約約蜷縮嬉戲于“‘愛斯基摩結構’的影子”里， “人類靈魂工程師”之靈魂正在遭受著自教育誕生文明以來前所未有的涂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