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楊《丑陋的中國人》40年前在島上都能被人接受，貓智深倒是想看看這篇文章會有什么結局。

前言：

國人大多為無神論者，然而在某種意義上，歷史便成為了我們的 “宗教”，歷史教科書取代了經文，以過往的歷史事件告訴我們因果，指引我們行事。

貓智深深入讀史后，發覺這些史書皆在教我們 “詐”，即告知我們眼前的只是一場 “零和游戲”。“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鋪路無尸骸”，我們應以利益最大化為目標，不擇手段擊敗對手，使自己最大限度 “全有” 而令他人 “全無”，而此類歷史陳述是每個國人自出生起便開始接受的教育。

一、

翻開二十四史中的任意一部，最為突出的便是一個 “詐” 字，而每個王朝的建立者皆為 “詐” 中魁首，是逆淘汰的最終勝利者。

秦朝自不必多言，其以天下之財奉一家，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早已被批判得一無是處。

而后漢朝的劉邦亦是 “詐” 中高手，他的天下乃是因一場毀約而得。

公元前 203 年，劉邦與項羽在天下之中--鄭州對峙。劉邦自知戰斗力有限，主動多次派遣使者求和，最終項羽應允。雙方以鄭州下轄縣級市滎陽的鴻溝為 “楚河漢界”，平分天下。之后，項羽遵守約定撤軍，還裁減大批部隊。然而，劉邦全然沒有契約精神，協約墨跡未干便偷襲楚軍。

劉邦出身市井無賴，毀約對他而言是家常便飯，而項羽家族幾百年來都是楚國的貴族，最終項羽在安徽蚌埠市的垓下被圍殺。

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此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史記·高祖本紀》

劉邦雖以無賴之態獲天下，但平生行事尚具戰國豪俠遺風，而漢之后諸王朝的開國皇帝則更為不堪。

司馬懿年滿70時，不顧自己馬上就要老死，也不念及曹丕的臨終托孤，非要過一把權力的癮。他趁曹家兄弟出城祭祀，發動高陵平之變，占據洛陽。之后，司馬懿指著對國人有特殊意義的洛水發誓，宣稱曹家只要交出兵權，便能保住爵位和財富。

自此之后的這千余年，誓言在國人眼中便成了笑談，沒人再會相信別人發誓。東晉時，司馬家的混血兒司馬紹成為皇帝，得知祖先如何得天下后，羞愧得不敢抬頭，稱祖宗做了這般多缺德事，“晉祚復安得長遠！”

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用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晉書》

有狼顧之相的司馬懿

此后的開國皇帝可謂一代不如一代。李世民殺兄圈父，篡改史書，讓眾人以為打天下皆是他一人之功。唐朝后續的皇家子弟亦紛紛效仿，兩百年間兄弟互殺之事從未間斷。

宋朝的趙匡胤，以陳橋兵變而廢柴氏，而后為保趙家皇位安穩，厚斂于民，用錢財收買官、兵和士，導致 “冗員、冗兵、冗費”。

明朝的朱元璋，先殺自己伯樂郭子興的兒子以奪權，又殺上司明教教主韓林兒以奪位，之后更以“胡惟庸案”、“郭桓案”和“藍玉案”殺了十幾萬陪他創業的功勛。朱元璋的嗜殺令人發指，在洪武三年分封的34個公侯，能捱過朱元璋和朱棣兩個皇帝而傳承下來的，只有徐達一家。

清朝得天下時，口口聲聲謊稱 “本朝江山取自流寇，非取于明，且為明報君父之仇”，實際行動上卻對朱家后裔趕盡殺絕，不留絲毫余地。前面諸朝，雖以謊言獲取天下，但好歹還試圖欺騙眾人，而到了滿清這里，已不指望百姓相信他們，直接用刀說話，不信其說辭者便殺之。他們從遼東屠殺至華南，嘉定三屠、揚州十日、蜀川千里無人煙、廣州大屠殺、蘇州之屠、南昌之屠……

本朝創業太易，誅戮又太重，奪取天下太過機巧。天道難知，善惡不相掩，后君之德澤，未足恃也。
----------------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

由此可見，歷朝開國皇帝，皆是以 “詐” 奪取天下。

在封建社會中，奪取天下遂演變為一場 “逆淘汰”，卑鄙者淘汰高尚者，喪心病狂者淘汰留有余地者，毫無底線者淘汰有操守者。“逆淘汰”的勝利者竟還恬不知恥，得意洋洋地宣稱自己依靠的是 “智”。更有無賴者，自稱即使道德敗壞到如此境地，但仍舊成為九五之尊，更證明了他們才是真正的天命所歸。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信哉斯言。

在讀這樣的歷史時，每個人的價值觀都將被摧毀，口中念的都是“圣人曰”，底下行事全是“無毒不丈夫”。沉浸在其中的人，更以“婦人之仁”嘲弄善良者，再以“成大事者不拘小節”來將自己的“詐”一筆帶過，甚至還將其當成夸耀的資本。

二、

取天下靠的是“詐”，守天下更是靠“詐”。

細數歷代皇帝治國之道，都是對外披著儒家的皮，口口聲聲宣稱要施行 “仁政” ，實則內部秉持法家的內核。據秦暉先生的文章《法家與 “秦制”》所指出，皇帝們口頭上宣揚儒家政治，實際踐行的卻是法家政治；表面講的是儒家的 “人之初性本善”，內心信奉的卻是韓非子的人性本惡；口頭上講以仁政治國，實際運用的卻是法家的那套 “法、術、勢”。

這就是所謂的"儒表法里"，從秦到清皆是如此，概莫能外，毛偉人就在其詩《讀〈封建論〉呈郭老》中一針見血的指出：百代都行秦政法。

《讀〈封建論〉呈郭老》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雖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何以如此？靠逆淘汰上位的統治者，不可能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他們信的是法家的性惡論。他們結合自身經歷，讀到韓非子的“臣之所以不弒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時，無一不是感同身受。

故而，他們在組建政府時，其原則就是互相制衡，即法家的"用一人焉則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則慮其可欺，而又設一事以防其欺"，刻意使政出多門，相互掣肘，絲毫不顧忌行政效率受影響。

比如在明代，朱元璋先是撤銷了宰相，之后將宰相下轄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一把手全部在行政級別上提一級，相當于朝中有了六個宰相。在軍隊中，朱元璋將兵權分為兵部、五軍都督府及非常設總兵分掌，其也在職責上互相牽制。在地方上，朱元璋將一省之權分割成三份，分別是管行政的布政使司，管刑獄的按察使司，管軍政的都指揮使司。

更搞笑的是明朝的監察機構，朱元璋先設錦衣衛以監視百官，之后他兒子又設東廠以監視錦衣衛，再之后皇帝們又設西廠以監視前者，之后又設了內廠再來監視前者。還好明朝只有200多年，不然還不知道又會搞出多少個廠。

《山河明月》中的朱元璋

在對待治下之民時，盡管皇帝們口頭上宣稱在民間倡導儒家的大家族模式，但在實際行動中卻致力于將包括宗族在內的民間結構拆散，制定如 “民有二男不分異者倍其賦” 等法律條文，致使民眾如一盤散沙，聚集不起任何力量。

之后，對于已然呈沙粒化的底層社會結構，皇帝們便開始運用法家的 “弱民、貧民、疲民、辱民、愚民” 五術。他們讓老百姓又窮又弱，愿意為皇家施舍的幾個饅頭而殺人；讓老百姓卑賤且任人欺辱，從而向往朝廷的編制；讓老百姓蠢笨無見識，皇帝們說什么便信什么，自覺成為打仗、種田、生孩子的工具。

《法家與“秦制”》中寫道：2000萬人口的秦朝，可以調50萬勞動力去修長城，70萬人去修始皇陵，70萬人去修阿房宮，50萬人戌五嶺……，這是宗法時代的周天子絕對不敢設想的。

（本篇文章主要列舉法家的弊端，并不是說儒家就有多好。儒家的理想是以類家庭的結構來組織社會，其導致的結構只能是兩晉的門閥政治，之后有機會再寫吧）

三、

讀罷二十四史，滿紙都是“詐”。何以如此？

是源于人品問題嗎？顯然并非如此，人類都是非洲走出來的，誰又比誰高貴？貓智深且試著找出這么多“詐”的原因。

從博弈論的視角來看，唯有重復性博弈方可產生誠信，一錘子買賣大概率存在 “詐”。

例如，固定攤販賣菜與流動攤販相較，你會作何選擇？找工作時你更傾向于成立多年的大公司還是剛開業的小公司？

這背后的緣由便是重復博弈。若博弈雙方皆知曉，同樣的博弈將會無限次重復進行，他們一次使詐便會招來報復，那么他們便會選擇誠信。

在歷史舞臺上，有資格成為博弈一方的，除了軍頭外，只有能獨立存在的教會和商會。其中，前者能為軍頭提供合法性來源，后者提供資金來源。然而，當僅有一個軍頭時，教會和商會在刺刀的威脅下就只能聽命于前者，比如納粹德國治下的寶馬集團。而對于老百姓，在沒有票選和人大制度的古代，他們是沒有資格參加博弈的。

另外，在大航海時代之前，從地理角度來看，中國處于一個極為封閉的環境之中。北邊是撐不起文明高度發展的茫茫草原，東邊是大海，西邊是僅有幾個零星城市的戈壁灘，西南又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在這樣的地理格局下，中國與外界交流的通道僅有那么一兩條不時被劫掠者阻斷的絲綢之路。

中國與外界交流的通道僅有那么一兩條不時被劫掠者阻斷的絲綢之路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查閱中國掌握鐵器冶煉的時間，與西亞相比究竟晚了多少年，由此可知阻隔有多大。沒辦法，地理環境如此，如果我們不以封建王朝的中國中心論視角來看世界，會驚訝地發現我們只是位于亞歐大陸的最東端。

在閉塞的地理環境中，當某一軍頭壯大后，在消滅其博弈對手后很容易獨占資源，形成單一權力中心的統治架構，故而也就沒有必要講求誠信。

所以我們會看到使 “詐” 者在計謀得逞后，能享受幾百年的榮華富貴，因此我們不自覺地美化 “詐”，將其奉為 成事寶典，并主動讓自己卑劣化，奉行 “無毒不丈夫”，或者至少也是 “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四、

喜歡用“詐”的另一關鍵原因，還在于古代的生產力不發達，人們都是在玩“零和游戲”。

我們翻越史書，看那些文人吹得天花亂墜的所謂盛世，其實都是天下大亂后人口極少的階段，而到王朝人口繁多后，啥明君圣賢出世都沒辦法。

比如所謂“文景之治”的漢文帝時，全國人口也就1000多萬。到了西漢末年的漢平帝，全國人口6000多萬后，那就等著崩盤吧。

所謂貞觀之治，其開始時全國人口也就300萬戶，經過“千古一帝”李世民的發展，也不過1500來萬人口。

所以，在生產力低下的古代社會中，相對于人力，統治者更看重的是資源，百姓多了反而不是好事。曾國藩在與友人馮樹堂的一封信中就反映出如此心態，他認為天下變亂的原因即是殺人太少了，他寫道：三四十年來,應殺不殺之人充滿山谷,遂以釀成今日流寇之禍,豈復可姑息優容!

因此，他們能“詐”就“詐”，力爭讓百姓弱、貧、疲、辱、愚。

細究史書，滿紙都是一個“詐”字。

但在當代社會，這套東西卻沒什么益處。我們早已不再身處原來閉塞環境下的單一權力中心，世界上有如此多個國家，國際交流的準則也早已不是千年前的“一次性買賣”。更重要的是，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建立高質量的完整產業鏈，而必須參與到國際合作中，進行重復性博弈。

另外，生產者在當今社會生產中也越來越重要，尤其是人工智能AI的發展，將會把人從重復性的工作中解放出來，專門從事創造性工作。

這相當于讓人類實現了第二次進化，而第一次進化是人類學會直立行走后，雙手被解放，開始使用勞動工具。直立行走解放了雙手，人工AI解放了大腦

被“詐”成弱、貧、疲、辱、愚的百姓，雖然聽話，但怎么可能會競爭過經歷過二次進化的新人類？

直立行走解放了雙手，人工AI解放了大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