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五年，理學家閻若璩經三十年考據研究出了一本書 -- 《尚書古文疏證》。這本書不僅橫掃了業已式微的心學，也崩塌了部分文人的信仰和價值觀。

秦始皇統一六國后，為獨尊法家大規模的收繳并焚毀先秦著作，儒家的基礎性著作之一《尚書》也未能幸免，各類抄本均被燒毀。

漢文帝登基后，命晁錯前往山東向前秦博士伏生求教《尚書》。后經伏生口述，晁錯筆錄整理，得文二十八篇并官定頒發，后人稱之為《今文尚書》。

永嘉之亂后，逃至江南的司馬氏為重建皇朝又廣求經典。豫章內史梅賾獻上了另一個版本的尚書，即《古文尚書》。據傳這本尚書是漢景帝時，魯恭王劉余為擴建王府而侵占孔子舊居，偶然從舊屋壁夾縫所得。

這兩個版本的尚書最大的區別有三點。一，《古文尚書》比《今文尚書》多了二十五篇；二，《古文尚書》是用先秦蝌蚪文書寫；三，《古文尚書》在行文語法上反而比《今文尚書》更簡單。

雖然第三點讓歷朝歷代的一些學者懷疑《古文尚書》的真實性，但前兩點區別以及儒家自己內部的派系斗爭，又讓其一直被視為真古文。唐宋明清幾朝也均將其列入儒家正義，輯錄為官定本并頒布全國。

注：從漢朝開始儒家分成了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兩個派系。今文經學比較側重大一統和皇帝集權，因此被歷代皇帝所偏愛；古文經學則推崇先秦傳統，弱君主、重臣民，所以在士紳學子這個層面擁躉很多。

閻若璩在《尚書古文疏證》中列舉了大量史料，應用多種考據方法（本證、旁證、實證、虛證、理證等），得出了一個難以辯駁的結論 -- 《古文尚書》是偽作（由梅賾偽造）。

這讓當時的一些文人、理學家們狼狽不堪。

儒學講究得就是“引經據典”，表述自己的觀點理論時不能標新立異，需要引用上古先賢的經典話語作為理論基礎和判斷依據。現在膜拜一千多年的《古文尚書》被證偽了，不就意味著理論基礎沒了么？在此基礎上得出的學習、研究成果不也成了空物？

這種沖擊就像一個現代人穿越后，發現異世人能輕松的手搓核彈，牛頓的棺材板根本就蓋不住。除了不敢相信，還有無所適從。

閻若璩的成果，不僅讓一些文人的精神支柱崩塌了，也讓清朝的文人學者們開始疑神疑鬼。連《尚書》都可以是假的，那其它典籍和書籍不一樣有可能是假的么？從此疑古之風開始盛行。

在閻若璩之前，受崇古思維的影響，人們普遍不怎么懷疑前輩、前朝的經典史籍，簡單來說即便是孤證也會選擇相信。閻若璩之后文人們發現“經、史、子、集”里的很多東西，似乎都經不起推敲了，即孤證不證。這也是清朝考據學大興的重要原因之一。

兩次鴉片戰爭的慘敗，讓大清的文人們開始思考一個問題。天朝為什么會敗給洋夷，天朝和洋人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直到庚子國變后，大清的文人才得出一個統一的結論。打不過洋人不是武器裝備（奇巧淫技）的問題，而是天朝在政治、思想、自然科學等方面即整體國力的落后，其中的癥結又在于天朝內部的“虛偽”。

人們推崇、膜拜“經典”，進而不質疑并無條件的崇古。在此基礎上，人們覺得后人是無法超越先賢的，只能去學習效仿。那么辨偽求真、研究新知就沒有意義了，能做的就是神化和吹捧過去。社會從而一潭死水，對各種問題視而不見，熱衷于表面文章 ......

那么救中國就要針對“虛偽”這個病根下手，就得用科學的方法來重新審視自己的歷史并去偽存真，不再自我忽悠和陶醉。

所以20世紀初，顧頡剛、胡適等文人發起一項“以科學整理國故”的運動，并得到眾多知識分子的響應。這場運動旨在對已存經典史籍做一次全面審查，將所有虛假、不可信的內容都從“國故”中剔除出去。

這次運動的結果可謂是驚天動地，細節因篇幅原因就不展開了，只說一個大結論。中華上下五千年的歷史，被腰斬為2400多年的“信史”。

這也不是他們隨口瞎掰的，例如顧頡剛針對傳統的“崇古”觀念，結合現代科學規則提出了“古史層累說”，給出了從古史中甄別、剔除神話和傳說的方法。

注：筆者能力有限，難以簡單解釋“古史層累說”，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閱《古史辨》了解詳情。

簡單來說，顧頡剛、胡適等文人的研究結論是，當下（20世紀20年代）有據可查的最早信史文獻是《春秋》，只能追述到東周時期（春秋初期）。再之前的歷史，別說三皇五帝了，連武王伐紂、周公輔政等都不是信史。最多也只能看作當時的人為自身需求，對某些史實做了演繹，即“托古改制”。

注：“托古改制”可以簡單理解為戲曲化，就好比人們編導出來的“包拯鍘陳世美”、“楊門女將”等等。

孔子為了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虛構或者說重構了“堯舜禹”。后來者則有樣學樣，“創造”一個更古更賢的先賢“許由”，連堯都“欲以天下讓之”。雖然美好，但是假的。經過一代又一代的包裝、推崇，這種假就讓人信以為真，進而從價值觀上約定必須視其為真。這就從美好變成了惡，即“虛偽”的一種表現。

多說一點，在這幫疑古派眼里，《史記》有一大半都是假的。而且證偽都還用不上那些復雜的歷史科學方法，那么多“密室相謀”司馬遷是從哪里得到對話記錄的？

顧頡剛、胡適等學者并不是否定歷史，而是質疑歷史。那些歷史他們并不是確定認為不存在，只是目前流傳下來的相關史籍不可被證實，故而不可信且不能視之為“信史”。他們認為歷史也是科學，對于無法科學證實的歷史就需要質疑。所以尊重科學，就需從坦然承認我們只有2400多年的信史開始。

從1899年甲骨文出土，到1937年抗戰爆發結束規模性發掘。對甲骨文幾十年的解讀研究，證實了商朝的存在，疑古派眼里的信史也就此被拉長到3500多年。

國人對中國歷史的認知，也從這個時候開始割裂。一些人認同疑古派，以科學實證來確定歷史和史實（郭沫若堅持挖定陵也有這方面考慮）；一些人則堅信三王存在，中華歷史因源遠流長而不止五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