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農歷正月十六，上午十一點。寧夏西山坡米家沙窩，在眾人的簇擁下。一個年紀四十多歲的男子，清了清嗓子。對隊伍說“第三次世界大戰快要打起來了，我們寧夏的民主勢力也在作準備，計劃在約定的時間舉行大暴動。我們要走在他們的前頭，絕不能落在他們后邊...”

說話者便是素有“賀蘭山大王”之稱的郭拴子，嚴格算來，郭只能算第二任。第一任“賀蘭山大王”叫周墩子，原是郭拴子的頭。

1932年，周墩子外出尋開心，誰知再也沒有回來。事后才知，他被馬鴻逵槍斃。一年前的1931年11月，郭拴子正式投到周墩子門下。

郭拴子跟周墩子算是老相識，早在1929年的時候，周首次見到郭拴子。那年郭才二十二歲，剛從軍隊逃回來。時寧夏土匪密布，軍閥為鞏固其統治，在一個人口不到百萬的小省，便豢養10萬大軍。規定45歲以下男子都要輪流分期入伍受訓。

郭拴子當兵一年，便從部隊逃回來。誰知一回到家，便攤上大事。郭帶領兄弟四人，前往當地政府把父親從官吏手里搶回來。此前郭父由于拒繳“羊捐”，而被收稅人帶回地方辦事處。郭回到家后，自知逃兵役，從稅吏手里奪父，犯法不輕，家自然沒法再呆下去。

1930年，在寧夏西山一帶活躍一股土匪，由于為首者詭計多端，槍法又好。很快這個“后起之秀”成為能夠跟周墩子齊名的土匪武裝。所謂槍打出頭鳥，同年馬鴻逵為獨占寧夏，組織一部分兵力，在地方武裝的配合下，進山剿匪。

郭拴子為與“剿匪部隊”抗衡，在匪部骨干的說和下，于1931年11月。正式和周墩子聯合在一塊，周為正首領，郭為副首領。郭不甘屈于人下，暗中伙同自己的幾個親信商議，該如何除掉周墩子。

1932年，周墩子夜宿山邊一戶人家，被同伙白四子開槍打傷，隨后被巡防的馬鴻逵部抓獲槍斃。這個白四子便是郭拴子花錢拉攏的刺客。周匪隊伍，見老大槍斃，個個恐慌失措。郭趁機奪取老大位置，在周匪隊伍中，只有一人不愿歸順郭拴子。此人叫梁風惠，郭沒來得及清理門戶，梁便逃到后套。

一年后的1933年，駐扎在黃渠橋的馬寶琳接到寧夏省主席馬鴻逵的命令，要他帶隊前去剿滅郭拴子匪部。郭匪常年流竄于平羅、惠農、賀蘭一帶，以保商、護路名義敲詐勒索,收取保護費，向百姓、富戶征糧派款，隨派隨收，稍有抗拒，即遭打殺。

郭拴子早年，給牧主放駱駝，與蒙古人打交道，精通蒙語、騎馬、摔跤等。加之經常在寧蒙之間走動，非常熟悉賀蘭山北段和阿左旗草原的地形道路。當得知馬寶琳派出一個團前來圍剿，便利用復雜的山地與剿匪隊伍周旋。

1934年冬，郭拴子做夢都沒想到梁風惠，會主動送上門。不過郭卻不能殺他，此時粱身負重任。作為“馬主席”派出的說客，梁風惠的任務是招撫郭拴子。

同年夏天，馬鴻逵派“精英”警備旅進山剿匪，耗時數月，都沒能順利拿下郭匪。此時的郭拴子早已不是此前的郭匪，他獲得大量軍事援助，來自“東陵大盜”孫殿英的“慷慨”。

馬鴻逵（1892年-1970年）

1934年春，孫殿英部與馬鴻逵部在銀北開戰，孫殿英早年為匪的經歷，讓郭拴子有種莫名的親近感，于是他投靠孫殿英，為答謝郭的支持，孫便給郭一筆軍火。

“孫馬大戰”孫殿英大敗，郭拴子趁機搶得孫部大量武器、輜重，一些兵痞流氓紛紛上山加入郭拴子部，郭的勢力發展至上百人，匪名也越來越大。

幾次剿匪不成，馬鴻逵只得拉下臉“若想太平，必須賊殺賊”。時在寧夏活躍的土匪遠不止郭匪一股，在寶豐、石嘴山、大武口、紅崖子等地還盤踞活動著馬英堂、游占祥、王瘸子、馬文秀、等股匪。

正如《十年來寧夏省政述要》保安篇記載：“平羅縣，西山各堡，及寶豐附近，匪患尤熾”

各地鄉紳、武當廟的和尚紛紛出面勸說郭拴子投降。這次梁風惠以地方保長的身份，要郭拴子接受政府的安排。土匪別看很風光，實際上普通匪徒主要以干糧冷飯、炒面作主糧，有上頓沒下頓，過著朝不保夕的日子。大吃大喝，只是搶得酒肉的一時痛快。

1934年秋，馬鴻逵將郭部編為平羅保安隊，郭被任命為隊長，駐扎銀北，其職責是負責維持地方治安、剿匪、緝私等。

解放前夕的1949年，郭拴子可說是富甲一方，娶老婆5個,全家共19口人，有水田100余畝，宅院2處，40余間，駱駝200多峰，山綿羊1200多只，騾馬牛車等大牲畜應有盡有。郭拴子擔任的職務是平惠賀蘭保安司令，這個職務從1938年郭拴子首次就任，一直擔任到1949年前夕。

當我軍迫近永寧仁存渡時，原寧夏省派出軍政代表到吳忠堡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九路兵團司令部駐地，向楊得志司令員提出“要求談判、舉行起義”的主張，后經談判，于1949年9月23日雙方代表簽署“和平解放寧夏問題的協議”。

四天后的9月27日，解放軍收到郭拴子送來的“大禮”，兩卡車軍用物資。時馬鴻逵部隊的一部分散兵和裝載物資的汽車從銀川經石嘴山向內蒙古烏海逃竄，郭拴子率保安隊趁機截住物資汽車。當天，郭拴子率部100多人向我軍投降。

銀川市軍管會決定將郭拴子部改編為賀蘭山保安隊（郭自稱賀蘭山警備隊），原建制不變，任郭為賀、平、惠三縣保安大隊隊長，駐扎在黃渠橋，由六十五軍一九四師五八二團代管，負責維護地方治安。

1950年正月十五深夜，宴席散場，郭拴子突然對準備離席的楊景國說“指導員，明天我去參加一個同志的婚禮，準備兩名隨從，我只有一支手槍，你的槍我用一下”。郭接過手槍后，看赴宴的人漸漸消失在黑夜中。便回到屋內，對著親信，長嘆一口氣“我去銀川時，見到了一些老同事，有人對我講，在開河前后，要把寧夏的共產黨、解放軍全部趕走。可依靠的力量：銀南蘆軍長、河東有田福祥（馬家軍團長），北有左軍長...”

被捕后郭拴子說暴動的理由是“因為部隊住房子有一個老百姓找我們要兩個駱駝，跑了一個多月的買賣，今年又找我們要人工、籽種、牲畜，我沒有辦法，就叛變了...”

同年春節前后，寧夏流傳著一些荒誕無稽的謠言，“蘇聯在聯合國會議上提出不使用原子彈，一定是他們沒有原子彈。波羅的海已被美國擾亂，第三次世界大戰快打起來了”，“一旦大戰爆發，14小時中國就可以全部收復（指國民黨在美國的幫助下，卷土重來）”。一些反動會道門頭頭趁機造謠說“共產黨的劫數到了。”郭拴子夢想要當“寧夏省主席”。

1950年，農歷正月十六，郭拴子趁解放軍指導員楊景國等人，到省軍區開會，兼代領夏季服裝。郭命令部下精選58名“靠得住”的“精英”，攜帶輕機槍一挺、駁殼槍4支、步槍4支、各種子彈共計7200多發。上午十一點時，把隊伍開到西山坡米家沙窩，令機槍射手把機槍架到一個高沙丘上，把部隊集中坐在一起。發布叛變演講后，郭拴子不忘補充一句“愿意跟我走的歡迎，不愿走的放下武器回家，我郭某絕不阻攔，有不愿意的沒有？”

1950年4月17日零點，黃渠橋駐軍突然受到郭匪的猛烈攻擊，土匪分東西南北四個方向我軍進逼。早在3月4日，郭匪宣布叛亂當天，我軍已獲悉情況。當天下午，惠農縣組織召開干部會議，制定清剿方針；以政治爭取兼軍事清剿為主要方式，具體執行由駐黃渠橋一九四師五八二團擔任，平羅駐軍積極配合。

土匪夜襲黃渠橋后，平羅縣各鄉村，隨處能聽到“山里一仗，我們消滅解放軍5000余人，一九四師師長被打死，參謀長被活捉...”還說“惠農縣讓郭司令打得不敢住人，解放軍部隊和惠農縣政府要搬到平羅去。”

4月17日，我軍已獲知郭匪要來夜襲的情報，戰斗僅交火五六分鐘，匪徒即被擊潰，雙方均無傷亡。郭拴子利用謠言，聲稱自己是“黑虎星下凡轉世”積極擴大匪部。

7月31日，左旗旗委書記曹動之由銀川返回定遠營，走到賀蘭山范家營遭遇郭匪，曹及隨行的通信員均被匪徒殺害。

早在一個月前的6月10日，左旗政府受到郭匪沖擊，雖被解放軍及時擊退，但匪徒帶走了廣播電臺的電臺、密碼本等各種電訊設備。

我軍經過一個多月的偵查，基本上摸清土匪活動規律，繪制了賀蘭山的詳細地形圖，大規模的清剿行動從9月12日開始，寧夏軍區抽調一九三師偵察分隊、一九四師五八一團、五八零團一營、一九五師四個步兵營共八個營、兩個騎兵連從四面開始進山剿匪。幾支部隊協同對土匪活動區域的山口、洞穴、寺廟等地嚴密封鎖，對每一個山谷、石縫進行拉網式的搜索。

10月6日拂曉，解放軍五八四團，二連班長陳寶良在賀蘭山大西峰的一處山洞，成功將郭拴子捕獲。余部30多名匪徒落入法網。一天前，五八四團團長史秉廉通過審訊俘虜得知，剿匪部隊切斷了土匪與山外的聯系，天氣漸冷，土匪缺衣少食，靠打黃羊為生，郭拴子派親信李六麻子往山前村子籌糧。10月5日，史團長帶隊抓住了李六麻子，經審訊，史團長立即帶領戰士前往賀蘭山大西峰。

賀蘭山周邊地形

郭拴子被捕的消息一經傳出。眾匪紛紛下山向人民政府自首。僥幸逃脫的土匪副司令謝占奎被迫于10月14日帶7名土匪向剿匪部隊投降。殺害曹動之的兇手孟巴圖也于11月13日被阿左旗保安隊抓獲。至此以郭拴子為首的土匪被全部殲滅。

據審訊郭拴子的陳宜貴回憶，軍法處提審郭拴子時，他在刑訊室里，痛哭流涕、悔罪求生。1950年11月19日。在銀川市東教場召開萬人公審大會。這個自命不凡的“黑虎星”，終于受到人民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