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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挽救生育率，東亞各國競相提高生育獎勵，用“發錢”促生育。今年2月，韓國富榮集團宣布向2021年后生娃的員工每胎發1億韓元（人民幣約54.1萬）的生育獎金。

富榮集團的生娃獎金

圖：Korea JoongAng Daily

今年9月1日起，四川攀枝花市入托0-3歲嬰幼兒，可按200元/人/月標準領托育補貼券。早在2021年，攀枝花成為中國內地首個發放育兒補貼的城市。

生娃就能賺錢，看來似乎很誘人。究竟哪里在發生育補貼，哪給的多？生育補貼從何而來，如何運行，為何最近在東亞興起？終極問題是——發錢就能促進生娃嗎？

今天的文就來探討這個問題。

生娃補貼，哪最多？

在東亞，生育長期被視為家庭責任，是傳宗接代、光宗耀祖之事，舉全家之力撫養下一代，對子女望子成龍。而在歐洲，生育被視為社會責任，不單是家庭責任。

東亞出現的生育補貼比歐洲晚一個世紀，當然，近年在政策上也有進步。

首先，東亞各地已先后推出生育補貼政策。生育率極低的日本是最早實施生育津貼和最早有社會撫養責任意識的東亞國家。

其次，東亞各地推出的生育補貼，涵蓋從出生到成年的不同階段。

再次，東亞各地提供的補貼金額概括如下：

1

管生不管養

中國香港

2

不管生只管養

日本、中國內地城市、中國臺灣

3

管生又管養

韓國、新加坡

日本自1972年實施生育津貼，至今已50余年，經歷了逐步發展提高的過程。

新加坡是東亞較早且系統性提供育兒補貼的國家，2001年實施嬰兒獎金制（Baby Bonus），包括直接發錢和兒童發展賬戶兩部分。生育前兩胎可獲1.1萬新幣獎金，3胎及以上1.3萬。

嬰兒出生后自動獲得兒童發展賬戶，由政府和家長共同擁有，嬰兒出生時由政府繳納5,000新幣，以后家長每存入一筆錢，政府按1：1比例繳納相同數額，總金額13,000-35,000之間，可在孩子12歲前專項使用。

新加坡育兒津貼制

圖：新加坡社會與家庭發展部官網

韓國2018年開始實施生育補貼。2024年7月，成立“人口戰略企劃部”專門管理，包括生育獎勵金、按月發放的撫養金，和與新加坡類似的共同繳納“托育消費卡”。

中國臺灣省2018年起實施育兒津貼，0-6歲一胎5,000新臺幣/月，二胎6,000/月，三胎7,000/月。

中國香港2023年起，對2023年10月-2024年10月生于香港的嬰兒獎勵20,000港幣。

將各地一次性或月津貼相加，結合周期、貨幣匯率等因素分析后，可發現，對一胎家庭而言，韓國和新加坡補貼最高（約人民幣13萬以上）。

對二胎家庭而言，二胎補貼在新加坡約人民幣16萬，漲幅是一胎的25%，韓國升至約人民幣14萬，中國臺灣漲幅是一胎的40%。中國內地、香港和日本沒變化，日本從三胎起才有漲幅。

生娃為何有補貼？

雖然日本走在亞洲前列，但與同屬發達國家的歐洲相比還是晚了20多年，甚至在上世紀發達國家社會福利研究中，日本被排除在外。

生育補貼究竟是好是壞，多少才夠？這涉及到基本問題：什么是生育補貼，它是如何產生的？只有搞清楚這個問題，才能理解背后動機，和與其關聯的社會議題。

生育補貼也叫家庭補貼（Family Allowance）、兒童津貼（Child Benefit）、孩子紅利（Baby Bonus），在德國、北歐地區也稱父母津貼（Elterngeld），可溯至150多年前的法國，經歷萌芽期、功利期、實用期和權利期四個階段。

一戰后，生育補貼曾被功利性地用來提高生育率。方式簡單粗暴，政府希望通過發錢讓國民生育，滿足資本主義勞動力和戰爭需求；

二戰后，生育補貼被用來維持經濟發展。英國工黨政府1946年通過《家庭補貼法案》提高購買力和擴大消費，減少失業率，維護社會穩定；

1948年，瑞典從社會公平權利角度，首次提出生育不應是家庭責任，而是全社會責任，通過育兒補貼法案形成北歐撫養模式。

現在歐洲的很多育兒補貼

對于父母的國籍等限制不多。

圖：Kindergeld / YouTube

與發源地歐洲相比，育兒補貼在東亞非常晚近，根本動因是近年東亞生育率暴跌，讓以多子多福為傳統并吃人口紅利的東亞產生了危機感。各國雖實施開放生育和補貼，但國民并不買賬，效果不明顯。

從動機理念看，東亞仍是功利期和實用期階段，目的是補充勞動力和經濟增長，以生產為導向，有工具化色彩。若理念不能提高到惠及民生、維護公民權利和社會公平上，就難以收獲民心。從實施方式看，東亞育兒補貼也較單一片面。

生娃補貼，如何發放？

那么生育補貼的實施辦法是什么，僅僅是發錢嗎？補貼方式其實有許多種，與各國經濟和制度掛鉤。

按分發方式有納稅型和現金型，按條件有收入掛鉤型和收入不掛鉤型。

以發放方式和條件為象限，那么美國和盧森堡可謂象限極端。美國是自由主義，拒絕通過直接發錢來救濟，也非人人有補貼；盧森堡是補貼最高的社會民主式，高補貼、高覆蓋率。

歐洲是育兒津貼最高地區。

金額最高國家盧森堡，未來基金計劃（Caisse pour l'avenir des enfants）面向所有家庭，0-18歲孩子補貼300-356歐元/月不等。北歐國家也是高補貼國家，芬蘭1920年代就開始有育兒補貼，2024年覆蓋17歲以下孩子，一胎至五胎津貼為95-193歐元/月。德國育兒津貼（Kindergeld）是250歐元/月。

歐洲的育兒補貼不僅數額高，而且全面、系統、人性化，提供了多樣的補貼方式。

歐洲育兒補貼特征

荷蘭雖是歐洲高福利國家，但育兒補助最低，2021年標準是0-5歲孩子75-106歐元/月，對低收入家庭傾斜，補助100-262歐元/月，還可獲過半的稅收減免。

英國育兒津貼發放單位不是社保部門，而是國王陛下稅務海關總署（His Majesty's Revenue and Customs），金額水平與歐洲相當，2023年約74-112歐元/月之間。

加拿大則是直接發錢，針對18歲以下孩子，2020年數額為466-553加幣/月，家庭凈收入超3.11萬加幣的家庭補貼比例相應減少。

法國從二胎開始才有生育津貼，金額與家庭收入掛鉤，3胎及以上家庭可獲住房補貼和193歐元/月-289歐元/月育兒補貼。

澳洲通過減少個稅繳納的方式補貼

即家庭個稅優惠（Family Tax Benefit）

只有家庭年收入低于7.6萬澳幣

且小孩是24歲以下學齡孩子的家庭

可免征個稅30%

圖：Raj Pg Neet

有補貼，就生娃嗎？

歐洲高現金補貼不是天上掉餡餅，是以高納稅為代價的，高補貼是稅金返還，即“羊毛出在羊身上”。

美國盡管沒有產假、補貼、醫保等福利，但以稅收優惠作為補貼形式，納稅低則可支配收入高，加上發達的商業保險，家庭育兒金不必然比歐洲低。

各國低收入家庭與高收入家庭的育兒補貼比較

圖：University of York

2002年，約克大學研究發現，對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育兒金而言，在高補貼的歐洲，反而不如在沒補貼的美國澳洲等地高。美國、澳洲針對低收入家庭的低稅率和返稅優惠，讓可支配育兒金超過盧森堡（如上圖）。

各國育兒津貼與成本總和

圖：University of York

即使高補貼國家，也可能因高昂成本而使總花銷變大。例如荷蘭的補貼水平不低于北歐模范生挪威，但算上荷蘭龐大的教育和醫療成本，育兒補貼所剩無幾；

北歐補貼額并不比英國、愛爾蘭水平高，但這些國家的優勢是沒教育醫療成本，而日本和美國，則分別被教育和醫療成本拖累，把生育補助消耗得所剩無幾（如上圖）。

研究了各國生育補貼情況，我們再看看，生育補貼究竟對生育率有多大影響。

2021年OCED國家生育率

圖：OCED

從2021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生育率看，美國、澳洲等靠稅收不靠補貼的國家，生育率反而高于有補貼的德國、英國、加拿大。原因有低稅率對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影響，也得益于美國、澳洲的經濟高速發展和移民等。

生育率最高也是唯一超越人口替代率2.0的發達國家以色列，生育率3.0，這與其育兒津貼有關，也與發達科技、女性權利和宗教文化傳統密不可分。（）

整體而言，生育津貼對提高生育率有積極作用。高補貼的德國等國，生育率高于東亞低補貼或無補貼國家。生育補貼不是金額高就必然有效果，還需回歸人本主義，人性化對待，特別是全方位、多系統支持和性別權利保護，都對實施效果至關重要。

生養孩子不是分娩一刻的事，是一生的事，東亞大部分還處于應對出生和幼兒時期，而歐洲延長到25歲，以色列則從備孕就開始了。

在權利保護上，東亞對夫妻、男女權利缺乏平等保護，降低了生育意愿。

德國的女性就業保護做法值得借鑒。德國規定女性分娩前3個月，雇主應對其排除工作危險，若給懷孕女性調崗，雇主有責任證明其做法符合法律；女性分娩前6周應停止上班；女性返工后，雇主有義務為其哺乳提供便利設施和保證哺乳時間，否則應支付哺乳薪資（Mutterschutzlohn）。

職場生育歧視，

是世界各國女性所面對的困境。

圖：Welcome Center Germany

難得的是，德國就業保護不僅保護女員工，也保護雇主。德國政府不僅給女員工提供產假津貼（Mutterschaftsgeld），也向雇主支付員工分娩津貼（Arbeitgeberzuschuss），提高雇主雇傭女員工的意愿，這點值得東亞借鑒，以改善資金不足的民營企業、中小企業的女性雇傭現狀。

育兒假（Parental Leave）也有助提高生育意愿。育兒假由夫妻共同分享，有助男性參與和權利平衡，據聯合國調查，全球國家96%有母親產假（Maternity Leave），僅44%有父親假（Paternity Leave），歐洲以外有育兒假的國家僅加拿大、南非、古巴、日本等不到10個。

對東亞國家生育率也不應過于悲觀，低生育率的日本近年已有回升，是東亞生育率最高的國家，社會式撫養在日本取得進展，除了生育津貼，日本的爸爸假、育兒假，和消除社會惡性競爭、反內卷，都有助生育。

只有社會承擔養育責任，才能減輕自我犧牲的上一代的負擔和他們對下一代的過高期望，從而將父母和孩子都解放出來，享受家庭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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