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每個人都需要一次出走，去尋找被看見，被理解，被愛的彼岸。

電影《出走的決心》因其女性題材引起了較大關注，由于是真實事件改編，也讓很多人共情。女主角李紅從小被父親要求作為大姐應該為家庭擔當，為弟弟奉獻。所以她在80年代初放棄了考大學的機會，進工廠掙錢回家，供弟弟讀書。她離開了家遇到了從農村進城的鳳凰男孫大勇，孫大勇甜言蜜語讓李紅第一次感受到自己被看見，被愛。雖然家里反對所以她下嫁給農村人，但李紅還是義無反顧嫁給孫大勇，女為悅己者容，她太渴望被別人認同和理解的目光。

然而，結婚后孫大勇卻愈發表現出大男子的武斷，有一個細節，孫大勇招待老家親戚，一家人吸煙滿地煙頭，李紅把煙缸遞過來，孫大勇不滿地推開，如此反復了幾次。因為煙缸是城里人講究的生活習慣，農村人一般就把煙頭扔地下。孫大勇把李紅遞煙缸的動作看作是妻子看不起自己的農村人身份。等老家人走了后，和李紅大吵起來，砸了家里的東西。這樣的爭執時常發生，孫大勇似乎覺得李紅是自己媳婦，應該聽自己的，天經地義。李紅的感受只是女人的心思，應該服從這個家，同樣天經地義。這種漠視，如同當年父親的模式，這也許就是本片引發關注的女性視角。女性結婚前與結婚后都是家里的祭品。恰好丈夫在社會上對上級也是點頭哈腰的順從，領導對他的俯視如同他對妻子的俯視。這似乎是“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的現代演繹，兩個家庭對李紅的要求也是“未嫁從父”“既嫁從夫”。但每次演到李紅父親和丈夫對李紅頤指氣使的態度時，我都感到很假，但北方的朋友說，很多地方對女人就像對家里的奴仆，連吃飯不能上桌。然而，就算事實的真實，也未必是藝術的真實，三從四德的古代，也有溫情脈脈的家庭感情。我曾采訪過一個買妻男，那個被拐賣來的妻子一旦逃跑就會被他毒打，最后警察解救了那個女人時，買妻男又流出眼淚，這眼淚到底是情難舍還是舍不得，可能他也說不清，人性的復雜也在于此。影片在處理矛盾時，將李紅父親與丈夫男主的蠻橫演得夸張而符號化，這成了影片最大的軟肋，導演是想突顯李紅被壓榨的命運，但這樣的符號化損害了影片的高度，越到后面，這種損害越大。

李紅慢慢動了離婚的念頭，李紅父母又反對她離婚。李紅后來下崗，打零工，還幾乎免費幫弟弟打工，古代三從四德的社會基礎是女人不出去工作，在家服務。而李紅既要掙錢又要幫忙，回到家還要做奴仆，這可比三從四德還三從四德。別以為讓婦女工作是讓婦女能頂半邊天，現實往往是讓婦女不僅沒地位，還沒休息。就在這樣的環境中，李紅熬了二十多年，把女兒也撫養大了。一次偶然機會，李紅遇到了一群自駕車友，那種各地旅行的生活和李紅幾十年沒出過鄭州郊區的生活形成了巨大反差，也讓她產生了強烈向望。她似乎換了一個人，拼命掙錢買車，準備周游，至少去一次讀書時的四川，參加同學會。

然而，女兒長大后，又是生孩子，需要她，等她把孫子照料好，女兒又下崗。反正一堆家務讓李紅的出行拖了再拖。李紅女兒是一個極具現代意識的女性，自己要出去工作，家務也是男女分工，在家對丈夫可不是順從，而是獨立個體的商量，甚至還有點強勢。兩個時代的女人，兩個時代的觀點碰撞到一起，女兒支持母親出去過自己的生活，甚至支持母親離婚。這讓李紅愈發堅定離家出走，活出自己。

李紅為了買車，讓弟弟還自己給他打工的薪水，弟弟卻以一家人不需要還為借口推脫。這是典型的中國式家庭，家人之間沒有界限，里有冠冕堂皇一家人不分彼此，但結果卻是鄉愿，可以隨意欺負剝削軟弱低下者。李紅內心里似乎有一個強大的聲音在積聚，這個聲音從她被迫放棄考大學，被迫在家里忍受丈夫的脾氣，被迫為家人犧牲就一直在積聚，這次她決心不再忍，哪怕打折也要弟弟把錢還了，哪怕母親勸說也堅持讓弟弟還錢，哪怕上法院也要弟弟還錢。那個內心的聲音讓她向中國式家庭發出第一聲怒吼。她需要錢，更需要作為一個獨立個體，一個獨立人格的尊嚴。

電影在節奏的把握上非常到位，每次李紅就要出走時，總是遇到羈絆，但那個積蓄了幾十年的怒吼卻愈發強烈。然而，電影符號化的軟肋又拉低了它本可卓越的藝術高度：女兒居然嚴肅地讓母親留下來照顧孫子到幼兒園為止，因為自己找到了工作沒時間照顧孩子。李紅再一次為家人和生活妥協，當孫子上了幼兒園，女兒仍然希望母親繼續接送孩子，這讓李紅忍無可忍，對女兒說“我和你們一樣，我有我的生活”，她終于駕車出走。這個情節之所以是敗筆，是因為它和現代女性的價值關背離，也和女兒的現代女性人設背離，當然生活中有如此自私的女兒，但編劇這樣處理是想刻畫李紅對身邊人剝削壓榨的反抗，似乎更能彰顯戲劇矛盾。然而，李紅真正反抗的是一種巨大的文化磁場，這種文化有幾百上千年的引力，比這引力還大的是人性的自我中心。

李紅也是這個文化的產物，她從小對父親，后來對丈夫，再后來對女兒的遷就是對這種文化的認同，至少是一種集體無意識的認同。她在心里說，當忍的氣我都忍了，當受的壓迫我都受了，自有公義為我存留。她的這種懦弱忍讓是另一種自我中心。所以應該演出李紅父親，丈夫，女兒以及李紅自己，在這種文化中的“不得不”，尤其是丈夫孫大勇不應是符號化的大男子主義，而是要演出他用土皇帝的方式愛妻愛到滿心傷痕，李紅則因為顧慮，自愿選擇逆來順受。應該把女兒演出支持媽媽立刻出去，不要管孫子，背地里卻花錢請保姆，母親李紅為了幫女兒省錢，再一次自愿選擇把本該女兒承擔的責任，無原則的扛下來。

這從而一次次展現李紅在這個文化磁場和人性牢籠里的逆來順受，最后覺醒，出走旅行，過自己的人生。她掙脫的不僅是家人的阻撓，而是中國式家庭的觀念枷鎖，那種不分彼此，沒有自我的糊涂邏輯，也在掙脫自己的人性軟肋。如此演繹豈不更有藝術高度。

西方也有出走主題的戲劇，最著名的就是易卜生的《娜拉》，但娜拉是為了反抗男權社會，李紅的中國式出走是為了重新界定個人與家庭、社會的界限。彼此之間以一種“約定”的方式存在，我們都是獨立平等的人格，因為約定而走在一起，比如父女之約，夫妻之約等，這個約定古老而現代，因為約定，所以我們盡自己的本分，在這個約定中我們彼此相愛，而不是彼此剝削絞殺，因為我們有獨立的尊嚴和造物主公平的生命。

魯迅曾提出“娜拉走后怎樣”，并說出出娜拉的命運：不是墮落，就是回來。以為魯迅那個年代，女人沒有工作的機會，也就沒有經濟的獨立。但現代社會已經沒有這個問題。但后現代社會卻有另外一個問題，這也是李紅也會和娜拉面臨同樣的問題：出走以后，何處為家？李紅離開了兩次原生家庭，終于逃出中國式家庭，然后呢？

《娜拉》沒有給出答案。《出走的決心》里的結局是：李紅找到了新的“家庭”模式。

為何自駕游如此吸引李紅，以為路上的人彼此關愛又相互獨立。或者是因為相互獨立，所以彼此關愛。這就是一種“約”，我們是個體，因著相同的愛好成了朋友關系，我們在這個關系中關愛，但又保持個體的平等。這種平等與尊嚴讓李紅真正被看見，被理解，被愛。當她出走后，因為獨立，所以她和女兒的關系也變了，不是互相遷就，不分你我，而是彼此分享，又平等獨立。李紅出走后，加入了這樣的“家庭”。

這次出走，是李紅的出埃及。

我們每個人都需要一次出走，去尋找被看見，被理解，被愛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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