咩咩解讀歷史

在當年的歷史情況下，中蘇斗爭不可避免，論戰必然發生。

中共中央為了和蘇聯進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論戰，調集了一批“秀才”，組成寫作班子，他們當時的工作地點就設在釣魚臺國賓館。

這個“班子”當時只有5人，集中了當時意識形態方面的主要負責人。他們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康生、新華通訊社及《人民日報》社社長吳冷西、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王力、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姚溱、《紅旗》雜志副總編范若愚。此外，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趙毅敏，也是名義上的成員，但他們并未參加多少具體工作。康生是“秀才班子”的牽頭人。

據知情者說，這個“秀才班子”有一批能干的助手，例如賈一丘、朱庭光、崔奇、劉克林、孫軼青、范戈、錢抵千等。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及中國社會科學學部各研究所為“秀才班子”提供各種資料，進行全力保障。

其實在“秀才班子”正式組成之前，中共中央的理論刊物《紅旗》雜志就連續發表了一些和蘇聯論戰的文章。如《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列寧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等7篇文章。

這些文章的發表，進一步激怒了赫魯曉夫。1963年3月30日，蘇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系統地提出了他們的看法。概括蘇共觀點主要是“三和兩全”，“三和”即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兩全”即全民國家、全民黨。

中共中央對蘇共中央的來信，要作出公開答復。釣魚臺的“秀才班子”草擬了洋洋萬言的稿子，全面、系統地批駁蘇共中央在來信中提出的種種觀點。文章寫出后，送到了毛澤東的案頭，第二天，稿子退回了釣魚臺，毛澤東對這個稿子不滿意。

據說，毛澤東說了一句非常形象的話：“我要的是張燮林式，不要莊則棟式！”

毛澤東是說中國乒乓球國手莊則棟與張燮林的打球風格，莊則棟用的是近臺快攻，大膽劈殺，是進攻型的。張燮林則是削球手，號稱“攻不破的長城”，擅長防守，以守為攻。

這叫寫作班子的人有點摸不著頭腦。為了完成起草任務，“理論家”陳伯達加入了。他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多年，對毛澤東的意思有著較為深入的了解。他和王力、范若愚等人一起查閱了毛澤東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次講話記錄，反復研究，那些天釣魚臺的燈光經常是亮到天明。

經過十幾天的苦戰，他們寫出了數萬言的文章。

此時毛澤東正在外地視察。文章送到武漢后，毛澤東很快讀完，并決定在武漢召開會議，專題研究這篇文章。

劉少奇、鄧小平、彭真、康生、陳伯達、吳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等人被召到武漢，經過反復討論修改，此文在武漢的東湖定稿。

毛澤東還特別交代，一定要請兄弟黨——像朝鮮勞動黨的金日成、越南的胡志明等同志看一看，聽聽他們的意見。

1963年6月14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了這篇題為《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的長文，副標題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63年3月30日來信的復信”。

一時間，此文成為人們議論的焦點。由于它闡述了中共對于國際共產主義的二十五條意見，常被人簡稱為《二十五條》。《二十五條》除了正面闡述中共的論戰觀點之外，還全面批判了蘇共的觀點。

蘇共中央于1963年7月14日針對中共中央的《二十五條》，在《真理報》發表了《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逐條批駁了《二十五條》。蘇共中央在發表《公開信》的同時，將中共中央的《二十五條》作為“附件”一并發表。

1963年7月20日，中國的各大報作出反響，重新刊登了《二十五條》，同時發表了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文字戰愈演愈烈，雙方針鋒相對。

針對中共中央的《二十五條》，蘇聯共產黨的報刊連續發表社論——《蘇共高舉列寧主義偉大旗幟》、《黨和人民牢不可破的一致》、《我們忠于列寧主義》等。

中國共產黨以《人民日報》、《紅旗》編輯部名義，接連發表了9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這些曾經幾乎覆蓋了中國所有大報的整版文章，對當時的中國社會也產生了巨大影響。在一些大中城市，到了人人看“九評”人人說“九評”的地步。

由釣魚臺的“秀才班子”寫出的“九評”篇目如下：

《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1963年9月6日）

《關于斯大林問題——二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1963年9月13日）

《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三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1963年9月26日）

《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四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1963年10月22日）

《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五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1963年11月19日）

《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六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1963年12月12日）

《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七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1964年2月4日）

《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八評蘇共中央的分開信》（1964年3月31日）

《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1964年7月14日）

本來，《十評》也已經寫好，因赫魯曉夫在1964年10月14日下臺，《十評》未及發出，改作彭真的講演稿公開發表。

對于赫魯曉夫的下臺，中國民間有兩種說法。一是說，我們的“九評”把他趕下了臺，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另一說法是中國自己造出了原子彈，把赫魯曉夫轟下了臺。

其實這些說法都是傳說而已。赫魯曉夫的下臺有著更深層次的原因。但歷史有時就會出現這樣的巧合。就在中國西部上空出現蘑菇云的時候，赫魯曉夫在蘇聯共產黨的會議上，交出了一份“辭職申請書”——其實是蘇共內部宮廷政變式的陰謀迫使他不得不如此，曾經不可一世的赫魯曉夫終于被他的同伴們趕下了臺。

1964年11月，《紅旗》雜志發表社論《赫魯曉夫是怎樣下臺的》，標志著中蘇兩黨論戰的結束。

站在今天的高度，來看這場在毛澤東領導下的批判“現代修正主義”運動，其中包含有批判蘇聯大國沙文主義，堅持獨立自主等正確內容，但也有不少“左”的內容。比如把當時蘇共對個人迷信的批評都當作“現代修正主義”加以批判等等。

康生、陳伯達這兩位“理論家”在批判“現代修正主義”的論戰中，也有一些“創造”。比如陳伯達在1960年初就“明確地指出”：“毛澤東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后來，這句話加上3個副詞，被寫入以林彪名義發表的《毛主席語錄》的《再版前言》：

“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赫魯曉夫的下臺，并不等于毛澤東和赫魯曉夫的事情有了終結，毛澤東對他還是念念不忘的。毛澤東一直擔心他百年之后，會不會有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出現，所以他多次提醒全黨，一定要警惕中國的“赫魯曉夫”。

取自《釣魚臺往事追蹤報告》，作者系董保存

網編 韓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