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劉志斌

如果將北宋看成一個生命體的話，那么東京汴梁無疑就是這個軀體的心臟，它日夜收縮跳動，通過漕運四渠從東南六路等富庶之地汲取養分，再將這些養分重新分配，輸送至帝國各個角落。然而無論這顆心臟怎樣努力地跳動，有些部位的末端供血都始終處于極其緊張的狀態。

比如說，陜西諸路的一眾邊州。

北宋軍政體制下的交子擴大發行?

說起來陜西的供血不足，委實是前朝做下的好事：自戰國以降，關中先后撐起秦、漢與唐三個大帝國的基業，人類在這片土地上向自然的索取早已超過其承載極限。因此自唐代以來，關中糧食不足、天子帶百官一起跑去洛陽“就食”的情形便一再出現，到五代時關中歷經戰亂，更是衰頹不堪。甚至連后唐都要舍棄長安，定都洛陽。因此北宋開國后，雖然建立起由關中供給沿邊四路糧草的基本制度，但這供給一直都頗為緊張，時不時仍需調配川蜀財賦，將蜀地金帛布匹于劍門“分輦負擔”運至陜西。

原本北宋在雍熙年間（984—987）的對遼戰爭中已經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邊軍糧草供給策略，那便是發動商人將所需糧草軍械等物資運輸至指定地點交于朝廷，時人稱之為“入中”；朝廷收到貨物后，按照貨物價值高低、交割地點遠近等因素進行估值，償還現錢金銀又或是香料茶鹽等高價值物資，這個過程叫做“折中”。然而考慮到入中之地往往都屬邊塞，物資稀缺，現場兌現實在是有些困難，所以一般都是向商人發放各種鈔引，商人返回京城或是其他州軍后可進行兌付。然而問題在于大宋這個管理制度多少有些問題，朝廷在與商人斗智斗勇時屢屢處于下風：太宗時定難軍節度使李繼捧入汴梁朝覲，想獻地歸宋，結果其族弟李繼遷勃然大怒，叛宋作亂，并與遼國勾結，受封“夏王”，在西北為禍數年。李繼遷從太宗朝一直鬧到真宗朝，咸平五年（1002）攻入大宋西北靈州。原本已經繃緊到極致的西北動脈這下徹底完蛋，大軍涌入后為保障糧草供給，朝廷只好以優厚條件發動商人入中，由于糧草在折算鹽茶香料時往往會被高估，因此商人們爭相折中獲利最大的品類，最后的結果是運往西北的糧草“才及五十萬”，而東南一帶三百六十萬茶利“盡歸商賈”。朝中大臣對此怨聲載道，放棄靈州的呼聲甚囂塵上，最后到底是以李繼遷奪取靈州，在此建都而告終。幸好這等兇人剛不能久，奪下靈州之后貪心不足，還要南侵西拓，在拓邊過程中不幸身亡。其子李德明嗣位后“依遼和宋”，上表歸順，算是有了幾天暫時和平。

北宋朝廷不是沒想過改革入中之法，只是改來改去，怎么改也不對。有時候商人想要多折銅錢，同樣會引起朝堂震動：錢荒向來是北宋頑疾，汴梁作為北宋心臟，有著極為發達的商品貿易體系，市場繁盛遠超其他地方，而大量鑄造精良的“小平錢”則構成支撐這個貿易體系的貨幣基礎。一旦這些銅錢大量外流，那么汴梁就會導致貨幣供給不足，所以平日里北宋朝廷嚴抓銅錢出京。如果商人向邊軍送了糧草，折中之后回來領錢，你又不能不給，因此戰況激烈時汴梁諸公還能共克時艱忍耐一二，等到戰事結束還有商人向西北送糧后跑回京城換錢大家就忍不了了。思來想去后，天圣四年大伙終于發現解決之道：既然京城錢荒，那想辦法把那些向偏遠州軍運輸糧食的商人誘到銅錢不流通的地方不就完事了嗎？

“入中客旅上京請錢，難為回貨，兼榷貨務支卻官錢不少”，這是北宋官方第一次擴大交子使用時所給出的直接理由。為此益州轉運司、陜西轉運司與三司細細商量一番，最后得出的結論是日后再有商人前往“延、渭、環、慶州、鎮戎軍”這5個缺糧州軍入中糧草，便由當地政府發放交引，待商人到蜀地后再兌付交子或鐵錢。這樣做，一來可以緩解京城錢荒的問題，二來有助于促進蜀地商品流通：川內鐵錢與川外銅錢不能通用，客商換了交子之后不在蜀地消費，也要采買商品。不過這也意味著北宋的貨幣政策打開了一道危險的大門：蜀地用鐵幣、外地用銅錢，本來就是北宋平蜀后不得已而為之的經濟掠奪政策，但現在將西北入中軍糧與交子掛鉤，等于為交子在川陜之間流通變相撕開一道口子。

果然，有了此等先例后，慶歷年間（1041—1048）朝廷更進一步，仁宗皇帝下詔直接從益州取交子30萬，放到秦州“募人入中糧草”。這下原本官府的中轉環節被取消了，客商可以到秦州用糧草換交子，可這樣一來又怎么能夠保證客商不會就地使用交子交易呢？

答案是仁宗皇帝根本就不在乎你是否會就地使用交子。因為在李德明死后，其子李元昊于仁宗寶元元年（1038）稱帝，此后宋夏戰爭帷幕正式拉開。寶元二年，宋夏三川口大戰，宋軍損傷慘重，仁宗起用夏竦為陜西經略安撫使，以韓琦、范仲淹為副，重整人馬再戰西夏。結果韓琦與范仲淹就戰略問題產生分歧，最后康定二年（1041）宋軍再次于好水川大敗，死者逾萬！西夏軍師、原大宋落榜舉子張元在這次大勝之后留下一首詩：“夏竦何曾聳，韓琦未足奇。滿川龍虎輦，猶自說兵機”，幾乎把仁宗皇帝氣死。慶歷二年李元昊聽了張元的蠱惑準備兩路分兵直取西安，雖然最終攻取西安的那路兵馬被宋軍攔下，但是另外一路在定川寨又是大敗宋軍。逼得宋廷一方面不斷增兵陜西，另一方面則想方設法地挽回財政局面，最后只得決定在陜西改鑄當十大錢，并“銅鐵并用”：同時發行大銅錢與大鐵錢。這等猛藥一劑下去后果然成效顯著：改鑄之后戍邊禁軍每月百錢俸祿只用區區十枚大錢便可搞定，眼前難關算是應付過去了，至于必然會引起的嚴重通脹，那便以后再說。

既然有了這等改鑄“前科”，那么不光鐵錢出界不是問題，就連交子有沒有保證金自然也不是問題：慶歷年間朝廷從益州借出的交子基本上都是憑空虛印出來的。慶歷六年文彥博上《乞諸州供錢撥充交子務》，直言“近因秦州入中糧草，兩次支卻60萬貫文交子，元有未封樁見錢”?？紤]到益州交子自天圣年間發行以來，除了在寶元二年改過一次面值，將原來的一貫到十貫改為兩成五貫、八成十貫以外，信用始終良好，大家自然也擔心濫發會引起交子的信用危機——如果這種事情真的發生了，那么西川少不得就會跟陜西一樣，迎來嚴重的通脹危機。

輾轉反復的交子新篇?

慶歷年間虛發的這60萬貫交子，最終還是被消化掉了。

這一定程度上得感謝李元昊，他在慶歷四年（1044）終于打不動了，常年戰爭不僅讓北宋焦頭爛額，更讓西夏國內也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因此雙方達成“慶歷和議”，邊境局勢再度穩定下來。而大家也終于想起那虛發的60萬貫交子，益州轉運司左支右絀，算是堪堪維持了兌換信用，卻發現這些交子中很多一部分已經散入民間，滲透到秦州等地日常貿易中。因此大伙折騰了好久，始終沒法徹底清償這批交子，最后不得不祭起“借新還舊”大法，趁著發行13界交子的當口將這60萬虛發交子換兌成新交子，然后讓時間解決剩下的問題。后來，三司使田況有感于這次虛發交子引起的爛賬綿延持久，在皇祐三年（1051）專門上了一道奏疏，要求此后秦州不得再“借支”交子，將交子流通范圍重新限制在益州境內。

此后益州境內交子發行尚算平穩，不過陜西財政狀態就只能說是花樣百出：慶歷八年，朝廷整頓陜西錢法，群臣商議后得到的結論是“奸人盜鑄”是“虛高物估”的罪魁禍首。平心而論這話倒也沒錯，因為“當十”大錢其面值遠超貨幣中金屬含量的實際價值，必然會引起盜鑄。但是諸公給出的對策竟然是要發動一次規模巨大的貨幣貶值，令陜西所行的銅錢鐵幣回歸其價值！于是慶歷八年六月，朝廷下令改當十大銅錢、大鐵錢為當三小銅錢，小鐵錢三文折小銅錢一文。命令發布后效果絕佳，盜鑄果然“衰止”，但百姓財富也相應縮水，據說有些地方甚至鬧到“破產失業自經死者甚眾”。

當然交子不入秦州、鐵錢貶值縮水都只是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而已。眼下的關鍵，還是兵員膨脹后的陜西六路對財貨的需求已經遠遠超過從前，所以必須重新設計一套軍需供給體系，減輕浪費、提高效率。最終也是在慶歷八年，陜西路提點刑獄兼制置解鹽范祥發明“鈔鹽法”。其核心思想是客商必須在指定地點，以現錢買鹽鈔，而官府則用這些錢去收購軍需物資，這樣一來原本虛估徹底沒有了，購買軍需物資成了一個純粹商業行為。

可這鹽鈔究竟有什么魅力，能引來客商千里迢迢跑來陜西奉上錢財呢？原來，鹽鈔乃是運銷食鹽的許可證。商人拿到鹽鈔后，便可去申領解鹽并自行售賣。解鹽乃是產自山西運城附近解池的池鹽，自春秋以來，這里就是國家賦稅重要來源，被譽為“國之大寶”，屬于絕對的硬通貨。在過去商人入中軍需物資時，收購物資的官吏并不關心解鹽的價值，而是更在乎自己能不能按時按需收足物資，因此自然傾向于虛估抬價，加上商人難免也會主動出手跟官吏搞好關系，雙方“表里為奸”之下甚至可以做到“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一大席”的程度，一大席鹽重約220斤。鈔鹽法下每四貫零八百錢售一鈔，一鈔可到解池申領池鹽200斤，顯然比入中時的價格要高上很多。而最妙的地方在于，過去官府售鹽要自行雇人運鹽到各州郡，但是現在商人們領了鹽自然是自己運輸，這一來一去還節省下近百萬運費。因此鈔鹽法發明之后略經改動，很快就成了陜西財政支柱之一。

鈔鹽法減輕了財政負擔，更解決了過去入中時的虛估之弊，不過也帶來一個新的問題：說到底各種軍需物資還是要商人運至邊關的，在官府用現錢與其交易之后，這些商人自然也面臨“回貨”問題。而陜西物產并不豐饒，鐵錢又笨重不便，因此銅錢成了大家除鹽鈔外“回貨”的最好選擇：這玩意輕重適中、價格公允、數量眾多、各地通用。因此天長日久，陜西出現了鐵幣數量遠超銅錢的情況。此后財用不足的情況下陜西轉運司無計可施，竟然提出一個極具創造性的構想：以半年為限，收繳民眾手中所有銅鐵錢，發行交子！

毫無疑問，強制收繳人民手中的金屬貨幣，易代以紙幣，這是領先時代的貨幣思想。

此時是熙寧四年（1071）。

大宋皇帝此時是神宗，這位年輕的帝王正與王安石一起，試圖喚醒這個暮氣沉沉的帝國，讓它重新奮起。他對陜西行交子的方案幾乎是抱有本能好感，而在此之前，他已經做過一次嘗試了：熙寧二年，他將陜西同、華二州歷年積壓的40萬緡鐵錢賜予河東，然后在河東潞州設交子務：潞州附近的州軍冶煉業發達，多有鐵錢鑄造，是當年陜西銅鐵錢并行時輸送鐵錢的主力軍之一，不可避免地有許多鐵錢通過私鑄等手段進入流通領域，從而在此地形成實際上的“銅鐵并行”關系——而且從實際發展來看，說不定鐵多銅少才是常態：《續資治通鑒長編》說，神宗熙寧九年十二月，知太原府韓絳曾進言稱此地民間疾苦最要緊的事情之一乃是“鐵錢盜鑄者廣，濫雜而不可除”。

因此神宗皇帝試圖借著“運鐵錢勞苦”的名義在此處人為地擴大交子流通，本來這算是一步妙棋，因為河東雖然與西夏和遼交界，但面積狹小，物產相對豐饒，在宋夏對峙中承擔的壓力也遠沒有陜西諸路來的大。因此在這里“摸著石頭過河”若是成功，日后自然能為陜西推行交子事宜提供寶貴經驗。

結果想法很美好，現實很骨感，此事施行不到一年便被叫停。河東轉運司給出的理由冠冕堂皇：河東畢竟是三邊之一，其經濟運轉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緣邊”的商販，這些商販入中糧草，返回時則往往折中為當地出產的鹽、礬等物，因此交子在此地推廣，勢必影響已經成型的邊關經濟，到時候不光是產出的鹽礬無處可銷，說不定就連糧食供給都要成問題。

如今神宗皇帝舊事重提，顯然還沒有放棄自己推行交子的構想：一旦交子使用范圍能被擴大，那么獲得貨幣發行權的朝廷可以施展“通貨膨脹”大法，在短時間內再不用為錢的問題而操心！

老臣們并不喜歡如此激進的方案。因此當神宗皇帝將二府大臣召集到一起議事時，已過耳順之年的文彥博幾乎是“慣例性”地表達了自己的反對意見：“言行交子不便”。神宗皇帝承認自己在陜西行交子確實是“誠非得已”，但苦于現在財用不足，也只能出此下策。王安石則在一旁應和道：交子之事正如陛下所言，行之誠非得已，但目前財用不足，也確實沒有別的法子了。兩人一唱一和，跟文彥博吵到激烈處，這位老臣竟然冒出了一句妙語：

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氣氛至此忽然膠著起來，神宗皇帝硬硬地撂下一句“士大夫豈盡以更張為非，亦自有以為當更張者”——難道士大夫中就找不到支持我的人嗎？而文彥博則針鋒相對地又丟出了一句妙語：

務要人推行爾。

這次交子在陜西的推行可以用“轉瞬即逝”來形容。從中央到地方，控訴交子使用不便的言論幾乎沒有停過，好好地讓神宗皇帝領略一下什么叫作“務要人推行爾”。這些人紛紛表示，交子若是行于陜西，必將導致“細民流離失業，無以為生”，最終到底逼得神宗皇帝廢了陜西交子事務，重新回到原來的財政模式上。此后神宗皇帝先是找機會外放文彥博，再于熙寧七年重新在陜西推行交子，結果卻因為不同地區交子能兌換的現錢數量不一而產生巨大套利空間，導致大量商人往來套利，不得不再次叫停陜西路的交子。

難道說，大宋朝真的就找不到一個能推行交子的人嗎？

通脹：領先時代的財政手段

元豐八年（1085）正月，神宗皇帝病危。其年僅9歲的六子趙傭改名趙煦，被立為太子，太后高氏暫時主持政務。同年三月，神宗皇帝駕崩，趙煦繼位，是為宋哲宗。

大宋的歷史，又揭開新的一頁。

已經駕崩的神宗皇帝并不理解，陜西路推行交子屢屢失敗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陜西銅鐵混用、兼行大錢的奇葩貨幣制度。這種制度下無論交子與哪種貨幣錨定，最終都會在市場力量的扭曲下脫離最初設計。益州交子之所以能發行數十界而幣值基本穩定，其根本就在于四川作為北宋傳統鐵錢流通區，交子所錨定的貨幣大體上保持了穩定。

不過這也使得一個新的構想油然而生：既然陜西路無法發行交子，那么我在四川多發交子，令其流通陜西，是否可行呢？

紹圣元年（1094），蜀地造第36界交子時，當地官府表示“交子通行于陜西，而本路乏用”，要求朝廷批準增印交子。哲宗皇帝從善如流，馬上下詔批準這一申請。于是這一界交子增發15萬緡，發行總額達到了140萬6340緡。

但是，長時間肆無忌憚的濫發帶來難以想象的貶值：到徽宗時期，陜西等地一貫面額的交子或曰錢引在實際使用中只能兌換五六十文現錢?？v然北宋朝廷奇招百出，又是命令十貫以上交易必須現錢、錢引各半，又是將新錢引發給各級官吏使用以昭信用，然而這些都無法挽回已經徹底破產的交子信用。大宋所能做的最后一件事，便只有徹底毀掉自家信用，宣布41至43界交子“勿換給”了。

不過就在無數人的財富化為烏有的同時，“不計價直之貴”的運糧入中也讓北宋西軍在對西夏的戰爭中取得決定性勝利：從崇寧二年到四年，童貫與王厚等人經略河湟，先下湟州，再取銀、洮，號稱“開拓疆境幅員三千余里”，打出輝煌大捷，為“豐亨豫大”的徽宗盛世平添無窮光彩。而童貫本人，也以軍功成了北宋獨一無二的宦官節度使。

大觀三年（1109），蔡京第二次罷相。隨后北宋于大觀四年再發第44界錢引，其制度一如天圣年間故事，每三年（實足兩年）一界，每界總額125萬6340緡（貫）。為昭示信用、挽回民心，朝廷竟然真的出了一次血：從封樁錢中支取50萬緡充作本錢，并約定“侵移者準常平法”。

此后北宋再沒有進行過大規模的紙幣濫發。

（本文改編自《國家人文歷史》2024年7月上，原標題為《由川入陜與通貨膨脹 交子背后的邊事與變法》，本文系“國家人文歷史”獨家稿件，作者：劉志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