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因比稱希臘斯多亞學派開創者芝諾為墨子主義者，在于墨子第一個提出了人類平等思想。湯因比可能不知道，亞歷山大東征以后，墨子思想西傳，促進了基督教和斯多亞學派興起。人類平等思想突然在地中海興起，不是沒有原因的。基于本體論之超越精神和認識論的超越意識合一的平等思想可能只有一個起源。這是一種人皆天臣和百姓為人的非攻自由（反思自由）的人格平等和人之為人的權利平等，內涵了人為萬物靈長的生命尊嚴。《妙法蓮華經》：“若言處處受生，故名眾生者。此據業力六道流轉也。”也許有人會以佛教眾生平等的思想來駁斥這個觀點，首先，佛教是指眾生都在三世六道中因果輪回，經歷不同的生命形式，而這些生命形式作為生命具有一致性，是生命本身的平等，不涉及人的生命尊嚴和人格權利。眾生是指處于六道輪回中的六種生命形式之眾，而不是我們通常表面上理解的“蕓蕓眾生”之眾多生命體，更不是眾多常人。倘若寬泛地講：其次，各種生命本性不同，混淆了種類的區別，不具有本體論上的種類同一性和差異性，沒有人類獨有的生命尊嚴和人格權利。再次，佛教講緣起緣滅，諸佛屬于無神論的覺悟者，只是認識論上的一般生命受生的一致，抽掉了人的特質和尊嚴，“目中無人”。最后，墨子講的兼愛平等乃是主體間性或交互主體性的平等，一切人平等愛一切人，或一切人平等互愛。這里面包含的非攻原則或不侵犯原則、能愛與被愛的角色互換，意味著權利和義務的對等平等。佛教的眾生平等并不具有主體間性或交互主體性，存在于不同生命形式中的生命體能力不同，人能愛動物，動物不能愛人，即人總是愛的主體，動物總是愛的客體。動物除了生命本能的血親之“愛”和基于交往的情感之愛，沒有純粹理性的愛的能力和主體活動，而且種類的不同導致愛人與愛物之愛的樣式不同。說白了，佛教只知道認識論上的生命平等，即認識到生命受生一致這一維度，尚不知道人的平等，即生成論上的平等，唯有人有能力生成純粹理性的愛，有能力基于互不侵犯的權利及其對等義務的平等互愛。——有一點我們務必注意，人們以往過于理想化地理解了佛教，以為佛教追求普遍的人類平等。其實，佛教最初不過是剎帝利種姓反對婆羅門種姓高于自己的特權，而不是為了普遍的平等而反對和取消一切種姓特權。所以，佛教從它誕生的那一刻起，就沒有算盤否定等級觀念、等級制和種姓制度。佛教教團內部葆有等級觀念和等級制也就不足為奇了。《大般涅槃經》：“一切眾生皆可成佛。”與孟子的“人皆可以為堯舜”一樣，只是指通過修行人皆可以成佛成圣，并不涉及現實中的人具有人格平等和權利平等，至多也就是成佛成圣的潛質的一致具備而已。這跟講所有人性本善的說法沒有區別。——人生愛己和愛自己親人是實然，是自然而然，極為容易的事情，連動物都能輕易做到的，根本不需要提倡，關鍵在于如何能做到愛人如愛己。這是揚棄和超越動物倫理，超越實然和應然、實事與道德界限的人類和人生的大事，是人脫離動物和低級趣味的大事。

孔子這個人一輩子活得很苦逼的，“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說明，直到七十歲行將就木之時，他才感受到一點點“自由”，而且他認定的這個“自由”可能就是鐵籠子（禮制之矩）里的“自由”。一輩子沒有自由的人和靈魂，怎么可能仰望星空，有超越眼前，胸懷天下和人類的博大情懷？反之則說明，孔子其人生絕大部分時間甚至連那一點點鐵籠“自由”都沒有感受到。從心理學來看，人是越缺什么，就越期盼什么？比如，德國儒家尼采，一生疾病纏繞心身，羸弱不堪，就幻想有個心身非凡強健的超人，一個自然本能和精力充沛的生命意志。孔子也是如此，野合而生，沒有名分，不被禮教和家族接受，自小貧和窮（人際困境）交加，沒有安全感，急切依賴家國同倫的權力體系保護，所以他特別看重權力，貪戀權力，要么依附權貴，要么自己當權。他的人生哲學就是當官，當大官，當更大的官，除了最大的官不敢當以外。再者，一個人自小被禮制排斥，按理應該是對禮制極為反感，然而他卻對禮制情有獨鐘，追求禮制幾盡到了瘋狂的地步，不可越雷池半步。這不又是缺什么，求什么？一個人生被禮制褫奪了幸福和自由的人，不去抵制和反抗禮制，反而要恢復和繁復禮制；一個強烈感受到不被圍城接受的人，卻拼命想著入圍，反而從來沒有想過要建立自己的圍城，你說這是什么心理疾病？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精神分裂癥？在孔儒那里，人類社會就是爭權奪利的叢林社會，人就應該活成人獸，人類就應該活成動物世界。所以，凡是動物沒有的，儒家都沒有。相反，凡是儒家沒有的，墨家都有，諸如哲學、科學、宗教、邏輯、兼愛平等、民主、理想等等，儒式動物腦焉能讀懂墨子？儒家的一元世界觀，沒有宗教靈魂不滅，如何能期世導眾？“敬鬼神而遠之！”、“不知生，焉知死？”人生的意義在于能夠不朽！儒家如何解決靈魂不朽和臨終關懷問題？你總不能對一個行將就木者說，死就死了，永遠沒有了。你總不能要求一般人像帝王將相或圣人君子那樣立功，立德，立言，傳諸子孫萬代吧！

令人匪夷所思，世上居然有一個以動物倫理為宗旨和宣揚動物倫理為榮的學說和學派。親親尊尊都是動物的本能性。我們繼續深究這個問題：為什么一群人熱衷于動物本能呢？原來動物本能就是單純利己。提倡動物本能，把它強說成道德，目的就是利己，即道德利己主義，以道德名義利己豈不冠冕堂皇。歸根結底就是自我中心主義。他們卻從不考慮如何通過正常的國家、政府及其法律來幫助自己來克服自我中心主義、動物本能和由動物繼承而來的偏私的情感和心理。無論什么制度，能最大化克服偏私的情感和心理，防止和清除腐敗和效率與個人幸福最大化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這。些（國家、政府和法律）是強制性的消極克服，人類還有以道德和兼（兼）愛為手段的積極克服，——親親仁愛作為動物本能應當或能成為人類克服人性弱點及其偏私的情感和心理的道德嗎？儒家的實踐歷史證明，提倡和宣揚親親之愛不但不能克服人性弱點及其偏私，反而還導致更大規模和公開的腐敗、墮落、侵犯他人權益。兼愛即便不是人人，也不是一個人每時每刻都能實現，但至少作為一種理想和道德約束能給個人和人類指明方向，認識到什么事善惡是非好壞，從而成為行動指南，在外在約束和他律之外，從內心里和自律方面大大減少虧人利己行為。因此即便是“空想”的理想，兼愛也比仁愛強無數倍。——宗教為道德和愛找到形而上的根源，奠立理性基礎。宗教是哲學的發現，信仰與理性一致。神或上帝的自然法和賞善罰惡的神圣意志以及人基因于信仰的道德信念乃是人類克服自我中心主義和偏私的情感與心理的最初的方法。宗教信仰是科學，不是迷信，是人類用科學改善自身處境（道德和法制環境），救贖人性向善、人性行為遷善的最初努力。動物只有本能實然，人有超越本能的應然，為什么有這么一群人，偏偏不把自己當人看，按照人的自由道德來要求和規定自己，寧愿把自己當人獸看，按照動物的本能來要求和規定自己呢？嚴格說來，墨子是人類第一個把宗教道德化的先知和宗教家，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墨子蒙受神恩，第一次明白了道德究竟為何物。沒有墨子人類還活在動物世界中，還生活在慢慢長夜中，因為人類還沒有在光明中見到道德，甚至錯誤地把動物本能當做道德。道德就是揚棄和超越實然倫理的應然倫理，即愛人若己。愛己愛親或愛己愛親多于愛親愛人都是動物本能，——這些東西動物都能做到，而道德是區別人與動物的標志——愛人若己才是道德。所以道德這個東西，既容易做到，也不容易做到。消極看容易做到，持守不侵犯原則而從事，這是極易做到的；積極看不容易做到，奉獻和犧牲，多數人做不到。換句話說，道德是無條件執行上帝命令，兼愛人，兼利人（道德主體間性，能愛和能同質被愛），就是無條件愛人和利人，執行如何全在個人修養。在墨子義利主義看來。愛人就是利人，利人就是愛人。自從孟子辟楊墨以后，儒生一直對兼愛或愛人若己耿耿于懷，總有一種活成禽獸的煎熬、難堪和不忍心。畢竟無產文人更加重視飯碗。我們看待一個人的真實狀態和對事物的看法或評價，就看他跟利益是否有瓜葛。基于利益考量的判斷一定是偏私的，不客觀的。

補充一下，最近看到一個短視頻，講食品問題，做涼皮用洗潔精替代菜油防面粘、馬鈴薯、西紅柿等用膨大劑，等等，反正就是蘇丹紅雞蛋，二聚氰胺奶粉等之類層出不窮的事。我在下面恢復：墨子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把宗教道德化，也是第一次告訴人類什么是道德？愛己愛親或愛己愛親多于愛親愛人都不是道德，那是動物本能，沒有哪個動物不知道愛己愛親的，真正的道德就是兼愛或愛人若己。在墨子以前，中國人是不懂得道德的，誤以為動物本能就是道德，自我中心主義，親親為大。如果良知裝的都是這些東西，那依然還是沒有良知的動物！體現在食品方面，愛人若己就是給別人吃的東西跟給自己吃的東西一樣健康無害，——這很難做到嗎？——而不是自己吃健康的，給別人吃帶一點毒的。這個民族就是咎由自取，遭受的苦難配得上他們的選擇。當然在某種意義上是權力的選擇，一開始就不知道什么是道德？庸眾固然接收不到天啟，但對先知的教誨聽不進去，當做耳旁風，互害而不是互愛互利，也算是上天的懲罰吧！儒家就是一瓶雞尾酒。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曾在《歷史研究》中說過一句話：佛陀俘獲了孔子的靈魂。儒生讀到這句話難道沒有一點觸動嗎？高明者一眼就看出來儒學沒有（形而上的）內核，儒家的（形式）道德缺少自由靈魂。儒家儼然就是一個空空如也的酒瓶，什么酒都可以往里裝。孟子最先裝了墨家酒，朱熹裝了道家酒，王陽明裝了佛家酒或印度酒（唯識論和吠檀多派），熊十力裝了唯識論的酒，馮友蘭裝了新實在論的酒，還有裝康德酒、黑格爾酒、自由主義酒、海德格爾酒的，等等，多不勝數。這些算是裝得比較多的，但未盡，還有裝得比較少的就免提了。這瓶雞尾酒可謂五味雜陳，味道豐富啊！酒瓶上有個標簽：尊王攘夷！

作為人類普遍歷史構成的各個民族歷史，哪個民族歷史不是從善或道德開始的？不是從揚棄和超越動物性的實然倫理（愛己愛親），向著人類獨有的應然倫理（愛人若己）開始的？先秦中國人特別崇尚水德，水動且靜下，可能跟大禹治水偉大事跡的民族印象有關；古希臘人特別崇尚火德，火動而升上，可能跟普羅米修斯為人類盜取火種的神話有關。水德火德都跟道德上的善有關，都是一個民族作為人的歷史的象征性開端：水動靜就形而取下，澄清而明，滋潤萬物而無聲，好謙虛而利生；火騰躍跳動而就上，光芒四射，給世界以光明和溫暖，好熱忱而利他。一個上善治水，水善利萬物而有靜；一個上善治火，火善利黑暗而尚動。一東一西，一靜一動代表了人類的全部道德。人文意識的覺醒其實就是道德意識的覺醒，墨子第一次將自然世界劃分為自由王國和自然王國，因為人讓自由王國從自然王國中獨立出來，自由本身乃是人的獨有的自然必然性或絕對必然性，若非如此，就沒法證成自由乃應當是人類唯一的生活方式，給奴役留下了合理性與合法性（合自然法）的空間和解說理由或口舌。所以自由的始基和根源就在上帝造人賦性的那一刻，自由主義找不到這個根源就像根基不牢的浮萍，漂忽此則此，漂忽彼則彼。大取取德，小取取理，基于反思理性，道德乃是人類反思自由、心身安寧、安身立命的能力根源。自由也是一種能力。

動物倫理，是指基因于傳承遺傳物質或基因的生命本能和沖動以及基于此通過生活交往和想象親子關系與情感而具有的一種經驗限度下的感性倫理或情感倫理。動物倫理本質上屬于單純感性審美判斷力，與純粹理性判斷力無緣。。人的倫理就是揚棄和超越動物倫理之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開始奠基于愛人若己的道德之上。要之，動物倫理是基于生命本能和沖動與單純感性審美和情感的生活方式；人倫是受道德（愛人若己）和純粹理性規范支配的生活方式。

制度本身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種文化。把制度和文化分開，本身就不恰當。文化有優劣，否則人殉文化和人人平等文化豈不是沒有高低優劣差別了。作為文明表現的文化有高低優劣，同理文明必然也有高低優劣。文明是思想，——而且多指具有人文精神和道德意識的思想，盡管這種精神和意識還不夠純粹理性，還混有雜質和野蠻觀念，雜質和野蠻成分多少決定了文明的高低優劣——文化是文明的外在形式。我們只能說，同一文明程度之下的文化沒有高低優劣。但不能籠統說文明或文化沒有高低優劣。通意后對，首要任務是要定義文化和文明。所謂文化就是代代相傳的生存形式和生活方式（這里的形式和方式是指感官所能感知到東西）。難道秦漢政制和雅典政制不是制度文化嗎？文明就是脫離野蠻與蒙昧的思想傾向和狀態（非愛人若己之道德的和反思自由之非攻的狀態都是野蠻和蒙昧的狀態）。如果你硬要說文明就是親親相隱，保持動物的野蠻性，那就沒辦法談了。這樣，文明標志就突顯出來了，宗教意識是人文覺醒的第一步和標志；語言文字是深入交流合作和思維概念化開始的標志；建筑是宜人生活和室別男女的標志；宗教建筑是社會生活的標志；青銅器和鐵器是生產生活工具改進的標志；馴化動植物是定居生活、生產效率提高和城市化開始的標志，等等。以上事物的出現都跟人文精神有關，盡管還摻雜了許多野蠻和愚昧。

墨家思想博大精深，有多方面影響和雷同是必然的，否則就不可謂博大精深了。對秦國影響主要在于墨家科技一派，墨家先進科技體現在秦國先進的管理、制作技術和兵事器械，物勒工名和標準化生產與弩機等即是如此。——盡管這是基于一種推理，還有待進一步證據證實。歷史知識屬于認知范疇，只能是或然性推理和概率知識（概率有大小），不可能有必然性知識，這里邊有許多不為人知的因素。但我們會以科學的精神和態度來對待這種知識，下一步無非是兩種方向：要么找出更多的證據條件，以提高認知的概率；要么找出關鍵性的充分證據，以增強其必然性強度。西方學者根據雕塑衣服的皺褶推測佛教健陀羅藝術受希臘雕塑影響，但你能說它有很強的必然性嗎（充分條件越少，必然性越強）？秦國技術是實在的，但目前也沒有明確證據證明秦國技術來自墨家以外。墨家也只有技術能被秦國使用，政治和倫理思想已被實事證明沒有被采納。雖然也有其他非墨家人員專注于技術，但墨家重城守，專注兵器技術方面可能也只有墨家有一大批人才。秦國廣納賢才，也不能說沒有墨者包括技術墨者去應賢吧。腹朜受秦惠文王禮遇，不可能墨者對秦國一無貢獻吧。也有可能墨家以技術為誘導，推薦墨家政治和倫理學說，但這個沒有成功，也不可能成功。墨家衰落關鍵在于尚同于天志和公義，政權合法性來自上帝（神權）和國民的雙重合法性，這是專制統治者不能允許的。君權神授容易被統治者盜用，但政權的國民合法性就沒有那么容易了，在三表法的檢驗下就更是如此了。墨家被當權者冷落和遺棄乃是必然，否則就跟儒家法家同流合污了。至于有沒有被打壓要看歷史考據。有一點是肯定的，墨家政治和理論學說不被當權者采納，但絕不妨礙他們利用墨家技術。這里面的情況就復雜了，有圖私利奉獻技術的，也有用技術作誘導推薦墨家政治和倫理思想的，甚至也有可能通過其他非墨者間接接受墨家兵器技術的。同理，也不排除可能有專制統治者間接利用墨家城守的戰時法典來強化非戰時的控制和統治。就像墨子之后，孟子、荀子、董仲舒等乃至程朱理學都有抄襲模仿墨子。——毛澤東主要吸收墨家的兵學思想，諸如軍事法典、軍事編制、軍事民主（召三老）、全民皆兵、堅壁清野、兵事貴速、聯防聯保、疏散老弱、戰時體制、戰時征用、戰時配給、軍民魚水情（吏卒民相和）、優待傷亡者和軍屬、文書管理、有備無患、將功贖罪、敢死隊、通信兵和傳令兵；消滅敵人有生力量、嚴懲內奸和瀆職、嚴懲擾亂軍心民心、統計人力資源、公布守備章程和法律（路口）、審令以行、法令有負，令行禁止、分職任事，各有其責、隨機應變、將有令旗，卒有徽章、功有錦旗、軍旗指揮藝術、不拿老百姓的什物，等等。墨家沒有這些兵學思想也成就不了墨守之嚴。秦國采用墨家技術推理成分多些，但毛澤東軍事思想跟墨子城守諸篇兵學思想諸多一致，受到墨守兵法啟發和吸收墨守兵法成分，應該是板上釘釘的實事。對于墨家倫理思想，他們是否吸收執行了，各人自有看法。至于基督教加爾文宗與墨教諸多雷同乃是基于宗教信仰以及由此而來的諸多一致。在中國政治史上的地位，除了大禹和周公，就是秦始皇和毛澤東，這兩位政治地位顯赫的人物吸收了部分墨學思想和精華，各自成就了他們的事業，確實說明墨學非同一般，博大精深，不是一般的“雜”。不管你從什么角度怎么評價他們，也不管你從什么角度怎么看待他們的事業。墨子之前，墨子能不遺，墨子之后，不能遺墨子。孫子兵法主要以動制動，墨守兵法主要以“靜”制動。只要能活用這兩部兵法，在政治上和組織上不輸于對手，在武器上差距不是太大，一般在戰爭中不會輸。其它古文明還沒有系統的兵學思想，更勿論能與之匹敵的了。儒家純是純，純得只剩下一套動物倫理：親親尊尊。哪個獅群，哪個猴群不搞親親尊尊呢？多少“仁”人“志”士終生就在這四字兩原則里打轉轉，浪費生命。

歷史人物受各自文化環境影響和左右，是有局限的。中國歷史人物包括近現代人物受儒家文化環境影響和左右乃是歷史必然，盡管后來儒家意識形態獨尊已經被推翻，但儒家文化遺毒一直存在。即便不在精英中存在，也在廣大庸民中存在，從而成為一股左右歷史潮流的環境和力量。對歷史人物的出現，出現什么樣的歷史人物，應該要反思到文化層面乃至思維方式文化上。儒家文化不可能誕生一個華盛頓，也決定了某個時代中國精英接受和引進哪些西方文化。例如，像魯迅這樣勇于反儒人士，一開始也對德國儒學尼采學說情有獨鐘。所以反思和反對儒家文化僅僅是中國文化恢復華夏天教傳統個上帝信仰的第一步。如果儒家文化能誕生華盛頓這樣的人物，就能接受景教和基督教，也不至于外來的佛教文化在中國如此成功，而景教和基督教在歷史中國消失得沒有一點痕跡。如果景教和基督教能在中國能夠保留下來，并發展，那么，墨教墨學也就不會至少在明面上銷聲匿跡。從理論上看，政治上和思想文化上大一統與國土疆域大一統，三者是根本不同的。但是，在古代民主政治沒有出現之前，國土疆域大一統，必然以政治大一統為條件。政治大一統，又必然要求思想文化大一統，否則不利于維護和鞏固統治秩序。哪家思想文化匹配政治和思想文化大一統，哪家就有很大的機會被選中。沒有哪個君主開明到如此程度，國土疆域大一統后，在政治上而又允許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所以，這給國土疆域大一統帶來了不好名聲，寧愿思想上有多樣性存在，也不愿意政治和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統。秦始皇和華盛頓都從事的是政治和國土疆域統一大業，但基于文化差異，結果卻截然相反。一個走向了秦漢思想文化專制，最終是儒法結合限制自身和一切思想文化發展；一個保留了思想多元和自由。

“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丑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得免于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營眾，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荀子 宥坐》）少正卯是有機會以同樣罪名誅殺孔子的。可惜太仁慈了。好人沒有實事證據不輕易治人于罪，也絕不會以言治罪，更不會誅心。這是一個深刻教訓：絕不能讓壞人管理好人。這里有個矛盾：當年若少正卯以同樣理由誅殺孔子，今天中國就沒有儒家之害；若少正卯搶先以言治罪誅殺孔子，則給后世留下不好的榜樣。古今一樣，孔子殺少正卯歸根結底還是因為利益。跟今天在視頻中為儒家辯護的那些販賣國學和修行的博主一樣，爭奪學生資源及其帶來的利益。可惜，除了騙吃騙喝比較行以外，不管從哪個方面，儒家獨尊2000多年，拿不出任何實事證據來證明自己，一個字，行！

人性偏私，需要克服，借助道德來軟性克服，借助國家和政府及其法律來強制克服。親親相隱作為道德來宣揚，不是鼓勵和褒揚虧人利己，不是鼓勵和教唆腐敗，是什么？從司法層面來講，親人犯罪，親屬有權保持沉默。但要認清司法容情和司法公正不能有沖突。只要不影響司法公正，親人犯罪，保持沉默基于人之親情考慮而有這個自然權利。問題理清并不難：一，親親相隱不是道德。不能作為道德去宣揚。否則就是鼓勵教唆腐敗。二，親人犯罪可以保持沉默，沒有揭發和舉證的強制。但你不能包庇諸如幫其隱匿、逃避、逃跑、作假證等等這些行為。也就是說，你可以無所作為讓事情擺在那里，任其自然發展。你包庇，除非被發現，沒辦法治你罪。一旦被發現，證據充足，就能治你包庇罪。父親偷別人的羊，兒子隱瞞不告（揭發和舉證）是基于親情原理而被法律允許的自然權利，但不是應該去鼓吹的道德，作為道德去鼓吹，就等于是去鼓勵和教唆人們虧人利己和腐敗。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很明確，這個“不同”已經不是儒家特別強調的身份屬性和意識的不同。前面已經有“君子”和“小人”主語。在孔子那里，君子明顯具有雙重屬性含義：權貴屬性和道德屬性（盡管孔子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也就是說，在孔子那里，唯有權貴是有道德，這個道德的身份屬性說明它（君子）還具有職業上高低貴賤含義。只有到了墨子那里君子才具有唯一的道德屬性，由《修身》這一重要論文可知。“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這里要特別注意，孔子和儒家的義除了一般的意見和主張以外，更多的是指禮義，經驗之道，禮制規范，形式道德，德行倫理。作為權貴的君子當然要重視義或禮義，禮異之，樂和之。權貴有自己的食邑，當然不需要操心自己的生存和物質利益。小人就沒有這個條件，謀利和精心計算利乃是必然的。如果一個從事生產的職業人，不明白自己的利益來源或利之所出乃是一個糊涂蛋，絕對會貧窮一生。干祿之學，學而優則仕。其實孔儒無產文人也是“喻于義”的，也是明白知道自己的利出于權力。這一點，他們從來沒有糊涂過。所以“喻于義，喻于利”委實跟道德沒有關系。從這里可以看出，孔子所謂的君子并非只剩下道德屬性。同時又進一步看出，“君子和而不同”之無斗無爭乃是一種表面假象，因為他們自身不直接參與利益爭奪。由此，我們進一步推理，“和而不同”實質上是指，和即和諧和平相處，不同就是具有不同的意見和主張。即一群人可以和諧和平相處而具有不同的觀點和主張。這就顯得片面了，現實意義已經不夠完整。一群人能和平和諧相處必然具有底線共識，即公義法，即一般的道德及其底線法律。應該確切地說，君子同而和，和亦有所不同。墨子反其道而行之，主張尚同，“舉公義，辟私怨”，“一同天下之義”。這個一同天下公義不是自上而下地統一思想，而是為了自下而上地達成共識，取得公義，以作為國家主權的根基、善惡是非的標準和良知共識。在墨子看來，國家主權或政權應該具有雙重合法性：上帝天志和人民公義。這也是客觀性的雙重保證。依三表法，自然而然地推出，人民公義與上帝天志是同一的，人民公義就是上帝公義。總之，這跟儒家重異輕同的思維模式有關，反之，則是抽象思維缺陷或能力不足。而這又體現了儒學的現象主義和現象思維的本質特色。這樣，體現在認知和因果性上，必然性強度弱，最弱的偶然性占據上風。反映在理論上，則是感覺主義、相對主義、主觀主義，神秘主義，甚至經驗論的懷疑主義；反映在實踐上，則是機會主義、專制主義、極端主義，神秘主義的修行方式。這從孔子的行為就可窺知一二。換一句話說，“君子和而不同”，無斗無爭，在理論上就是放棄基于邏輯語言的爭論和辯論。儒家也不可能參與語言辯論，沒有定義法，概念名詞無法明確界定含義，推理首先要有含義明確的概念名詞，其次要有基于類的歸納法和演繹法。沒有普遍定義法又是因為沒有抽象法，抽象法由“方不障”（墨子）或“除掉物質”（亞里士多德）發展出抽除抽象和抽出抽象二法。“君子敏于行，訥于言。”另一方面，放棄語言上的和平爭論和辯論，就會在行為上好斗，無休止地爭斗，甚至發動戰爭。孔子的一生，就是好攻，好斗，濫殺無辜和弱者的一生。沒有語言的爭辯，就有行動的爭斗；沒有爭斗的語言，就有斗爭的行動。

這又再一次強迫我想起孔子的自傳：“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直到死之將至，才體會到那點鐵籠子（禮矩）的“自由”。悲哀的一生。從未有過反思自由和安生立命的體驗，從未經歷過天人合一、超越生死，不知老死將至的人生勝境、圣經和化境。由此可見，孔子的一生是奴隸的一生，這正是他的人生理想寫照，因為他的理想就是奴隸道德的實現。儒生一以貫之地喜歡用大而空疏的肥言膘詞，諸如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我不知道他們知不知道，那個孟子就是中國的法利賽人，公開告密“皮羅多”，他的君父：墨子服從天上的父，不服從君父您這個地上的父。果不其然，獨尊儒術了，干祿就在其中了！楊墨“無君無父”，這投名狀做得太低級了！在孟某看來，墨子和楊朱都是不孝忠他可能之君父的自私自利者。“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草芥。”他想象自己處于君父臣子的干祿富貴之中。一旦這種想象不能成為現實，于是就憋出了一股“浩然正氣”：“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視天下如弊履，棄之而無憾”。無產文人好可悲啊！不由感嘆人生無味，生不逢時：君父啊！為什么不看到我那真誠的投名狀啊！儒學就是跪學，研究跪的學問，什么樣的跪姿標準，規范，合法，合理，好看，跪什么對象，某時某刻該跪誰。所以儒毒不除，跪學亦不除，精神軟骨病，精神頸椎病，精神分裂癥，精神跟屁蟲，精神蜘蛛，等等，各種怪病，魑魅魍魎都出來了。儒生最大的悲哀就在于，身在廬山而不知廬山真面目，儒學先天缺陷就是無法補足的思維文化的缺陷：非理性主義，一元世界觀，單純感性審美判斷力，與純粹理性沒有絲毫關聯，這就是儒家思維文化缺陷綜合征一切癥狀的病根。儒生一天到晚沉迷于空疏無當的名詞語句中，小和尚念經有口無心儀式般地宣教，你要問他這些名詞語句的真實含義，一個個就傻帽翻白眼了。

儒家哪個專制帝王不喜歡？秦始皇一開始對儒家蠻好的，還設五經博士，供養他們吃喝，畢竟他們主張孝忠君王，以為以此能長治久安，后來卻越來越發現儒家都是騙吃騙喝之徒，除了阿諛奉承，古言古服，尊孔以宣揚儒家獨尊和恢復宗法禮制以外，一無是處，一怒之下，焚儒書，坑儒生。乃至后來重用法家，也是為了對付尾大不掉的儒家，以毒攻毒。畢竟儒法一家，解鈴還須系鈴人。儒家也好，法家也罷，秦始皇不會去信仰哪一家，在他眼里都是技和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最終百家皆因儒家受牽連而被一律禁絕。儒家既然孝忠權力，秦始皇作為集權者，不可能不喜歡它。但是，在始皇看來，人只有君王-皇帝與臣民兩個等級，一切人都必須以君王-皇帝為中心，圍繞著他這個權力核心轉，為他服務，被他所用。儒生則要恢復宗法等級禮制，把人分為三六九等，這不符合始皇的想法，遭到他反對，然而，儒生卻一直在暗里對抗皇帝旨意，企圖恢復宗法禮制，當然越來越遭到始皇討厭和憎恨。儒生也是打自己無產文人的小九九，心想自己當不了皇帝，混個爵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對上忍氣吞聲，對下頤指氣使，多少也算是中高階層吧，食祿不用愁，還可以光宗耀祖。儒家個性大家都知道，見到權力，就像蒼蠅見到臭魚，趨之蠅蠅。死皮賴臉要往權力上湊，去諂媚討好，不管這個權力是合法的或非法的，也不管是正義的或非正義的。但是他們有一點很清楚且必須要堅持，即食祿利益不能少。他們絕不會輕易放棄事關自己食祿利益的政治主張比如宗法等級禮制，哪怕跟當權者搞翻也在所不辭，甚至鼓動百姓人民對抗王權，造反，暴亂，戰爭，推翻當權者。道德利己主義和道德利權主義是儒學本色，畢竟個人利益至上，自然也就會導致前者大于后者，后者為前者服務。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六》：“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眾去不報，徐巿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奸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訞言以亂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后。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于上郡。”由此可見：一來，“諸生皆誦法孔子”，說明當時儒生要尊孔，要獨尊儒家。——在秦始皇手上沒有實現的愿望，在漢武帝手上實現了，可以判定，搞獨尊決不是董仲舒一時一地的想法，而是自古以來的事，直到今天。非儒不是因為儒家理論上有多高明，而是因為其膚淺鄙陋還要搞獨尊絕異——然而，孔子繼承了西周宗法等級禮制，卻要反對封建分權制。二來，“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阬之咸陽”，說明坑儒也是儒生自己互相檢舉揭發和互相坑殺的，跟法家還沒有多大關系。法家最多使表現出反對儒家高獨尊和復古，即恢復宗法等級禮制。為了各自保命，儒生也顧不了那么多了，隱約可見“文革”時的人心形態。

儒家喜歡把自己的一切罪惡都歸給法家，似乎法家就是一個筐，什么都往里面裝。其實，法家是帝王專門治吏的技和用，跟治民關系不大。治民的技和用主要還是靠儒家，儒家宗法等級秩序深入民間，無處不在，連最簡陋的鄉村僻野都有宗廟祠堂，都供奉者天地君親師牌位。況且，法律也是從秦制的法家化逐漸轉化為儒家化的。從漢武帝獨尊絕異開始，中國掀起了一場空前絕后的轟轟烈烈的、持續數百年之久的法律儒家化運動，直到魏晉南北朝法律儒家化徹底完備。從此以后上至朝廷，下至鄉村僻野的宗族，全部以儒家經典的教義來制定和釋義法律，以儒家經典教義為標準來裁判司法，包括孔子主張的“聽訟無訟，片言折獄”這種極端的司法黑暗。再者，我們只要看看遍布大江南北的不計其數的所謂的忠孝節義牌坊，就知道法律和道德儒家化是多么徹底。——建議大家讀一讀瞿同祖先生的名著《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儒外法內，秦制是儒法共同建構的，儒法歷來一家。儒家想甩鍋一門法家，沒門！好兄弟實在不厚道呀！這般喪心病狂的儒家學者故意混淆視聽，陷無知百姓于錯覺之中，以為儒家以親親尊尊為原則的將人劃分為三六九等的仁義禮智信就是現代文明意義下的仁義禮智信而信從它。——否則，怎么叫外儒內法，儒表法里呢？表和外是指朝廷之外，里和內是指朝廷之內。對于廣大無權無勢的平民百姓而言，法家理論哪怕其理論學得再好于他們都沒有絲毫用處。它們拿法家理論能干什么？管制誰？科舉投名狀從不考察法家學說，唯一考察的就是儒家經典。這是明白的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