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本是入世的，但后世所稱的“漢學”“宋學”卻以“終日不出于軒序”（歐陽修《答吳充秀才書》）也即“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近人韓儒林）的“出世”為特色，今天則稱為“純學術”或“為學術而學術”。西哲康德的先驗美學中有超功利的“純粹美”與功利的“依存美”之分，這“依存美”，我認為正可對應入世的儒學。

出世的儒學和超功利的藝術當然是高端的社會需要，但入世的儒學和功利的藝術更是大眾的社會所需。

從孔子、孟子到韓愈、歐陽修至清代的浙東學派，經世致用始終是儒學的根本目標。儒學經典的學習、傳播，是為了實現“天下歸仁”的理想，其具體的學習方法便是《論語》所說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然后“知之則習之”“不知則不作”——意為看懂了便運用到自己的生活、工作實踐中去，看不懂的地方便暫時讓它去，不要鉆牛角尖。其具體的運用方法是《中庸》的“道不遠人”，從身邊的小事做起；《孟子》則說“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意為從身邊容易的事做起，積累起來，遠大而艱難的事業也就可以實現了。孟子又說：“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像孔子這樣偉大的人物，當他做倉庫保管員時，便努力做好出入的賬目。當他做畜牧飼養員時，便努力把牛羊養得茁壯——無論地位卑微還是顯赫，每一個人都做好了自己的本職工作，便都是對實現“天下歸仁”理想的貢獻。

正是因為基于這樣的學習方法和運用方法，所以，對每一個人都是“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從而，也就是“人皆可以為堯舜”了。

所謂“六經皆史”，所謂“士，事也”，“史”即“事”。所以儒家的經典文獻也好，儒家的各色人等也好，都在于社會建設的具體工作。離開了為社會做事，儒學便失去了入世的意義，迄至宋代，經世致用的儒士主要的精力在于為社會做事，“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對“純學術”的儒生雖有所反駁，但用力不大。而清代的浙東學派包括顏李學派、常州學派，他們的經世致用，主要的精力卻不再是為社會做事，而是在倡導經世致用，反駁“為學術而學術”的“漢學”和“宋學”——茲不贅，容后述。

“漢學”和“宋學”的名詞都是清人所起的。

“漢學”指始于漢代的儒家學派，主要指“經古文學派”，以鄭玄、馬融、劉歆、賈逵等為代表，其特點是埋首于書齋之中，扎扎實實地訓詁、考據、整理、輯佚儒家的經典。原來，經過秦火的焚劫，進入漢代，儒家的典籍所剩無幾，雖陸續有所發現，但亟須加以梳理傳疏，否則便難以使人明白其義。但由于“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家的解釋頗有曲解其義的，愈加令人“不明覺厲”。

歷魏晉、隋唐而宋元明，至乾嘉學派，這一學派達于集大成的登峰造極，體系的龐大，實開今天的學術研究之先聲。相比于經世致用的儒學“知之則習之，不知則不作”的學習方法和做事原則，一是“知之則疑之，不知求知之”，二是儒學的“道”在經典的文字之中，不在為社會做事的實踐之中。

什么叫“知之則疑之，不知求知之”？儒學經典中的某一句話，大家都這么認為的——應該不會這么簡單吧，一定另有高深含義吧？于是窮盡精力去懷疑它、推翻它，提出自己獨到的理解；大家都不明其義的，我更要鉆牛角尖，努力地去詮釋它，把它玄奧的精義研究出來——最終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他們自以為是得“道”了。當時后世的“學術界”也公認為是得“道”的典范，自然也就不必、事實上也沒有時間精力再去為社會做事了。不僅如此，更以這樣的“純學術”比之經世致用的“功利學術”足以代表儒學之“道”。

然而，歐陽修卻認為經世致用的儒學之于道，可以“何其用功少而至于至”；“漢學”之于道，用功于經典的言語文字，“愈勤愈力而愈不至”“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偽說（諸儒措其異說于其間）之偽《經》也”。蘇洵則表示：“（圣人之說）汩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圣人之旨見矣。”蘇軾更認為不過是“好為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

其實，宋人對“漢學”的批評，早在南北朝顏之推的《顏氏家訓》中便有反復提醒，如“空守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殆無一可”，又“圣人之書，所以設教。但明練經文，粗通注義，常使言行有得，亦足為人。何必仲尼居即須兩紙疏義？燕寢、講堂，亦復何在？以此得勝，寧有益乎？光陰可惜，譬諸逝水，當博覽機要，以濟功業。必能兼美，吾無間焉”。同樣是主張“學而時習”而質疑過度研究的意思。

至清代的乾嘉學派，“漢學”成為“儒學第一流的學問”，尤以開山閻百詩為典型，其子閻詠記其治學的方法說：“府君讀書，每于無字句處精思獨得，而辯才鋒穎，證據出入無方，當之者輒失據。常曰：‘讀書不尋源頭，雖得之，殊可危！’手一書至檢數十書相證，侍側者頭目為眩，而府君精神涌溢，眼爛如電，一義未析，反復窮思，饑不食，渴不飲，寒不衣，熱不扇，必得其解而后止。”他自己則說：“古人之事，應無不可考者，縱無正文，亦隱在書縫中，要須細心人一搜出耳。”窮四十年精力專注于治學研經，成《古文尚書疏證》考定古文為偽，被公認為經學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此后如戴震、惠棟、章太炎等，無不以板凳十年的不涉世事、窮研極討為儒學的正宗大道。如焦循治《周易》，閉關四十年，連親友間的慶賀、哀悼也一概視作“俗事”而摒絕，其專心致志于治學的精神可見一斑！

至于他們所取得的學術成果，第一個特點是龐大、高端、精深，第二個特點則是艱澀、難懂、無用。這里舉一個例子。章太炎早年宗浙東學派，投身革命，后來鉆進象牙塔，致力于經學和小學，世人所推崇的是他后期的學術，魯迅先生則極推其前半生的革命生涯，對他的“純學術”則表示“我讀不斷，當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時的青年，這樣的多得很”。其實何止“那時的青年”，就是今天專門研究章太炎學術的專家們恐怕大多也是如此。而令人震撼于章太炎學問之高大精深的，甚至不在于他皇皇的著述，而在于他分別以四個“乂”、四個“又”、四個“工”、四個“口”為四個女兒取名，差一點使她們嫁不出去。

如果說“漢學”的深奧使人看不懂，那么，同為“純學術”的“宋學”則使人做不到。

“宋學”有周敦頤、張載、程頤、程顥、朱熹、陸九淵等代表，對儒學的主張在天理性命。天理之說，近于今天所講的客觀規律，專稱“理學”，以程、朱為代表，即所謂“程朱理學”；性命之說，近于今天所講的主觀能動，專稱“心學”，以陸九淵為代表，合明代的王陽明為“陸王心學”。但一般“宋學”重在“理學”而不在“心學”。

歐陽修認為，天理性命，為“圣人之罕言”或“雖言而不究”的大道理，“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于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而“今之學者”舍“古圣賢所皇皇汲汲（可學可行）者”而去“窮圣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后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正是《中庸》“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的意思。比如說，什么是道？圣人說：你是倉庫保管員，就做好賬目；你是畜牧飼養員，就養好牛羊；你是朝廷的官員，就把仁政推行于全國——這些都是每一個相應的人等都做得到的。“宋學”家則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就像不掃庭除而掃天下一樣，你怎么著手？怎么做得到的呢！《孟子》認為：“位卑而言高，罪也。”大言不慚根本沒法做的豪言壯語，是犯罪的行為。章學誠《文史通義》則認為：“天人性命之學，不可以空言講也……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義理以為功，此宋學之所以見譏于大雅也。”

而綜觀“漢學”“宋學”的兩大“純學術”之儒學，相較于經世致用之儒學，誠如近人周予同先生在《經學史與經學之派別》中所說：“古文學（即漢學）以孔子為史學家，以六經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書，所以偏重于‘名物訓詁’，其特色為考證的，而其流弊為煩瑣。宋學以孔子為哲學家，以六經為孔子載道之具，所以偏重于心性氣理，其特點為玄想的，而其流弊為空疏。”這當然很對，卻沒有指出二者的共同之點，即都是隔離于社會現實的書齋中的學問。

“純學術”如首飾之于頭面，當文化的發展到達一定的階段，是完全需要的；但過了度，“滿頭珠翠”可能成為問題。我的這一比喻，是從三四十年前啟功先生對我所講的純藝術之于社會“如眉之于面，雖不可少而實無用也”而來的。眉毛較之其他四官雖然無所作用，但沒有了眉毛，這張臉又怎么能見人呢？“純學術”之于社會，正如適當的首飾之于頭面，雖非必需卻能增色。

就這樣，儒學由士人經世致用的事業，最后竟變成了學人囿于書齋中皓首以窮的學術。儒學這支箭，在歐陽修們，是用來射國計民生之的；在戴東原們，則是拿在手里翻來覆去地論證它是“好箭啊，好箭”的。

原標題：《學術，該“經世致用”還是該“出世與超功利” | 徐建融》

欄目主編：黃瑋 文字編輯：欒吟之

來源：作者：徐建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