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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1. “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

“天下國家”：是人們常說的概念，體現了古人對社會整體秩序的認知，將“天下”與“國家”視為相互關聯的整體。

“天下國家”是先秦時期的共識性概念。《尚書·泰誓》言“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將“天下”與“民”綁定，體現“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觀念；《大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八條目”，與孟子此句形成呼應，共同構建儒家“由己及天下”的邏輯閉環。

“恒言”表明“天下國家”是世人普遍認同的價值框架，暗含“個體—家—國家—天下”的整體性關聯，非孤立存在。

2. “天下之本在國”

天下的治理根基在于諸侯國（古代語境中的“國”），國家安定則天下太平。

《詩經·大雅·文王》“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強調國家（邦）的興衰直接關系天下命運——文王修德使周興盛，天下歸心；反之，《左傳·莊公十一年》“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說明國家失道則天下動蕩。

“天下”是更廣闊的政治共同體（如先秦的“九州”“四海”），而“國”（諸侯國）是治理天下的核心單元，國家穩固則天下秩序可立，國家失序則天下大亂。

《史記·高祖本紀》載劉邦入關中“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廢除秦苛政，使“秦民大喜”，漢朝以“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穩固國家，最終開創“文景之治”，天下安定；《新唐書·玄宗紀》載唐玄宗晚年怠政，任用奸佞，國家吏治腐敗，引發“安史之亂”，唐朝由盛轉衰，天下陷入藩鎮割據的混戰，印證“國亂則天下危”。

3. “國之本在家”

國家的穩固根基在于家族，家族和睦、倫理有序，才能為國家提供穩定的社會基礎。

《禮記·大學》“家齊而后國治”，明確家庭和睦是國家治理的前提；《孝經·廣揚名》“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順可移于長”，將家庭倫理（孝悌）延伸為國家倫理（忠順），體現“家國同構”的本質。

古代“國”以血緣宗族為基礎，家庭是國家的微觀模型，家庭倫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國家禮法的源頭，家庭不穩則人心離散，國家失去凝聚力。

4. “家之本在身”

家庭的根本又在于個人自身，只有每個人修身立德、端正品行，才能維系家庭倫理，進而推及國家與天下。

《論語·子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孔子強調個人品行對他人的示范作用；《中庸》“修身則道立”，指出修身是確立正道的根基。孟子此句將“身”作為終極起點，與儒家“反求諸己”的修養路徑一致。

家庭的和睦與倫理維系，根本在于個體的道德自覺——家長修身則家風正，成員修身則家庭和，故“身”是整個價值鏈條的核心。

《舊唐書·太宗本紀》載唐太宗“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注重自我反省，納諫修身，其家風（如對太子的教育）嚴謹，終成“貞觀之治”，家國同興；《明史·莊烈帝本紀》載崇禎剛愎自用，猜忌殺戮（如冤殺袁崇煥），修身失德導致“君臣離心”，家庭失和（如對皇子教育疏忽），最終國破家亡，印證“身不正則家和國亂”。

荀子《王制》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與孟子“天下之本在國”“民為貴”的民本思想一致；其“積善成德”的修身論，亦與“家之本在身”相通，共同強調個體修養的基礎性。

老子有言“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道德經》第五十四章此句與孟子邏輯高度契合，均主張從“身”出發推演至天下，但老子更強調“無為而治”，認為“修身”在于“守靜”“寡欲”，與儒家“積極修身、入世擔當”形成互補——前者重“自然秩序”，后者重“倫理秩序”，但起點均為“身”。

而韓非《五蠹》強調“法治”，認為“國之所以強者，政也”，忽視“家”與“身”的倫理基礎，主張“不務德而務法”。秦以法家治國，雖短期強兵富國，但因忽視民心與修身，“身（君主失德）—家（權貴亂政）—國（嚴刑峻法失民心）—天下（起義推翻）”鏈條斷裂，二世而亡，反證孟子“修身—齊家—治國”的合理性。

孟子的“天下國家”論述，最終指向“修身”這一核心：對個體而言修身是“誠意正心”的自我完善，如《論語》“吾日三省吾身”，通過克己、守禮、行仁，成為家庭的表率、社會的基石；對家庭而言，家長修身則家風正，如《顏氏家訓》“夫風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家庭倫理的根基在個體品德；對國家與天下而言，無數個體修身、家庭和睦，則國家有穩固的倫理基礎，進而實現“天下歸仁”。正如《中庸》所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修身達至“中和”，則天下國家的秩序自然生成。

孟子的智慧在于：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天下國家”的宏大敘事，始終需從“修身”這一微小卻根本的起點做起——個體立則家立，家立則國立，國立則天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