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接到一個自稱南陽市公安局網安支隊的來電，問我是不是有一個“方城故事”的公眾號？說是對重點自媒體進行登記。

這不禁讓我油然生起“今夕何夕”之嘆！

我是有過這樣一個號。

那還是五年前的此時此刻，也是農歷十月一前夜。寒風乍起，涼意侵背，極易讓人打個寒顫遙思故鄉故人的時節，獨自在北京寓所記下了一些感時傷懷的文字——也于是有了一個叫“方城故事”的公眾號。

當時想法，就是在這無聊至極的大時代，權當自言自語，自我調劑一下盛世繁華之下的枯燥乏味——只是定位于方城人講方城事，當然也都是普通人的陳谷子爛芝麻——“不以引人關注為目的，但求不刪不封為底線”。

倏忽之間，整整五年過去了。其實“方城故事”存在的時間滿打滿算也不過一年多，好像就是在疫情頭一年的封閉中，記錄的故事并不多，被刪被封卻不少，以至于“方城故事”也變成了“新方城故事”、“新新方城故事”、“新新新方城故事”……最后還是徹底終結于“方城故事7”了。

今天又到十月一，也又趕上人在江湖、不得返鄉的無奈。重發這篇舊文，也算給逝去的“方城故事”燒紙了。順便問一聲，除了老家的網警之外，還有老家的讀者記得“方城故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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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愛自己的家鄉，我也如此。作為一個長年在外漂泊的方城人，盡管也多少走過一些地方，但還是覺得，小小的方城最好。

不過小時候的記憶里，方城可不小。至少，看街道都是很寬，很長。

比如說，從西小口往北，去八中那條路，那可是我上學的必經之路。有一次回去，又特意從那里走了一趟，兩旁還是那些房子，路上走的似乎還是那些人，可是看著，這路怎么就那么窄，那么短，兩旁的房子那么低矮呢？

景物似乎依舊，卻又跟小時候的印象分明不同，讓人頗有幾分“看山不是山”的恍惚。想來想去，只能是一個原因，那就是自己小時候個子太低了！

個子低，自然視野小，看什么都是大的。同樣的東西再用現在的視角去看，于是小時候高大上的印象就被壓縮了幾圈吧。

上小學是在四校。現在都沒這個學校了，知道的人自然也不多。就在西小口的西邊，老軸承廠對面，有一個長長的胡同，方城都叫“過道兒”，走進去便是——以前走那“四校過道兒”也不覺得有多窄啊，我還能拉著架子車過呢。可是現在再走進去，長倒是沒那么長了，卻讓人頓時有了杜甫“逼仄何逼仄”的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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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在四校上，是因為我家就在四校院里住。

六十年代，我爸從部隊轉業到方城，住的一直都是房管所的公房。那都是土改時候沒收地主資本家的——現在歷史教科書里只有“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了，其實那是指的農村。城里面，應該主要就是“打土豪分房子”了。就是給地主資本家只留下夠他們自己住的房子，其余的，他們擁有的那些大量的多余的房子，就被收歸國有了，然后由政府平均分配給城市里“上無片瓦，下無立錐”的窮人——這在今天大城市里買不起房的年輕人聽來，似乎都是遙不可及的傳說，其實，也就發生在幾十年前。

方城雖然只是一個小縣城，但那也是有地主資本家的，土改沒收的房子也不少。前些年，我有一次還去城南老五金廠南邊、舊城墻路口那里，看一位我爸的老朋友，他原來當過縣教育局長的。這里就不用說這位長輩的名字了。他就告訴我，他并不是方城本地人，是解放前母親帶著他要飯流落到方城，然后趕上解放了，土改了，就給他們孤兒寡母分了房子——直到現在他們家還在那里住。

土改當然會剩一些沒分完的，那就成了房管所的公房了，以很低廉的價格對外出租。四校院里就有這種公房。我們家那時候住的是西屋三間瓦房，一個月房租記得好像一塊多錢吧。只要有住房保障，誰還去考慮它私房還是公房啊。我們就一直在那兒住了二十多年。不過到了八十年代末，又給地主資本家落實政策，好多土改時期沒收的房子又都退給人家了。于是我們就沒“公房”可住了，這才從四校院里搬走。

以前覺得四校院很大——現在想想其實也就是一個總共十幾個教室的小學校嘛，又能有多大！無非還是自己那時候個子小看什么都大的緣故——中間是個“大”操場，一圈的房子，有教室，老師住房，還有一些普通的居民住家戶。學校連個大門都沒有，要放到現在，那自然是不可想象的了。

我家斜對門兒就是一年級的教室。有一年剛開學，天還很冷，我爸在單位隔離審查，不讓回家。后來工資也停發了，家里沒有了經濟來源，我媽就得出去干“小工兒”養家。好像最多的就是去建筑工地上“掂泥巴兜”，我還跟著去過，但也不能干活兒總帶著一個小孩呀。于是最多的時候，就把我一個人撇在家里。好在家在學校院里，我就常常搬個小凳子，坐在對面一年級的教室門口看人家上課玩。

一年級班主任趙老師是個脾氣很好的老太太。語文算術兩門課，都是她一人教的。記得一年級語文課本第一頁印的是個毛主席像，就是毛主席紀念堂北大廳里，毛主席坐在沙發上的那個漢白玉雕像。那好像是毛主席逝世的第二年，應該毛主席紀念堂剛建好，所以小學一年級的語文課本上就有了這個像。趙老師就講了毛主席坐在沙發上，然后問大家，毛主席是坐在哪里呀？但是那時候誰見過沙發呀，聽都沒聽過，一年級的小學生剛聽過也記不住，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答。這時候一個小姑娘就舉手說她知道——我就伸著頭從門口往教室里看，很想看看是誰懂得這么多，這當然是很令我羨慕的。

趙老師就說，宋XX，你給同學們說說毛主席坐在哪兒？這個女同學的名字我現在還記著，因為印象太深了嘛！她就站起來，大聲回答，毛主席坐在沙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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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女同學是西關吊橋那一片的。后來長大了就很漂亮，個子也高。得有好多年都沒見過她了，結果前些年有一回過年的時候，竟然在方城的大街上碰到她了，好像說是在南方工作。多年沒見，我當時一見她立馬就想起了小時候那事兒，就很想問問她，你還記得毛主席坐在哪兒嗎？不過她帶著兒子，就忍住了沒好意思問。她兒子得有一二十歲的樣子了，已經大小伙子了，比她個子還高，估計是她結婚早。在這方面，漂亮的女同學一般都比較積極的。

趙老師人好。下雨下雪的時候，看我還坐在教室門口，她就讓我搬著小凳子進教室，反正那時候的教室里也能坐下嘛，總共就四十多個學生。后來我就一直坐在人家教室里聽課了，然后到了期末考試的時候，也給我發了語文算術兩張卷子，讓我跟著一起做做試試。結果竟然是全班第一名。于是二年級開學的時候，趙老師就對我媽說，就讓我跟著她上學吧。反正在家也沒人帶，我就這樣開始上學了。嚴格說來，我沒有上過一年級。這輩子到現在還沒什么值得顯擺的事兒，如果有，這應該算一個吧。

我在四校上到小學畢業，從來沒交過學費。那時學費其實很低，也就一兩塊錢。學校的老師都認識我爸媽，本來就在一個院子里嘛，知根知底的互相都很熟悉。他們知道我家的情況，就用這種減免學費的方式來表示同情和幫助——我爸隔離審查一兩年后，就被關進看守所了——他是“四人幫”，因為不寫檢查后來判了三年刑。好多人都知道他這個外貿局長是解放前參加革命的老干部，無非就是支持了杜春堂他們那些年輕的造反派，毛主席都逝世了他還拐不過來彎兒，但這在普通老百姓的認知中，也并沒有認為這是什么不對的事兒，只是替他“虧”。所以同情他的人還是很多的，都說，老陳是吃了脾氣犟的虧了——現在我也成了老陳了，還是愛管蛋閑事。

四校的老師大都對我很好，但現在也都記不起來名字了。除了趙老師這個瘦小的老太太，這算是我的啟蒙老師了。還有一個劉老師，也是女老師，當過我后來的班主任，我都忘了她是教語文還是教數學了，只記得她愛人是城關醫院當時很有名的一個兒科醫生，好像姓王，還給我看過病。另外還記得秦校長，一個黑胖的和藹的總喜歡假裝嚇唬學生的老頭兒。還有耿老師，四校唯一的音樂老師，一架上音樂課用的腳踏風琴就在她屋里放著，哪個班級上音樂課還得從她那里抬到教室。耿老師帶著女兒就住在四校，她們家應該天生的有藝術基因，她女兒叫耿蕾，我上八中時又成了我們初中的音樂老師。耿老師有一個弟弟，就是現在河南電視臺“梨園春”里經常出來做評委的那個耿玉卿。那時候是豫劇團的導演，算是方城縣文化戰線揪出來的“四人幫”了，跟我爸一條線的人，也在看守所里關著，耿老師本來就與我爸媽熟悉，現在家里都出了“四人幫”，自然是同病相憐了。

四校的老師能記起來的也就是這幾位了，她們沒有因為我爸“下臺”了，就讓幼時的我去體味什么世態炎涼。按現在的話說，就是沒有給我的童年留下什么陰影。也不知道她們現在還在不在了，印象中，那時候都已經五十出頭的年紀了吧，這一晃，又已經四十多年了。

當然也有個別老師給我留下的印象很差。記得就有一個姓梅的男老師，他家在西關印刷廠后面住，他并沒有教過我，卻對我從來沒有過好臉色。還在學生中講我爸是現行反革命，犯了多大的罪。有一個姓劉的同學聽了他的話，就跑我面前說我爸是國民黨軍官，所以住監獄了。這在當時感覺那是多大的侮辱啊，我就哭著跟他打了一架！——我小時候可是臉皮很薄的，一跟生人說話都會臉紅，那是第一次同人打架。其實打了之后就覺得打架也就那樣，也不在于得有多大勁，心里不怕敢于下手就行了。那同學他媽就是四校對面軸承廠上班的，知道這件事兒后，還專門領著他去我家賠不是。唉，想想那時候的人，還是真值得懷念的。那個同學我們后來挺不錯的，他不在方城工作，大概零八年的時候，我們還見過一次。雖然沒聊多久，但是能感覺到那種老同學的親近。

整個小學階段，我都學習不錯，表現也好。當然也不敢表現不好，因為家就在學校院里，表現不好家里隨時就會知道的。那時還經常被學校挑出去參加什么比賽，包括每年學校選節目參加全縣六一兒童節的匯演時，也是年年被選上。

記得有一年六一，應該是三年級時候，耿老師給我排練的節目是打快板書，發給我一對竹板拿回家，我就天天早上起來練。后來在縣禮堂演出后，還被挑去縣廣播站的播音室里又打了一遍快板錄音，在廣播上放了好幾天呢。沒多久，我爸從看守所里還托人捎出來信，說他聽到廣播里我表演的節目了。我心里就很高興，那時候已經很長時間都沒見過他了。

當時老看守所在大口南邊，彈花坑（這個水塘現在也沒有了）的東頭，離我家其實不遠。我就從四校后門去沿著彈花坑跑到老看守所那黑灰色的高墻外，等沒有人從那里路過的時候，大聲地喊我爸，想象著墻里面的他能夠聽見。后來他出獄后，我也一直沒好意思問，是不是聽到過我喊他？當然現在想問也問不成了，他已經去世15年了。

以前的事兒現在回想起來很有意思。即便在當時可能覺得很讓人難過的，但真的過去之后，也大多成了釋然一笑。比方說，長征那可是死里逃生的事兒吧？但你看那些老紅軍回憶長征路上受的那些罪時，有誰是哭著說的？不都是很自然很自如，甚至還有點很幸運很幸福的那種感覺？苦難，不見得必須痛苦。只不過小地方，小人物的這些事兒，自然不會有人知道，也不會留下什么歷史記錄，即便偶爾被人記錄了，又總是被記錄者給代表，按記錄者的意思去解讀。

今年國慶期間我回方城，跟幾個與文化寫作有關的朋友聚在一塊兒，聽他們說方城又編了新縣志。以前八十年代就出過一本方城縣志，我看過，現在家里還放了一本，就是完全模仿“偉光正”的，很字正腔圓的那種風格。從近代以來，一年一年羅列了一些材料數字，越往后，越寫得亦步亦趨，自然跟我們聽老一輩講的不太一樣。據說這次編的，就是接著那本縣志的后續。那自然是一部方城的改開時代輝煌史了。雖然不知道是不是七十大慶的獻禮，但大致也能想象出來是什么模樣。

于是我就想，雖然歷史總是由官方去修訂的，但那種所謂的正面講述和宏大敘事也往往都不全面。何況很多記錄，只要你立論在先時，本身就會導致無可避免的局限。不然毛主席也不會講，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了。所幸現在文化或文字這種東西，已不能任由一部分人所掌握所壟斷了，那么如果普通老百姓愿意從自己的視角，把我們自己看到的，聽到的，用我們自己的方式去記錄下來，又何嘗不是歷史？至少，也是一種歷史的拾遺或補缺吧。自古以來的假語村言，坊談巷議，就不見得不是真歷史。無非是沒有了官方的加持，于是就有些人信，有些人不信。或者需要去挑揀，去加以判斷罷了。

作為一個方城人，記錄一點有關方城的所見所聞所思的自信，我還是有的。而且咱也無所謂“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只是定位于方城人講方城事，自然也沒有什么大事，都是一點普通人的些微小事兒罷了，想來也不會如我以前所作的那些文字一樣，不是刪就是封，總是見不得天日吧。于是在這無聊至極的大時代，開辟這么一塊“方城故事”的小自留地，權當自言自語，自我調劑一下盛世繁華之下的枯燥乏味。不以引人關注為目的，但求不刪不封為底線。如果有方城的認識不認識的朋友偶爾看到，恰好又對這些事兒略知一二，那么透過文字哂然一笑，也就頗有無意插柳的意思了。

不過現在確實惰性太大，雖有了這些念頭，卻又總懶得去做。直到今天晚上，剛剛從木樨園那邊匆匆往回趕路時，看到路口有人在燒紙，這才想起，明天就是農歷十月初一了。十月一，送寒衣，上墳燒紙憶故人。如果在方城，明天早上就該吃餃子了。

于是在晃晃悠悠的公交車上，閉目之間，眼前又浮起了那些深深淺淺的舊時印象。回到居所，信手記下——既然不能回老家給遠逝者上墳，那就用這些文字遙寄思緒吧。

正好，也給我的“方城故事”開一個頭兒。

2019.10.27.

農歷十月一前夜

于北京蘇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