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九年前的今天，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在密歇根州的住所中逝世，享年95歲。

1993年，諾斯和當時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羅伯特·福格爾博士共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因為它們建立了包括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在內的制度變遷理論，并用經濟史的新理論及數理工具重新詮釋過去的經濟發展過程。”在《新經濟史革命》這本書里，作者隋福民也對此做了重點介紹及評價。

不妨一起讀讀下文，重溫諾斯對產權制度的貢獻。

新經濟史革命

作者：隋福民

出版時間：2024年9月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新民說

現代經濟學建立在歐美市場經濟之上，在一百多年的時間里，沒有發生顯著的制度變化，因此經濟學研究早已習慣將制度默認為不變因素。當把這個理論體系套用在歐美以外的國家時，就出現了無法解釋的矛盾。很多國家還處于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中途，經濟活動的環境條件與歐美市場經濟體存在明顯差異，轉型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等新的分支由此應運而生。它們的共同點是將所研究的國家的歷史和制度作為主線，借助經濟學研究工具和方法，對這些國家的經濟現象做出更準確的解釋和預測。這類研究勢必橫跨經濟學研究和歷史研究，既為經濟學拓寬了歷史視野，也讓經濟史的研究更加科學。隋福民《新經濟史革命：計量學派和新制度學派》總結了20世紀下半段經濟史研究方法，重點介紹了福格爾的歷史計量經濟學研究和諾斯的新制度經濟學這兩大重要流派，對代表性經濟學者及其成果做了深入講解，點評了優點和不足。

諾斯是新制度經濟學的旗手，并因此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致力于超越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把制度、組織等分析對象充實到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用這個一般化的分析范式來解釋歐洲社會發展過程，從而達到歷史和邏輯的統一。最能代表諾斯學術思想的是三本著作。作者細致全面地介紹了諾斯對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的不斷完善過程。

在《西方世界的興起》里，諾斯把不同類型的交易成本引入到經濟史研究中，并最終用于解釋制度和組織的建立和變遷。諾斯由此得出一個不同凡響的觀點，是制度而不是技術，對經濟增長起了決定性作用。

諾斯在華盛頓大學講課時接到一個電話，通知他獲得了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諾斯起初關注的主要是產權制度。諾斯通過歷史分析認為創新、規模經濟、教育、資本積累等并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真正的增長動力來源于制度變遷。但他過于局限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時代背景的“馬爾薩斯陷阱”，與其他學者提出的更復雜的解釋，基于產權制度的解釋顯得缺少說服力。為了回答為什么有些國家無法形成有效的產權制度，諾斯進一步研究了制度變遷的機理。

創建和實施所有權是政府的權力，由于彼此沖突的權力制約，這個過程非常緩慢和曲折。為了應對政府的當下財政需求，那種促進長期經濟增長的產權制度可能不易建立。所以，要解釋制度變遷，諾斯就需要提出有關政府或國家的理論。在《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里，諾斯構造了統治者福利或效應最大化的國家模型。從歷史上看，在使統治者和他的官僚集團的租金最大化的產權制度與降低交易費用和促進經濟增長的產權制度之間，存在著持久的沖突和矛盾的行動，導致了國家的興衰。在這個模型中，國家面臨競爭約束和交易成本約束。在第一種約束下，統治者將避免觸犯利益集團，而無視它對效率的影響。在第二種約束下，由于交易成本過高會減少稅收，國家建立有效的產權制度的決心不大。因此，國家有可能通過建立好的制度而使產出最大化，經濟獲得增長，也有可能為了租金最大化而使壞的制度得以實行，阻礙了經濟增長。諾斯得出一個結論，即國家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又是人為造成經濟衰退的根源。

諾斯的另一個創造是意識形態理論。他認為意識形態是指人們用于解釋周圍世界和指導其判斷和行動的一套主觀信念。人們的決策實際上依靠的是有限理性，而且受到信念影響。信念有三個特點，一是人們通過它認識了所處的環境，并被一種世界觀導引，從而使決策過程簡單明了。二是信念與道德倫理相互交織在一起。三是當人們的經驗與其想法不符時，就會改變其信念去試圖發展一套更適合于其經驗的新的信念。信念的變化和更新需要一定的知識積累和個人經驗的累加。當人們改變對制度公平性的看法時，就會導致信念的變化。

諾斯在《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進一步探討了制度路徑依賴，但是沒有給出解決方案。筆者認為諾斯的國家模型仍存在不足，首先，國家只是權力組織的一種，還有群落、社區、地方政府等形式，它們的組織結構和運作是不同的。另外，國家的形態也并非一種。筆者贊同用信念解釋人們不符合理性人假設的行為，建立一個社會信念理論是非常必要的。現實的經濟變化的發生不僅是因為相對價格的變動，而且是因為不斷演變的信念，使得個人和集體對自身地位的公平性產生相互對立的觀點，并使他們按照這些觀點而行動。

國家體制的不同演化路徑深嵌在各民族國家的歷史中，而且信念深受宗教和主要社會思潮的影響。在嵌入數據要素的生產函數模型里，技術是數據要素加工后的成果，包括科學、技術和管理（管理技能、商業模式等 ），而組織制度（國家、政府、產權、信念等）是另一個重要因素。在這個意義上，數據要素的加工與組織制度都會促進經濟發展，而且二者相輔相成。如果采用行為經濟學概念，并將諾斯的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拓展為權力組織理論和社會信念理論，或許能夠更準確分析制度變遷帶來的各種成本，構建一個解釋各國經濟發展路徑的通用理論。

（本文首次刊發在《21世紀經濟報道》）

新經濟史革命

作者：隋福民

出版時間：2024年9月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新民說

作者簡介：

隋福民，遼寧阜新人，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現代經濟史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國經濟史學會秘書長，中國農業歷史學會農學思想與“齊民要術”研究會副會長，當代農史專業委員會副會長。主要研究方向為近現代中國農村經濟、世界經濟史以及經濟史研究方法論等。

內容簡介：

美國新經濟史革命包括20世紀50-70年代計量學派誕生階段和70年代開始的新制度學派興起階段。

本書旨在研究新經濟史革命發生的背景、過程以及代表學者羅伯特·福格爾、道格拉斯·諾斯的代表作，以剖析這場革命所帶來的新研究方法：反事實度量法、間接計量法等，回答這些研究方法在經濟史學中處在什么地位以及如何看待這些研究方法。在此基礎上，簡要探討新經濟史研究方法對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影響，以及應用于中國經濟史研究時要注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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