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有個視頻在互聯網上走紅。故事背景是，兩個帽子叔叔出警解決一起疑似校園霸凌的打人事件，對一個12歲的高年級學生拳打腳踢。

當然還有一些背景，比如這個被打的孩子，在學校里疑似一直欺負別人，這次也是三年級的孩子被打之后，別人報了警。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說，被打的學生，有點像是校霸。但是我們沒有更多證據來論證，所以就脫離這個事件來討論一下。

如果校霸打人，那么你支持“以暴制暴”式的措施嗎？我想，這是符合這個事件的核心的一個討論。

我感覺，以暴制暴的內核，還是霸凌的一種。比如這里的大人打小孩，那核心還是恃強凌弱。從本質上來說，這個和大孩子打小孩子，沒有任何區別。類似的案例不止一個。比如湖北經視欄目《經視直播》11月20日發布的一則評論里提到，一個6歲的孩子在幼兒園被老師號令全班學生輪流扇耳光，事情的起源是，這個孩子打了班上兩個特殊的孩子，一個不會說話，一個戴著人工耳蝸。在這則評論里，主播說“這是用師者的強，用集體力量的強，對抗個體的弱”。那從這個角度來說，這算不算霸凌的一種呢？

對于霸凌的解決辦法和懲戒措施，我想不是只有以暴制暴這種下策。

以暴制暴，雖然在有時候有一些震懾效果，但最終還是在霸凌別人，而且違反法律，損害了別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我們之所以把校園霸凌，更多放在教育的方面講，還是對于教育能夠在校園霸凌中發揮作用，抱有希望。即便教育很難發揮作用，我們還有法律的手段來處置校園霸凌。

2020年12月26日通過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中，第一條就是對《刑法》第十七條的補充修改，其中將刑事責任的承擔年齡，在有限條件前提下，降到12歲。即“已滿十二周歲不滿十四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情節惡劣，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我們不可否認，確實有一些孩子，是很多人所稱的“超雄綜合征”，或者有一些天然的反社會人格。但是，更多的孩子，自己成為什么樣，是基于成長環境、基于家庭環境和個人經歷，后天的教育、學習和生活，會深度形塑一個人的性格、處事方式。今天，我們在討論懲治校霸的方式，如果我們用暴力來對抗暴力，那無異于是一種新的欺凌。今天一個孩子通過用暴力反抗另一個大孩子的欺凌，被別的孩子認作老大。那明天，這個成為新老大的孩子，又會不會用其他方式來欺負更小的孩子呢？顯然，以暴制暴這種事情不可取。

鼓勵以暴制暴，恰恰是最無能的表現。實際上，教育有很多方式能夠幫助孩子認識到錯誤，同時，社會和家庭也有很多能做的事情，比如給孩子更多的關愛和引導、拒絕忽視和指責、暴力沖突，拒絕溺愛、寵溺等等。教導一個孩子能夠明是非、懂法律、講道德，可不是打一頓就能解決的事情。